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受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水平人格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尤其是笔者尚无法获取在中国情境下具有全国范围内抽样代表性的省际水平的人格数据），笔者将使用当前区域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美国50 州人格数据（Rentfrow et al.，2008），系统地检验区域人格与健康各方面指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进一步分别探索文化、经济、政治三大类社会环境对人格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即较为系统地探索区域人格与健康的环境影响机制。
国家内跨区域水平的研究（或“文化内研究”）本身被认为具有很多优势。例如，国家内区域研究能减少参照群体效应带来的测量误差（Rentfrow，2010；Heine，Buchtel ＆ Norenzayan，2008），以及尽可能控制在跨国研究中由于语言、宗教信仰多样性等一系列其他可能因素的干扰（Conway III，Houck ＆ Gornick，2013），从而得到更为精确的变量关系。因此，在区域水平上对“人格—健康”关系进行系统性检验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已有关于区域人格与健康问题研究，关注的健康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且相对零散，缺乏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进行整合以及将各部分内容之间进行必要的对比。笔者将同时综合考虑健康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系统地考察人格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关注的幸福感，和传统健康研究关注的寿命/死亡率，物质滥用和健康行为以及心理疾病等四大方面健康内容之间的关系。这对夯实区域水平的“人格—健康”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在桥接不同水平的人格与健康关系、人格影响健康的环境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
结合区域水平与个体水平、国家水平研究来看，本研究为桥接不同水平研究结果并进行对比，从而构建和完善更加完整的“人格—健康”关系系统框架提供了更坚实的证据。由于不同水平的问题在逻辑上或实证上是相对独立的，因此研究者在个体—区域—国家等不同分析水平研究变量关系时，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和应用的水平必须和数据分析的水平保持对应（Rentfrow，2010），即跨水平的分析和推论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例如，Schwartz在研究个体水平和国家水平的价值观类型时，得到了不同的类型结构并进行了不同标签命名，以强调区分个体水平与国家水平的重要性。如果由个体层面的变量关系出发，不加检验地必然对应到群体层面（例如，国家层面），这被称为“个体主义谬误（Individualistic Fallacy）”或“反向生态学谬误（Reverse-ecological Fallacy）”（Inglehart ＆ Welzel，2003；Obschonka，2013）。因为个体层面的变量关系并不必然会在群体水平下也同样显现（Inglehart ＆ Welzel，2003）。例如，Rentfrow（2010）认为，个体水平的研究普遍证实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维度与个体的工作产出正相关，因此，在缺乏群体层面的数据是可能会推导出州水平的尽责性人格与州的人均GDP正相关的假设。而事实上，实际检验结果发现，美国州水平的尽责性与人均GDP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反而出现了微弱的负相关（ r ＝-0.19）。同样，如果直接把国家层面的研究结论，不加检验地直接推论到国家内的区域层面或个体层面，就会导致“生态学谬误”（Robinson，1950；Rentfrow，2010）。因此，尽管关于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在个体层面比较丰富，在国家层面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在国家内跨区域水平上的研究并不多，使得桥接个体水平与国家水平中间的区域水平证据显得较为薄弱。因此，本书所论述的研究工作不仅有利于在区域水平内部系统地考察和对比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将区域水平结果和个体水平、国家水平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完善区域水平的“人格—健康”关系研究，无疑对促进理解人格与健康在不同分析水平上的关系规律，进而构建一个更为完整地理解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理论框架大有裨益。本书涉及的人格与健康关系的不同分析水平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1所示，其中星号标记的区域水平是本书的重点关注内容。
图1.1 人格与健康关系的不同分析水平
Obschonka等（2013）在关于区域人格与创业率关系的研究中曾指出，“尽管国家内区域人格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研究者对区域人格与社会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尤其是对其背后的内在作用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仍然知之甚少”。对于区域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回顾人格心理学近30年来的复兴历程可以发现，早期极大推动人格研究复兴进程的是人格的分类研究，即大五人格特质理论以及测量工具的开发（Costa ＆McCrae，1992；Goldberg，1990，1992；Digman，1990）。从广义上来讲，这其实是关乎人格“是什么（what）”的问题（John ＆ Srivastava，1999）。随后，也正是在大五人格特质工具被证明具有较稳定的结构之后，大五人格特质被广泛应用于探讨人格可以“预测什么（what for）”的问题。证明大五人格可以预测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变量的研究使得人格研究又一次达到小高峰（Ozer ＆Benet-Martínez，2006；Roberts et al.，2007）。而对于现阶段的人格心理学研究者而言，目前亟须解答的问题应该在人格与重要结果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再深入挖掘这种关系在“什么样（where）”的条件下（例如，Benet-Martínez et al.，2015；Gebauer et al.，2014），“如何（how）”作用的问题（Hampson，2012）。
McCrae认为大五人格具有较强的生物基因基础，环境（包括文化）可能并不直接改变人格特质水平，但是可能影响人格特质的表达（Hofstede ＆ McCrae，2004）。因此，研究人格特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影响结果变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将在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索不同的人格特质与健康的关系是否在不同的环境下有所差异，即区域人格特质与集体主义文化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笔者将基于这种人格与环境交互的视角，系统地检验不同的人格与环境（包括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组合在健康结果变量上的关系。笔者将人格与文化、生态环境组合在健康结果变量上存在的显著影响作用称为人格与环境的亲和性，即人格与环境亲和性假说。如果某种人格特质与特定环境的组合能够显著地增强对健康的积极影响，或者显著地降低对健康的消极影响，则认为该人格特质与这种环境具有显著的积极亲和性；反之，如果特定的人格与环境组合能够显著地增强对健康的消极影响，或者降低对健康的积极影响，则认为存在显著的消极亲和性。因此，本研究在美国50州水平系统检验各种人格特质与文化、生态环境在健康问题上的亲和性假说，对于深化“人格—健康”关系的机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尽管在个体层面的健康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例如，关于人格特质的脑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为特定疾病个体的人格干预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但在宏观群体层面的人格与健康心理学研究以及对现实公共健康实践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证据仍然很少。然而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的视角来看，宏观层面（例如，城市水平、州水平、国家水平）的研究对于宏观健康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评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在进行群体层面（例如，城市、州、国家）的公共决策时，如果只有个体层面的证据作为依据，而缺乏群体层面的直接证据，则容易出现如前所述的“反向生态学谬误”或“个体主义谬误”的风险。因此，从区域管理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提高和改善一个地区大众健康水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需要公共卫生、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目前关于人格影响健康在宏观层面的实证证据非常少。在国家水平上，McCrae和Terracciano（2008）对关于51个国家的人格特质与癌症、预期寿命等一系列健康变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大五人格的五维度及其各子维度与各种健康指标构成的3 525 对相关关系检验中，有530 对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其中，预期寿命、5岁以下新生儿存活率等均与外向性、尽责性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国家水平的人格特质对于加深对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的变量（例如，健康）的理解以及跨国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开放性低被证实与艾滋病污名程度是相联系的。津巴布韦作为在开放性维度上得分较低的国家，其艾滋病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在低开放性人格特征下的可能反应，这可能也是导致当地艾滋病疾病泛滥而健康政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McCrae et al.，2007）。在上述问题中，他们认为公共卫生机构应该充分认识到匿名监测和保密治疗在对艾滋病感染问题的污名化如此严重的社会中的重要性。此外，他们还指出针对尽责性较低的国家和社会，考虑增强烟草税的政策手段可能对戒烟问题而言是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
鉴于McCrae和Terracciano（2008）在国家层面的人格与健康研究的研究结果，以及他们指出的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在国家内区域层面的人格与健康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在肥胖的公共健康政策研究上，尽管关注于降低个体体重的干预研究非常多，然而这些成果在降低宏观层面的肥胖率收效甚微（Jeffery，2001）。因此，本研究将以人格特质作为切入点进而研究美国各州的健康问题，即结合人格心理学的人格特质变量来刻画各州的特征属性，进而探索人格影响健康的环境调节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对于州水平的公共健康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同个体水平的人格与健康研究思路相似，但立足点与分析层次不同，本研究将在州水平上系统性地揭示一个地区居民总体上呈现出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将与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关联密切。因而，本研究结果将主要为州水平的宏观公共健康政策有直接参考价值。例如，Rentfrow等（2008）研究发现，美国州水平的神经质与心脏病、癌症死亡率高相关。那么相对于神经质水平低的地区，神经质水平高的地区公共卫生政策决策机构应在心脏病、癌症等疾病预防策略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考虑投入更多的资源和预防方案。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在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人格特质在不同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环境下，与健康结果的关系是否有亲和性上的差异。即可为提高公众的健康状况提供更进一步的参考方向。例如，集体主义文化对于神经质高的地区，是有利于其增强幸福感，还是降低其幸福感？因此，人格与环境对于健康的共同作用研究，将有利于提升对于健康结果的理解。这能为公共卫生政策决策机构统筹规划、制定预防政策、配置健康服务资源提供更为精细的参考。
很多健康问题的干预，尤其是公共健康问题的干预（例如，禁烟政策、增收烟草税等），往往是针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宏观人群。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需要科学地考量宏观人群对于该政策的可能反应，科学地推断该政策的可能效果，乃至通过各种研究手段来科学地评估公共政策在宏观群体层面的客观效果。例如，Huang、Zheng和Emery（2013）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数据考察中国网民对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的反应。
显然，对于立足于宏观人群的公共卫生干预政策而言，仅仅只有个体的证据是不够的，在个体层面性质有效的干预策略，推论到宏观区域水平不一定有效。例如，社会学家Durkheim（1952）在关于宗教与自杀关系的经典研究中发现，群体层面的自杀率与宗教关系并不能保证完全适用于个体（Rentfrow，2010）。因此，在依据人格与健康的关系制定宏观层面的干预政策时，有必要直接对宏观层面的人格与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致力于理解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以及进一步的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还致力于探索人格在什么环境下（where），通过什么机制如何（how）影响了健康的问题，即研究人格在不同的环境下在各方面的健康结果下如何表达的机制问题（Hampson，2012）。这对于美国州水平的公共健康干预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大五人格特质经过童年发展后，在成年后基本保持稳定，因而很多研究者对人格的干预问题保持怀疑的态度。但越来越多个体水平的证据支持了人格特质可以被改变、训练，进而实现干预目标的可能性（Hampson，2012；Roberts et al.，2007）。但在人格特质被证明对重要的生活结果变量，例如寿命、婚姻、职业生涯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为改善这些结果变量而进行人格干预的研究（Moffitt et al.，2011）。例如，Posner和Rothbart（2007）的研究发现，努力控制水平是可以被训练的，并且它能在大脑水平上保持持续的影响作用，这为尽责性人格特质的发展和干预创造了更高的可能性。干预的主要方法，既可以直接改变人格特质的水平本身或其童年期的发展路径，也可以针对人格特质在健康结果表达的机制中的调节变量（例如，环境因素）进行干预（Hampson，2012；Caspi ＆ Shiner，2006；Shiner，2005）。
对于本研究关注的州层次的宏观水平而言，与个体层次的“人格—健康”干预相似，又有所不同。在州水平考虑“人格—健康”问题的干预策略时，可以结合本研究结果重视特定问题发展过程的干预，例如，针对特定地区的儿童进行特定疾病相关教育和培训项目。同时，本研究提供的人格在不同环境下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从环境变量（例如，经济环境中的基尼系数）入手进行干预的可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健康干预工作中会发现，大多数人格特质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既需要考虑针对的是具体哪方面的结果变量，例如，是幸福感还是死亡率，是哪方面的死亡率，同时还需要考虑是在什么环境下（Roberts et al.，2007）。因此，本研究关注的人格与健康各方面的关联，以及环境在其关系中发生作用的影响机制，对于州层面的健康干预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