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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报纸贯彻企业化经营的方针。到了20 世纪50年代中期后，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取代了兼有商品属性的报纸的“双重属性”。到了“文革”十年动乱，更是将报纸推到难以“成行成市”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三大改造”完成、反右前夕，是报纸企业化经营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央管理部门就强调报纸要走企业化经营的道路。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提出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提议，要求“条件好的公营报纸争取自给”，“多登有益广告”。
1950年，中宣部发布了《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明确指出：“企业化经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的。”
国家层面之所以允许报纸开展“企业化经营”，是因为当时报纸经营处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三大改造”之前，中国是多元化的经济。这种经济基础，也对意识形态和报纸经营产生影响。当时还有民营报纸，不仅有过去留下来的，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创办的。此外，也与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要求报纸尽量争取自负盈亏。许多报纸都重视建立经营的队伍，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比如成立公司，设立“经理”职位。
“三大改造”完成，尤其是反右斗争之后报纸的属性：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反对报纸的商品属性。
经济政策：变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国家统收统支。赚了钱，利润全上交，需要钱用时再向国家申请。经营部门按事业行政设置：取消“公司”“经理”的提法，设科室、处室，相应设“科长”“处长”。民营报纸也消失了，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还由于在“三大改造”中私人企业都公私合营了。毫无疑问，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属性的报纸企业更不能民营。
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无限制夸大报纸的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在反右之后，报纸的商品属性受到批判，坚持“商品属性”的学者有的还成了右派。
后果：报纸经营不好对经营者没有切肤之痛，影响报业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不只是报纸经营发生了问题，报纸内容也出现了偏差。最为突出的就是虚假浮夸报道盛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粮食“放卫星”的假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一违背常识的社论赫然出现在党报的重要版面上。
“文革”时期，传媒业出现了有“报”无“业”的萧条状态。绝大多数的报刊被关闭，不只是没有报纸“产业”，连报纸“行业”都称不上，不能成行成市了。
1966年8月22 日，上海的著名晚报《新民晚报》停刊。同样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办在广东的《羊城晚报》也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被迫停刊。1968 年9 月1日，被“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在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抛出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给一些报纸扣上了“造谣、放毒”的罪名。到了1968年底，国家一级且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仅剩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四家，各省（市）只保留了一家机关报。
广告全停了，报刊不讲时效、不讲质量，不讲竞争，也无竞争可言。
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国家，其传媒业自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控制中国舆论大权的是“四人帮”。“四人帮”的政治目的就是篡党夺权，他们通过舆论搅乱政局，浑水摸鱼。
“文革”时期，办报摈弃了新闻的真实性，强调“事实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服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办报遵循的原则是“对口径”。当时的“对口径”也就是各省（市）的地方报纸所刊载的内容必须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观点接轨，达成口径一致。“文革”后期，“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登场，于是又有了“地方报抄中央大报，中央大报抄梁效”的说法。仅有四个版的报纸，登载的文章又长又空洞，虚假报道连篇。当时的文风归纳起来就是“假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