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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播音学这个新兴学科的研究，自其在国内的萌芽、发展直至近年来不断完善的整个过程中，就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和述评。张颂曾在《声屏世界》寄语有志于播音主持研究的年轻学者，要增强学术勇气，站在历史和现状的肩膀上丰实专业学理
；姚喜双在《语文建设》从播音主持创作的角度对21世纪以后的播音主持艺术发展提出展望
；陆锡初在《现代传播》对20年来中国主持人节目研究的学术思想作出透视
。但综观关于播音主持各类的文献，采用文献学方法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行分析的报告还较少。作为一种尝试，笔者对2000—2007年发表的关于播音主持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探究21世纪以来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态势。
本阶段所选取的文献来源于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条件为：关键词“播音”＋“主持”；搜索年限为2000—2007年；范围为“核心期刊”。搜索记录显示一共148条，其中能搜索到全文的学术论文共计85篇。使用文献分析法对这85篇学术论文进行分类和分析讨论，研究论文的内容属类及专业背景，并且使用Excel等统计分析软件对所研究文献的一些特征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按年份对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从2000年开始，截至2007年，关于播音主持学术文献的数量呈曲折上升状，其中2004年和2007年总发文量最高，达到19篇，论文发表平均增长率为20.3％。（见图1-1）这说明21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播音主持的研究态势总体比较积极活跃。
图1-1 按年份统计文献数量
播音主持研究者通过教学、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对学科的发展有所影响，而他们的背景也代表性地说明了本学科的一些特征。
观察文献作者的单位可以发现，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从事播音主持研究的学者多数来自高等院校、电视台、电台、广电行政管理机构等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其中高等院校的研究者一直占据50％以上。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占主要地位。（见图1-2）
图1-2 2000—2007年作者单位分布
如果把2000—2007年这8年分为2000—2003年和2004—2007年两个阶段来对比，考查两个阶段各个单位的作者数占总文献作者数的比例关系，可以发现，相对前一阶段，后一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其他院校作者呈大比例增长。其他院校的文献作者在2004年仅占总数的5.2％，到2007年占到了总数的52.6％。各院校参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这与2000年后全国开办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增多有关。
第二阶段的另一变化是开始出现院校与业界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是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理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增强。但是以这种合作形式出现的研究只有少数，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多鼓励这种学界与业界的合作形式，让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
在对作者单位背景的分析中，我们还能看出，就业界的研究者来说，电视台的学术研究要比电台的踊跃。电视台在每年的文献统计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电台相对不稳定，而且文献数量不多。这与21世纪以来电视产业的兴旺有关。虽然广播被称为“弱势媒体”，但是对于广播播音主持的研究来说，其实还有很多待挖掘和研究的空间。
根据2000年至2007年的文献呈现的特点，发现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以中国播音学的理论体系为参照，集中在播音主持活动的不同阶段和特征方面的研究，根据以上特点，对播音主持研究文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四个领域：播音主持学科建设、语言传播发声、播音主持创作与表达、播音主持业务。从文献分类和统计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我国的播音主持研究涉及面广，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很好的丰富和补充。（见表1-1）从各类文献逐年统计的结果来看，研究者偏重于播音主持业务的研究，其中以主持业务实践的研究为主。相反，语言传播发声的研究始终是四大类别中数量最少的一类，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示出滞后状态。关于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07年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研究。（见图1-3）
表1-1 播音主持研究的文献分类及各类文献数量统计
图1-3 文献分类年度统计
21世纪以前，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关于“播音是否有学”、“播音”与“主持”的概念之争、“播音涵盖说”、“播音腔”、“说新闻”等问题的讨论。2000—2007年，播音史论的研究没有大的进展，专业发展及教育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1）播音史论。
关于播音史论的研究，是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张颂教授就在《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中说到，“我国的播音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领域，在历史分期、阶段特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等方面有待于从学科体系、整体风貌、分类论述等重大问题上作出分析”
。在此后的八年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在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只有两篇。尽管播音史论的研究比较冷清，但是仍有学者为此呼吁奔走。杨涛教授指出，播音主持音像资料的采集整理是中国播音学丰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拯救这批播音主持的历史资料是整个播音主持界的历史责任。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裴蕾结合自己的播音主持实践和教学实践，感悟到中国播音学该与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紧密相连。
（2）理论建设。
在关于播音主持的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对于“播音”与“主持”的概念讨论仍在继续。有学者认为，主持人和播音员既是广播电视宣传前沿的新闻工作者，又都是语言艺术工作者，他们各有各的业务范围，各有各的业务特点，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进入21世纪后，如何拓宽各自的业务范围，提高自己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能力是摆在所有主持人、播音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还有学者指出，播音学在理论的译介（汉译英）方面，显得十分滞后，目前尚无一本系统阐述播音理论的译著（汉译英）出版，这与播音学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相称的。他认为要把中国播音学的译介推向世界，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中国播音学中英术语对照体系。
对于播音主持学科理论建设，曾致认为，在应用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学科里，播音主持艺术有许多学理层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化和精细；在位于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始端的应用过程还缺少规律的指引；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播音主持创作还需要理论的创新和提升。
在文献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在21世纪之后提出的新命题，就是播音主持与文化的关系。张政法撰文说，播音主持工作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文化表现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建构力。
还有文章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文化影响力提出思考，曾志华教授在文章中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的提出，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对主持人文化身份的指认，二是对主持人职业责任的重新明示，三是对文化回归的试图呼唤”
。
（3）专业发展及教育。
2000年以来，随着开办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急速增多，播音主持的学科定位和专业教育的发展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
在专业教育的宏观层面，付程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为在岗专业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语言培训服务将是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2007年，《现代传播》刊登了关于播音主持专业发展及教育的一组文章，主要对播音主持的学科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进行探讨。在这组文章中，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成越洋以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为参照，对拓展中国播音主持专业学科进行了建设性的设想，提出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拓展为言语传播专业的主张。
南京师范大学毕一鸣教授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科定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结构、培养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纳入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必要性，以及专业教育结构改革的基本设想。
对于这种提法，中国传媒大学陈京生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回归其新闻学定位更适合目前广播电视对播音主持人才的需求；对新闻和娱乐两类播音员和主持人应加以区分，采用更细致的学科定位，进行不同的课程设置。
暨南大学两位学者张潇潇、谭天主张控制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规模，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拆分为播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下的新闻主持方向以及影视艺术专业下的娱乐主持方向，并适当降低学校教育在主持人培养中的权重。
在专业教育的微观层面，有文章从主播人才的标准、电视新闻主播现状分析等方面探讨如何培养电视新闻主播人才。
也有文章就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目的与意义、内容与形式、方法与途径以及组织与管理等四个方面展开思考和研究。
还有文章提出在播音主持的教学中应该以情带教，建立情感场以有效调动、挖掘出情感因子，使教学具有高效能，最终达到优化教学。
对于三本院校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学，有文章介绍了阶段性实践教学中大型综合性竞赛类课程和学年性竞赛类课程的安排设计，以此有效发挥专业实践教学作用，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在专业素质教学方面，有文章以维汉双语的专业素养教学为例，介绍了两个转变：一是从传统的“播新闻”到“说新闻”为新闻改革的突破口，二是有声语言的表达从以文本的朗读为主逐渐转变为即兴口语的表达。
在招生办学方面，有文章指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表面繁荣难掩质量问题，问题背后存在多重原因：办学条件差、生源质量差、教学管理差。文章指出，应该三管齐下以求办学的规范：限定公办本科学院开办专业；招生考试实行统考、提高文化分、允许公办本科普通院校从普通专业的在校生中选拔有天赋的学生转入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习；制订合理的招生计划。
对培养与用人的关系，有文章指出，目前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与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的学生存在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文化基础薄弱、缺乏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坚实文化基础、重视通识教育、改革实践性教学等途径和方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养。
在语言传播发声领域，其研究基本仍停留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没有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一领域主要对“情声气”的运用、声音的运用、语音的训练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关于“情声气”的运用，於春在文章中提出，有声语言中情、声、气不用同一而用“分离”，也能使情感表现获得很好的曲笔效果。
还有文章介绍说，声乐的“三分声七分气”同样适用于播音主持。
在声音的运用方面，赵俐提出“有声语言的声音是什么”的问题，她在文中说，“有声语言的声音既包含着生理的天赋及用声方法，同时还承载着表达者的思想和情感，有声语言的声音个性展现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对文字语言的感悟力和声音形象的塑造力”
。韩菊从“意念”的角度阐述了声音的运用，认为在播音发声中要抓住意念与感觉这个核心，统领全局，统领声音的运作。
关于语音的训练，朱俊河提出音节组合训练的播音发声训练方法，“在一个更大单位——音节组合的层面上完善播音发声的轻重音变化、声调变化、吐字处理、加强重音的处理等基础训练，使我们的语言做到既清晰规范又自然流畅”
。
依托中国播音学理论的基础，播音主持创作与表达领域的研究在纵向和横向的研究都得到了较好发展。
（1）纵向深化。
纵向的研究是指在播音学关于创作与表达的理论基础上得以深化，如对语言的审美、语言功力、播音语感、理解与表达、播音情感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语言的审美，有文章指出“传播语言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实用语体。它应当是传播语言准确性、朴实性、真切性和审美艺术性的统一，应当体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应当达到语言高品位与受众‘易读性’的统一”
。
关于语言功力的文章有两篇。刘力军在文章中说，主持人是与语言打交道的一种职业，主持人语言功力如何是其能否立足的关键所在。主持人的语言功力包括：规范的普通话和良好的发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即兴口语能力。
还有文章指出，在播音员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中，精到扎实的有声语言表达功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播音语感的论述，有文章认为，广播电视需要富有内涵的播音员主持人，更需要能够以准确生动的言语把自己的思想内涵和对节目内容的理解外化出来的播音员主持人，要有准确而生动的言语表达能力，就需要创作主体首先具备敏锐的语感。
关于创作的理解与表达，金重建认为，“就有稿播音来说，有无对文字的感觉和激情，几乎成了判定播音员语言表达水平和作品成败的试金石”
。
关于播音情感的问题，有文章认为作品的思想感情千差万别，在不同的播音作品中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不同方式的表达，播者播音技巧的选择和播音效果的表达也受其影响。
（2）横向拓展。
21世纪以来，播音学开始尝试对相关支撑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综合了语言学、传播学、美学等相关学科对原有理论进行拓展。
吴郁教授从语言学的视角对播音主持语言质量做了定性分析，该分析认为，播音主持语言是一个层级系统：规范层级是底线，职业层级是创作前提，艺术层级是精品追求。
有文章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节目主持人口语生成机制。
关于播音主持艺术的语体特征研究，有文章认为“播音主持语体的研究不只是为了特定的语言样态进行归类、总结，它的价值应该立足于语言的规范化、适用性和美化上”
。
传播学有关于消费时代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的研究的文章说，“消费时代，商品化形式给语言文化赋予的不同含义以及有声语言创作价值观在市场冲击下发生的变化使得节目的辨别和筛选工作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
。还有文章对播音语言有效传播的元素做出探析，认为要“实现有效传播，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应该具有时代意识和大局意识，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不断深化自己的语言功力”
。
借鉴美学进行的研究问题有播音创作意境美、语言的留白、有声语言的形式美等，有文章把文学创作中的“意境”引入播音主持创作，认为播音主持创作意境的美感主要体现在生动的形象、饱满的情感和灵活的技巧。
还有文章提出，“热爱播音主持事业是达到意境美的前提条件；扎实的基本功和真挚的情感是通向意境美的桥梁；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手段”
。有文章对语言的“留白”作出探讨，提出“主持人语言中的‘留白’是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某一预期目的而运用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段”
。有文章对有声语言形式美进行分析，认为“广播电视传媒历来担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真善美，传播语言美的任务。只有研究各种新的语言形态的美的形式要求，才能促进有声语言传播向更高层次发展”
。
播音主持业务研究领域文献数量最多，研究的角度比较多样化，研究方法多使用案例分析法。
这几年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主持业务上，人才的使用及管理、业务评价及对主持人大赛的思考是业务研究外的拓展。
（1）主持业务。
主持业务的研究多依托于节目本身的特点进行个案分析，如有文章对《天天饮食》的主持特色进行分析，认为主持人刘仪伟“没学过播音主持，也不是专业厨师，但他把《天天饮食》办得如此活泼生动，雅俗共赏，自然有他独特的功力”
。有文章对“对农广播节目”的创优进行分析，认为“朴实的广播语言，浓郁的乡土气息，发挥广播音响的长处，播音亲切，是办好对农节目、创出名牌的应有环境”
。2000年以后，谈话节目蔚然成风，有文章以《当代工人》为例，探索谈话节目的模式，认为平民化开放的谈话需要具备“营造富有张力的‘谈话场’”及“话题问题化、问题故事化、故事戏剧化”的谈话方式。
同时，各地方的民生新闻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吴郁教授以北京、南京、杭州三个城市的地域新闻栏目为例，对表达方式中的主持人元素进行解读，认为“主持人朝个性化、品牌化方向又跨越了一大步，角色化、个性化、拟人际传播、真性情点评，凸显生活阅历丰富、个人魅力突出的成熟型主持人挑战年轻貌美主持人态势可喜”
。还有文章以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为例，对“点评式”新闻进行阐释，提出“‘点评式’新闻是指播音主持以解读报刊消息或DV短讯的方式播出新闻，‘点评式’新闻节目与传统的新闻播音节目有很大差别，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播出信息，但不是朗读信息，而是解读信息；讨论新闻，却没有相应的讨论对象，而是独自点评新闻”
。
2000—2007年，关于主持人主体的研究集中在“风格”和“个性”这两个关键词。有文章对地方台新闻主持人的风格定位进行探讨，认为“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信息发布者’的形式、四平八稳的表达模式，传统坐播的播讲方式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强烈个性色彩和魅力的新闻主持风格”
。有文章对主持人的“个性化”进行解读，提出“主持人个性的核心是社会性，特点是多重性、递进性，其价值往往体现在‘典范’的意义上”
。有文章对主持人的“个性化表达”与“个人化言说”作出区分，提出“个性化表达，是指节目主持人在适合媒体传播语境的基础上，同时又能充分展示个人经验特长、性格爱好的言语表述”，但“个性化表达”不等于“个人化言说”。
有文章针对“港台腔”的问题谈了主持人的模范与创新，认为“简单的模仿只是开始发展时的权宜之计，广播电视节目有着鲜明的文化地域和民族特征，我们必须根据节目的特点和社会文化传统进行创新”
。
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应该是影响主持人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受者的研究文献较少，只有两篇。有文章对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中的“倾听”作出探讨，提出要“‘倾听’被采访人的心声，从‘倾听’中寻求采访时机，捕捉独家视角”
。还有文章提出“主持通过语言交流、情绪沟通以及信任感的建立增加了与观众之间的亲和力”
。
（2）人才使用及管理。
节目主持人是传媒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研究者对于主持人的研究视角，也开始转向人力资源这样一个媒介管理的范畴来考察。张颂教授提出，解决岗位设置相对少而要求上岗的人相对多这一矛盾，只有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
针对广播主持人低龄化的问题，有文章提出要因势利导、管理创新，并给予宽松的发展空间，为广播队伍培养后继人。
关于节目主持人的培养模式，有文章认为节目主持人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因此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思维品质与学术视野，以提高主持人的影响力。
（3）业务评价。
关于播音主持作品的评价体系，是业务研究的一个新话题。
张颂教授对播音与主持作品奖的评奖标准作出思考，指出必须突出有声语言这个核心。
张君昌撰文指出，“评价播音与主持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作品的内容，要求导向正确，内容健康，信息量大或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其次是考察播音或主持的业务水平”
。
（4）主持人大赛。
以大赛的形式选拔节目主持人一直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学界和业界都质疑一个问题：大赛是否能选拔出优秀的主持人？曾志华教授从1993年第一届“如意杯”主持人大赛历数主持人风格的变迁，并对21世纪挑战下主持人的培养提出新思路，认为“以往‘学院派’单一型主持人的格局正在受到高素质综合型主持人的冲击，跨专业节目主持顺应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2003年，“厦新杯”第四届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进行了复赛的六场比赛，决出30名选手进入于12月举行的决赛。《现代传播》组织了一组文章，对大赛两个阶段的情况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总结。李洪岩（笔名：李红岩）在文章中指出，大赛评委的“‘复合性’构成反映了人们对主持人‘复合型’能力结构的要求”
。对于选手们的表现，有文章指出存在“表演主持”的现象
，还有文章指出比赛中“‘伪交流’的集中表现就是‘表演’访谈”
。对大赛的考核方式，有文章提出“比赛环节的设置应与主持人素质的整体要求相协调”
。对参赛选手的形体，有文章指出“一些选手缺乏必要的形体语言的知识，忽视通过形体动作来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
。而对于主持人的形象，有文章提出“长相一般甚至稍有瑕疵的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具有极强的语言传播能力且具有亲和力也不应被排斥在主持人行业之外，但不能整体都是如此”
。
通过对2000—2007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85篇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播音主持的学术文献逐年增加，这说明学界和业界对播音主持研究的重视度和关注度越来越高。播音主持学术研究态势良好。在中国播音学创立之初，有人提出“播音无学”的看法，但是随着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播音主持以良好积极的态势说明“播音有学、播音有术”。
从文献作者的分析来看，播音主持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其中，作为中国播音学创始者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学院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是学科发展的主要带动者。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开办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增多，其他院校在学术方面也开始积极参与，并且提出各自的观点和见解。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播音主持的研究将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将大大有利于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此外，从研究者聚集在院校的情况，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忧，院校的研究是否会与业界脱轨？因此，我们除了建议一线从业人员积极参与理论研究之外，也建议院校研究者的研究应该紧密贴合实践的发展，甚至要比实践超前，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为实践提供指导。
从文献分类统计分析来看，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两个转移：一个是从“有稿”的“播音”向“无稿”的“主持”转移；另一个是从声音的“形式”向声音的“内容”转移。
21世纪以来，主持业务是播音主持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与主持人节目在21世纪之后的兴起及蓬勃发展有关。虽然关于主持业务的文献数量最多，但主持人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参照中国播音学原有的理论系统，我们发现其关于“有稿播音”的理论已经相对成熟，但对于“无稿”的“主持”，其原有的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主持理论研究的发展，如主持人与节目策划的关系、主持人的选拔与培养、主持人的管理与使用等问题都需要且都未能在原有的理论系统中“对号入座”，因此，主持理论系统的建立和播音学理论系统的扩展亟须解决。
中国播音学理论奠基人张颂教授在《中国播音学》一书中写道，“播音，涉及新闻学、广播电视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属于边缘学科，只有很好地认识上述各有关学科的规律以及这些学科对播音的作用，才能对播音进行立体的透视，系统、完整、全面地揭示播音学发生发展的规律”
。但从文献分析来看，2000—2007年播音主持的研究与语言学交集的居多，与其他学科交叉较少。
播音主持工作具有多质性的特点：播音主持是一项特殊的言语活动，它具有语言传播的性质；播音主持又是一项新闻实践活动，具有新闻性；播音主持还是一项艺术创作活动，具有某种艺术属性。其中，新闻性是播音主持的根本属性。播音员、主持人是新闻工作者，也是语言艺术工作者。但是从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来看，研究者对“语言”的强调有余，对“新闻”的重视不足。2000—2007年，以语言学为支撑的播音主持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瓶颈状态，播音主持的研究也仿佛囿于“语言”之圈。
《现代传播》于2007年组织刊发了一组“学术沙龙”文章，名为“探索播音主持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对播音主持这一传统学科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探讨。这组文章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置于广播电视发展与变革的大环境中来观照和考查，并提出了积极、具体的改革主张：将播音主持纳入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播音主持专业应该回归其新闻学定位。这种主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反映了当时播音主持学科亟须改革的迫切形势，同时也实现了播音主持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只有跳出播音看播音，不以播音论播音，使新闻学、传播学与语言学等重要支撑学科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共同推动播音学的发展。在这里，可以预见，语言学将不再是单一的学科支撑，新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的融合将为播音学发展提供多个新的增长点，播音主持未来的发展将走向一个多元化的格局。
2008年前后，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博客、播客等新型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纷纷转型，拉开了新媒体时代的序幕。随后十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4G、5G、VR、AI等技术已经渗透媒体及各个行业，媒体转型也进入了融合阶段，新媒体时代升级为融媒时代。播音主持在此不断变革的媒介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行业生态也出现了诸多变化。在对21世纪以来第一阶段（2000—2007年）的学术研究态势进行梳理分析后，将对2008—2018年这11年间的播音主持学术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尝试从不同维度分析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领域的学术研究趋势。
以“播音、主持”为主题词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搜索时间范围为2008—2018年，收录范围限定为CSSCI期刊目录，共搜集文献125篇，除去非学术性的会议纪要以及与话题无关的文献，有效文献样本共103篇。
以这103篇学术文章为样本，细致划分播音主持领域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属类，以及作者的专业和所属机构背景，将近十年来的研究现状与前期研究状况作对比，试图总结出当下播音主持领域学术研究的特点、趋势以及所取得的新成果。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所搜集的文献内容进行质化分析。同时也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学术文章每年的增长情况，作者、机构来源，以及研究内容的各属类占比情况进行分析，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播音主持领域在不同面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以及播音主持领域学术研究格局的新趋势。
这一阶段选取的是来自于CSSCI期刊目录范围内的论文，期刊来源决定了论文内容的质量及学术性。长久以来，播音主持领域的相关论文多以探讨实务问题为主，相比之下学术性研究占比一直较少。直到近几年来，一方面因传播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变革使得播音主持领域面临更为复杂的机遇与挑战，聚焦了更多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目光；另一方面，许多专业类期刊新晋入选CSSCI期刊目录，扩大了文献来源，使得播音主持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更广阔的发表空间，本文得以具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样本。
本文共搜集到2008—2018年CSSCI期刊目录里关于播音主持领域的有效文献103篇，发表数量每年呈曲折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率为44.1％。与21世纪初的发表情况相比，近十年来播音主持领域的学术文章在数量和增长率方面都有显著提升。（见图1-4）
图1-4 2008—2018年播音主持学术文章发表情况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跨界平台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播音主持行业拥有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由播音主持活动衍生出许多新的媒介文化现象，不仅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播音主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面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学术界也积极地从不同的学术视角给出回应和思考。另一方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持续受到追捧，截至2008年，全国已有超过300所高等院校开办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其中本科办学层次的将近200所，且数量还在增长。除了传媒类专业院校之外，综合类、师范类、体育类，甚至部分理工类院校也在积极开设该专业，丰富了教学和科研的专业背景，对播音主持领域的跨专业、跨学科思考也逐渐丰富起来。此外，2014年后，CSSCI期刊目录中增加了许多高校学报和《中国电视》《传媒》等专业期刊，丰富了播音主持学术发表的期刊来源，也促使该领域学术文献的增长。
经统计，近十年来共有92篇CSSCI学术文献的作者来自各高校科研机构，约占文献总数的89％。有11篇文献的作者来自业界，约占文献总数的11％。
在高校科研机构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湖南大学以及浙江传媒学院的研究者共发表了53篇学术论文，分别占高校科研机构发文总数的36％（33篇）、12％（11篇）、10％（9篇）。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为代表的24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也发表了39篇文献，占高校科研机构发文总数的42％。这表明，来自传媒专业类院校（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研究者仍然是播音主持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力军，而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综合类大学迎头赶上，活跃于播音主持的学术阵营。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2012年为分界点，将研究范围分为2008—2012年、2013—2018年两个阶段进行对比，我们能够发现传媒专业类院校与其他院校在文献发表占比上的变化。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以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为代表的传媒专业类院校发表的文献占比为56％（20篇），其他院校为28％（10篇）。而到了第二阶段2013—2018年，传媒专业类院校发表的文献占比为30％（20篇），其他院校发表文献占比则增加到了63％（42篇）。事实上，21世纪以来其他类院校在播音主持领域发表的文献占比一直在不断提升，然而，与21世纪初期因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院校增加而促使该领域学术论文数量增加不同，在近10年间，播音主持领域学术论文的增加则是因为跨学科研究的增加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许多院校新闻传播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的研究者纷纷结合自身专业理论，对播音主持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考。研究者所属机构的丰富也反映出播音主持领域交叉学科研究的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播音学研究“就播音论播音”、播音多质性体现不足的缺憾。
在本次搜集的文献样本中，来自业界机构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在议题上也没有体现出研究的连贯性，这与这一阶段专注于搜集偏学术性文章的取向不无关系。这些论文大多探讨业务实践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由于没有呈现出形成规模的研究趋势，在此不作赘述。
播音主持活动本质上是依托媒介技术而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传统的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主要关注语音发声、创作表达等技术艺术理论上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文化语境和媒介环境的变化也会使得播音主持活动在不同的阶段凸显出新的矛盾问题。因此，在近十年来的学术文献中发现，除了播音主持学科建设、语音发声与创作表达、播音主持业务等传统中国播音学理论框架内的研究之外，也开始出现对播音主持活动进行的媒介与文化传播面向的研究。
表1-2 2008—2018年播音主持文献分类及数量统计
如表1-2所示，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类的学术论文最多，占论文总数的43.7％；语音发声与创作表达类论文次之，占比22.3％；播音主持业务类和媒介与文化传播类论文基本持平，分别占比17.5％和16.5％。
回顾21世纪初十年间的研究状况——研究者偏重于播音主持业务的研究，其中以主持业务实践的研究为主。相反，语言传播发声的研究始终是四大类别中数量最少的一类，研究相对滞后。关于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07年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研究。
不难发现，研究者延续了上一阶段重视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研究的趋势，并一直成为近年来播音主持学术研究最大的分支领域。其中，关于播音主持理论建设和学科专业设置的论文有明显增加，这说明研究者们对于完善播音主持学科的理论基础和课程体系十分关切，积极回应“播音有学，播音有术”的学科信念。
语音发声与创作表达的研究，在论文数量上与前十年相比基本持平，略有减少（4篇）。这个分支领域是传统播音学关切的核心内容，主要从技术和艺术两方面探讨有声语言的创作与表达，其拥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所对应的研究议题比较固定，该领域的研究态势趋于平稳，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新的突破。
本文研究的文献来源较为注重学术性，业务类论文的比重并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播音主持活动在业务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这些论文大多跳出播音技巧和语言能力层面思考应对策略，着重探讨播音员主持人综合能力构建以及职业发展的问题。
与以往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格局不同，以媒介与文化传播角度的研究在近十年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尽管从整体来看，这一分支领域的研究数量仍然较少，但从各类文献的年份统计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类研究的增多趋势。（见图1-5）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播音主持创作，是在大众传播环境下糅入人际传播而表现出的口语传播。广义上现代化、后现代化的社会语境，狭义上电子媒介的播出语境，是播音员主持人工作的逻辑起点。
眼下播音主持领域因媒介技术和传播格局的变革而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也促使研究者们运用跨学科的视角构建播音主持学术研究新的范式。
图1-5 各类文献按年份数量统计
近十年来，播音主持学科体系不断完善，跨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使得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研究在理论建设、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以及播音主持史论方面均获得了一定成果。
（1）理论建设。
在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的理论建设方面，研究者一方面探究了播音理论的发展源流：中国播音主持理论由最早的业务经验总结研究开始，播音主持学术集大成者张颂教授将齐越等老一辈播音艺术家的实践经验和讲话内容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记录整理下来，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播音基础》专著。张颂认为，播音理论真正上升到学术高度是从《播音基础》开始的。这本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内部铅印，1985年正式出版，即现在的《播音创作基础》。这本著作是整个中国播音学的核心部分，与《播音发声学》并称为中国播音学的基石。
另一方面，在传统播音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又积极拓展播音主持研究的新思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主持人的兴起，播音主持活动愈发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对播音主持研究的多元看法也随之丰富起来。有学者在系统研究了几十年播音主持艺术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理论前辈与同行的学术传统、背景、研究习惯和思想惯性，将学界研究归纳为四大范式，即技术艺术基础论、社会文化传播本体论、意识形态决定论、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论。
播音主持理论研究范式的提出印证了近年来播音主持学术研究的繁荣态势，既总结了传统播音学理论的研究路径，又对当下诸多具有跨学科视角的播音主持研究路径进行了界定。
与21世纪初期的研究相比，近十年来各派学者致力于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构建播音主持学科的理论。比如，对于理论上对播音主持性质的探讨，学术界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声音。张颂教授认为播音主持活动具有多质性，而新闻性则是播音主持活动的主调性质。而有文章认为，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媒介技术的变革造就如今更为多元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播音员主持人用语格局，并认为“新闻性”的主调性质已不适用于当下所有的播音主持传播活动。深圳大学战迪以传媒艺术基本理念为切入口，从文化溯源和多元语用格局的角度深入探寻播音主持工作“多质性”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本质属性，在生活、艺术、媒介三大维度的融合中，提炼出“艺术化的言语传播”主调，从而增益学界既有的惯性认知。
性质往往决定人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和实践方式，在新的历史阶段有年轻学者对播音主持性质提出新的看法，正是印证了张颂教授所言——播音主持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对播音主持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依然成为当下播音主持研究新的趋势。
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学者们在国外播音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突破。有学者认为，美国60余年的播音研究历史，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国研究借鉴的地方，而学术界却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有文章以国内所能见到的美国播音研究的重要成果为主，结合美国政府和一些大学及图书馆官方网站所提供的资料，就美国播音研究的历史源流、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描绘出美国播音研究的大致状况。
也有文章从中美两国最早的关于播音著作《无线电播音》和《广播播音》的对比中，探寻中美两国播音理论源头，进而总结源头理论对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的意义。
在理论建设方面，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自己的思考，不仅弥补了上一阶段理论研究的空白，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向。
（2）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
21世纪以来，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播音主持理论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促进了播音主持教育的繁荣发展。在播音主持艺考市场巨大、开设专业院校激增的情况下，播音主持专业的教育现状却是喜忧参半。有文章指出，尽管不同特色的院校开设播音主持专业丰富了播音主持教学的培养方向，但从整体上看依然存在着规模扩张与办学力量短缺、培养规模与市场需求反差、日常教学与理论研究不平衡等诸多矛盾。因此，不同类型的院校在播音主持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建设和培养定位上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在播音主持专业建设的宏观层面上，应用科学发展的眼光不断完善教育体系。2012年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新媒体出现以后，播音主持活动出现了全新的“交互式”传播形态，传统的创作方式已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要，难以培养出符合未来时代发展趋势的传播人才。在当前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及“三网融合”、新媒体蓄势待发的大趋势下，必须用更加全面的、着眼未来的观念来拓宽思路，寻求播音主持专业最佳的发展途径。
实际上，播音主持专业所要应对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媒介生态也确实悄然地发生着变化。2016年《现代传播》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直指播音主持所依附的广播电视媒介环境发生的变化，包括新媒体平台对传统广播电视的冲击，使其媒体功能弱化；对传统播音员主持人的需求结构性减少；主持人专业背景泛化以及多元样态出现等，这些变化都对传统播音主持的学科定位和教学目标提出挑战。进而提出播音主持教育应该进行的适应与调整，包括：①培养目标，聚焦“善于传播”；②系统设置，重在“语言功力”；③教学方法，强调“真知真行”；④学习模式，注重主体的培养和主体性的涵育。
在教学的微观层面上，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播音主持教学与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教育者应该明白媒体眼下需要的不是“标准化”的产品，而是拥有独立个性和观点的主持人。目前的播音主持专业教育侧重学生静态的语言表达训练，却忽略了动态的思维品质培养，因此，应在“实战”中加强创作能力的培养。
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语言的转换能力。在媒介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语言转换能力不仅仅包括有声语言，也包括副语言。文本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副语言，其创作标志就在于包含了传播主体自身的理解感受，能将自身的理解感受与文本主体的意图和对接受主体理解感受水平的认识融于一体，表露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声与形中。
此外，在播音主持专业招生设计和人才培养模式上，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有学者认为，目前播音主持专业招生设计存有“一元化”倾向，不利于选拔具有多元特质的学生。有文章指出，借用美国多元智能理论，以包括语言能力、逻辑能力在内的八类人中相对独立的智能为参照设计个性化招生题目，有利于选拔符合播音主持专业多元异质性特点的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方面，2016年《现代传播》有文章调研了不同历史时期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得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如今，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势必对播音主持专业培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夯实学生专业基础能力的同时，更要突破学生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阻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摆脱学生在课堂上形成的思维定式。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得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逐渐突破时空限制，到达每一个网络接触者，当知识的传授不再完全依靠教师来完成，对于学生思维的训练和引导则变成更为重要的方面。
近十年来关于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论文大多结合当下的传播格局，突出变革与转型的特点，这也与播音主持理论研究的新趋势相吻合。
（3）播音主持史论。
与专业发展和理论建设研究的繁荣局面不同，近十年来关于播音主持史论的研究较为平缓，但也不乏新的成果。有文章系统地追溯播音主持理论的源流，划分出中国播音学学术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论著进行文本考据。还有两篇关于民国时期播音员选拔以及民营广播艺人生活特点的文章，提出民国时代播音事业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意义，以及对新中国播音事业发展的借鉴意义。此外，2010年作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发展30周年，有学者借此回顾了中国电视主持30年来的发展历程，《国际新闻界》和《现代传播》分别载文梳理电视节目主持事业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由此可见，尽管史论研究在研究机构、研究者以及研究内容上仍然没有形成完整一贯性，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1）语音发声。
近十年来关于语音发声领域的学术文章较少，仅有4篇。在语音发声教学上，有文章认为，良好的语音发声能力既是先天条件赋予的，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环境熏陶和科学的训练方式培养的。因此，教师在语音发声教学中承担着唤醒和激发学生能力的重要职责。在教学路径上，播音发声教学需要合理运用教学方法与手段，帮助学生规范语音、美化声音，尽快掌握训练技能。有文章从具体形象在教学中的体现、感官认识在教学中的作用、循序渐进在教学中的把握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探索播音发声教学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训练途径。
在气息研究方面，有文章认为中国古老的“丹田用气”理论对如今声音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借鉴价值。通过对“丹田用气”的历史梳理，总结如何客观运用科学的气息练习，使得创作中达到情、声、气的和谐统一。此外，从整体角度来看播音员主持人的嗓音影响力，有文章认为，要想塑造具有影响力的嗓音，首先离不开“心理预热”的过程。通过认同身份、明确立场态度及发声动机、树立影响力信念等一系列过程，达到塑造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嗓音，是当下播音员主持人应具备的用声能力。
语音发声的理论相对完备，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数量并不多，也鲜有新的理论提出。
（2）创作表达。
播音创作是中国播音学的核心理论，近十年来相关学者就创作路径、播音感受、创作的美学空间等内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创作路径方面，有文章指出中国的播音创作经历了初创、探索、繁荣、曲折、成熟、创新的历程，每个阶段的播音创作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播音创作的理念、功能、技法也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融汇、延展、变革，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气象。
具体体现在由“宣传到传播”的理念之变，播音工作由“武器到桥梁”的功能之变，技巧上由“文本到人本”的技法之变，以适应当下的新媒体环境和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
在播音感受方面，有两篇文章就播音感受的静态构成、生成方式及价值内涵进行阐述，从理论上深化了对播音本质的理解，也为播音在创作环节提供了具体指导。文章首先指出，播音感受是由感受觉知、感受内容、感受指向、感受抑制四要素构成，播音感受是播音主体（播音员主持人）运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经语言（文字的、声音的）认知，产生并进行情感体验的心理现象。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成方式，即线性循环式生成和直觉式生成。
在创作的美学空间上，针对播音创作的过程，有文章提出播音创作的“圆融之美”，既指对表达技巧运用的圆融流畅不着痕迹，又指对播音作品的情感内涵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在意境上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播音创作的“圆融”美是形、理、意皆“圆”的统一，是快、高、亮的阳刚之美与慢、低、柔的阴柔之美在形式上的对立统一，是语意、语境与字面意思的统一，是有声之“气”与无声之“韵”的统一，是由于掌握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规律而达到的高度自由状态，未见用力，却绵绵不绝，威力无穷。
也有文章认为，在如今信息爆炸、新媒体普及、从业门槛降低的情况下，播音主持面临着“人际化”“娱乐化”“三俗化”的威胁。当下主流与多元价值并存，众声喧哗，消解意义，冷淡高雅，娱乐至上，大众文化成为消费时尚。这种文化语境赋予我们新的视野，让我们重新审视播音话语传播，审视播音话语审美空间的建构。
总的来说，语音发声与创作表达的研究在纵向上对既有理论进一步丰富深化，同时也在横向上借鉴了语言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框架，为解决目前播音主持创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1）主持业务。
与21世纪初期以个案分析为业务研究的方式不同，近十年学术类论文关于主持业务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结合当下传媒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讨论主持人应具备的个性、品质以及各种能力构成。有文章从心理学能力（智力）分层理论出发，对众说纷纭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各种专业能力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归纳为一种“树形”的素质能力模型。
也有文章认为，在大众传播细分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主持人未来的走向也应该是由“杂家”进一步成长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仅具有深厚的主持基础，还要有适应各类型受众的学科知识。
在电视新闻等具体主持领域，有文章关注主持人在新闻直播中应具备的品质。通信技术发展到今天，让直播技术日渐成熟，成为当下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主要形式。有文章认为，“注意”品质在直播过程中尤为重要。新闻播音员的注意状态不但反映、影响着其播音状态，也与播音员其他心理活动状态（如情绪状态、思维状态等）互为影响。
也有文章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新闻节目主持的个性应在真实性的新闻传播的基础上，适当的主持个性有助于提升新闻真实的传播效果。而适当的个性展示的尺度就在于个性的呈现与栏目的对应性、内容的对应性及主持人的自我对应性。
眼下的传媒格局中，播音员主持人泛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草根主持人、跨界主持人的出现一方面分流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大量受众；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播音主持水平又带来了极大的形象危机。对于主持人来说，如何树立良好的专业形象和社会形象，建立公信力，是眼下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有文章认为，主持人首先应该去掉模式化的自我包装，激活内在真实，摒弃浅浮“表演”，唤醒职业敬畏。
（2）主持人选拔、评奖标准。
主持人选拔和评奖标准的研究一直是播音主持业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也一直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特点。在主持人选拔路径上，有文章认为，就目前现状来看，播音主持人才的选拔主要包括三条路径，即高校招生、业界招聘和大赛选拔，三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但又各有侧重。
在主持人管理机制上，应该建立科学实用的考核机制，统一有序的管理机制以及严谨细致的监审机制。
在评奖标准上，有文章借鉴了美国CBS电视台挑选新闻主播的要素，认为尽管国别地域、节目要求和文化背景各有不同，但政治素养依旧是各个国家评选优秀节目主持人的首要因素。从业务能力上来看，首先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常识以及专业知识，其次是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最后还要有良好的沟通交际能力。文章据此列出了我国“金话筒”奖的评奖标准，并认为这个标准对应了播音员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使命；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现代生活和现实人生，不断学习思考，与时俱进的能力。
（3）手语及双语主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年的文献样本中，出现了关于手语和双语主持的研究。尽管文章数量较少，但手语及双语主持领域已经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14年《语言文字应用》发表文章说，手语主持是专门针对听障群体提供的一种重要的播音主持艺术类型，是播音主持学科体系的一个新的分支，是对当前有声语言播音主持学科的重要补充，
认为手语主持的研究应借鉴视觉符号学、视觉传播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内容来构建研究体系。目前我国对手语主持的研究还有很大一片空白，但是手语主持的受众面向却极其广泛，因此对手语主持的研究十分迫切。
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开设双语主持方向的课程，而相应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却始终没有统一的规范。有文章认为，英语主持人往往具有较好的外语表达能力和形象气质，但对相关的播音主持理论掌握得还不够扎实，应加强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以及相关的专业领域知识的学习。也有文章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增加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的传播力。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生态面临着严重的失衡。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贸易上的优势，长期占据着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平衡的新闻流动往往会导致国际的误解，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被误读。
因此双语节目主持人应注重研究主持人的传播能力构成，以达到对内准确介绍国际形势，对外传递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的效果。
播音主持领域在媒介与传播面向的研究在近十年已经独具规模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与21世纪初的研究相比，该领域的研究已经不仅是对传统播音学理论的横向拓展，而是将播音主持看作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来加以考查。因此，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以及传播所依托的媒介环境成为研究的核心内容。
（1）主持传播。
主持传播学派认为，主持人在节目中驾驭和组织节目进程，使得主持人节目成为一种独有的大众传播方式。研究者认为，主持传播对于大众传播的意义，归根结底是由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决定的，主持传播改变了大众传播符号化传播的格局，注入人际传播的特性，实现了“人际性的回归”。
有文章提出主持人传播力的概念，认为主持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主持人的传播力研究与对广播电视媒体传播力的研究一样，可以提高节目的竞争力，广播电视的媒体影响力，以及构建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也有文章认为，伴随着广播电视媒体市场化发展，不同运营体制下的节目，其主持人的媒介角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早在2009年的时候，《国际新闻界》载文指出，电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主持人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由收视率模式下主持人角色的大众化，到付费电视模式下主持人角色的分众化，就是节目主持人媒介角色多元化最好的见证。而如今，媒介生态环境更为复杂，主持人媒介角色的不断丰富也将发挥更大的传播作用，构建更为丰富的媒介文化。
在播音主持的功能上，有文章认为眼下的多维传播语境使得播音主持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一方面，传统广播电视播音主持活动置身于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多维传播语境中，其基本功能在巩固中发展，特别是其深度加工、公众分享、置换智慧的拓展功能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基于播音主持功能拓展的理念与方式，加强传播力、公信力、引导力成为其功能拓展的重要路径。
新媒体的到来使得广播电视不再是播音主持活动唯一的传播载体，丰富的传播路径构建了更为多元的传播文化，播音主持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形式，其角色和功能也必将更加丰富。
（2）网络视频主持。
网络视频主持是伴随着网络兴起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主持形式。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文章认为对于新媒体主持的研究应该以媒体融合技术平台为实验支持，开展视频类节目主持的创新探索，培养符合未来媒体发展需要的新型节目主持人才，
即注重研究新媒体视频类节目主持的创新之处。通过搭建融媒体技术试验平台，了解在新媒体环境中视频类节目的制作过程。研究表明，新媒体视频类节目的制作拥有一体化、同步处理信息等特点，也会给节目主持的样态带来变化。
从网络视频节目主持的发展历程看，有文章认为应研究不同阶段网络视频主持的创作特点。视频节目主持目前仍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程中，呈现出主持样态更新快，主持质量不稳定、不均衡的状态。既然无法在已有的节目形态中寻找稳定的主持架构，就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观察每一阶段视频主持形态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以在更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探索其规律。未来传统媒体主持和网络主持会不断交叉、趋于融合，而网络主持自身又会不断细化、提高专业化程度。网络主持人将会以独特的魅力人格体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具有媒体属性的产业当中。
对于网红时代的主持艺术个性，有文章认为在谈及“网红”的主持个性时，首先要对“网红”所对应的媒介文化背景给予充分的理解。从历史角度来看，“网红”一词最早出现时并不是针对主持人群体，“网红”行列中开始出现主持人群体，是由“网络主播”而开始的。这就使得“网红主持人”与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主持人在概念上出现很大不同。因此，概念的厘清是谈及主持艺术个性的前提。而研究的最终目的，则是探寻传统播音员主持人如何在新的主持格局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传统媒体主持人利用自身所在平台长期发展积聚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加之借力于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推广及传播，定能有所突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用好新媒体这一高速发展的传播工具，是“网红时代”主持人在未来发展中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3）融媒体主持。
播音主持在媒介融合的行业趋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第一届中国主持传播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便是“网络·主播——融媒体时代的主持传播”。可见，对融媒体的研究是推动未来播音主持学术和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融媒时代对主持人的能力构成提出许多新的观点。有文章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原有的播音主持理论已经难以应对目前播音主持行业面临的挑战。研究融媒时代主持人如何提升传播力，首先要了解融媒体环境下节目主持人多元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模式。新媒介环境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经常交织在一起，节目主持人传播力不再局限于节目中的主持人传播，而应该建立大传播的理念，将节目主持人所有的传播行为都纳入到节目主持人传播力的考量当中去。
也有学者从媒介融合背景下播音主持行业发生的变化上探求播音员主持人应具备的对应能力，包括主持人的现场直播力、国际交流力、品牌塑造力、可持续发展力和受众吸引力。
分众化、专业化是融媒体主持的趋势，在研究上也体现出主持形态研究细分化的特点。有文章研究了融媒时代综艺节目主持传播的文化空间。当下，综艺节目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是寓教于乐、传承文化的最好的传播方式之一。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研究综艺节目的内容，并寻求主持传播在这种节目形态中如何发挥效用，搭建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空间。融媒时代影响力巨大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为受众带来愉悦的同时，如何履行传播先进文化的职责，如何正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关涉节目主持人文化自觉的问题。
还有文章指出，融媒时代主持人的成长路径是多元的，关键在于探索跨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974年北京广播学院开设播音专业，到1985年关于中国播音学核心理论的著作《播音基础》出版，再到21世纪初期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播音主持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难探索到硕果累累的发展道路。如今，学者们已不再停留在论述“播音有学，播音有术”的学科合理性上，研究也不再局限在业务案例的分析上，而是步入到对传统播音学理论研究的纵向深入和对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横向探索阶段。在播音主持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学者们发现播音主持研究问题的视角更加敏锐，也更加善于用学理性的思维和范式去回应发现的问题。相应的，从论文研究成果来看，理论基础更加深厚，研究过程也更为系统和规范。
近十年来，传媒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在三网融合的趋势下，传播路径与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给传统的播音主持行业也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没有拘泥于固有的理论框架，而是积极地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从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寻求新的突破。“变革”与“重构”成为近十年播音主持研究的关键词，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作感受以及新媒介环境中播音主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出积极的回应，这也充分印证了播音主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特点。
与21世纪初播音主持理论框架有待完善的研究局面不同，近十年来播音主持的研究在理论视角上更为丰富，在手语主持、双语主持、网络视频主持和融媒体主持等新兴领域实现了研究突破。然而，与研究面向不断丰富相对应的，是各细分领域系统深化研究的欠缺。就手语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者还比较少，研究的问题还处于概述层面。网络视频主持和融媒体主持方面，研究成果虽颇为丰富，但研究者们几乎各成一派，在问题的挖掘和研究路径上没有体现出很好的学理一贯性。不过相信在当下播音主持繁荣的研究势头下，未来各细分领域的研究会日趋完善。
总体来说，播音主持学科既是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也是动态发展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这使得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在构建稳定的支撑性理论和研究路径上具备一定的难度，但这也恰恰是播音主持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播音主持研究在各个阶段都取得了新的成果，也同样面临新的问题。因此，对播音主持的研究也应是动态发展、与时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