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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以及判断别人的心理特征，无疑对人类的生存竞争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古往今来人们都对探寻心理特征的规律怀有浓厚的兴趣。有趣的是，在人们那些与心理特质规律相关的民间知识中，经常与地域（Geography）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历史上，例如中世纪，家乡所在地是人们自我认同的重要决定因素（Berry，Jones ＆ Kuczaj，2000；Baumesiter，1986）。“你是哪里人？”也一直是人们交友时最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之一（Garreau，1981）。一些民间谚语，例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等，也较好地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地域与心理特质相关联的认识和理解。
人们普遍秉持这样一种观点：你所生活的地方可以反映出你是什么样的人（Allik ＆ McCrae，2004）。尽管这种认识和理解中带有刻板印象的成分（Peabody，1999；McCrae，2001；Terracciano et al.，2005；Robins，2005），但也有一些研究证据表明这种地理刻板印象的确具有一定的准确性（Rogers ＆ Wood，2010；Realo et al.，2009；Allik，Mttus ＆ Realo，2010）。然而，大众所一直关注的与地域相联系的心理特征规律，真正被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并开展实证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并且还有着一段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近些年来，在现代人格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地理又重新回到了心理学的视野。它正以地理心理学（Geographical Psychology）（Rentfrow，2013）的新面貌，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浪潮中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早期的人格心理学研究主要致力于个体差异研究。受人类学关于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的影响，一些心理学家主要开始关注不同国家的心理特征差异（Rentfrow et al.，2008）。在20世纪40—60年代，一批关注国家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心理学研究大量涌现出来，包括动机（例如，McClelland，1961）、价值观（例如，Buchanan ＆ Cantril，1953）以及人格（例如，Adorno et al.，1950；Inkeles et al.，1958）。尽管这些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缺乏具有共识性的人格理论以及对人格的可操作性和测量方法，因而饱受批评和挑战（Inkeles ＆ Levinson，1969；LeVine，2001；Rentfrow et al.，2008）。除了上述批评和质疑外，当时的人格心理学整个领域还因人格跨情境的稳定性不高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著名的“人—情境之争（Person-Environment Debate）”。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人格理论和测量工具的发展，例如，大五人格模型（Five-Factor Model，FFM）的提出和相应的大五人格测量工具（Costa ＆ McCrae，1992；Goldberg，1990，1992；John ＆ Srivastava，1999），使得国家人格又重新回到了人格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大五人格模型中，个体差异特征可以较好地通过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五个基本维度进行刻画。尽管大五人格模型在提出后也没能迅速得到所有人格心理学家的完全接受，但有一系列的证据（尤其是后来的神经生理学、行为基因学证据）表明大五人格模型是具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例如，Funder，2001；Jang，McCrae et al. Livesley，1998；Loehlin，1992；Rentfrow et al.，2008）。一系列跨国实证研究的检验结果证明了大五人格结构具有较好的跨文化适用性（McCrae ＆ Costa，1997；Saucier ＆ Ostendorf，1999；Church ＆Kaitigbak，2002；McCrae，Terracciano ＆79 Members of the Personality Profiles of Culture Project，2005），这无疑为研究者探讨不同国家的人格差异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另外，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心理过程，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比不同国家的心理特征差异（Barenbaum ＆ Winter，2008）。例如，Hofstede（2001）在20世纪60—70年代，基于IBM全球70 多个国家雇员的巨大数据库开展的跨文化研究，并最终提出了包含个体—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等文化维度，用以反映不同国家在这些文化维度上的差异。越来越多基于国家的跨文化研究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国家对其居民的社会心理进程有着切实的影响，关注国家可以矫正心理学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的忽视（Smith，Bond ＆ Kagitcibasi，2006）。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跨国人格差异和规律研究，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例如，McCrae，2001；Terracciano et al.，2005）。例如，Allik和McCrae（2004）基于36个不同国家的大五人格数据对国家层面的人格特征的研究发现，人格在跨国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并且还具有一些系统性的模式和规律。因此，他们认为超越传统的刻板印象进而描绘出国家的典型人格画像是可行的，因而提出了“人格特质地理学（Geography of Personality Traits）”。后来，Schmitt、Allik、McCrae和Benet-Martínez（2007）依托于一个拥有100 多名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研究者加盟的大型国际联合性项目，搜集了全球56个国家基于自我评定式的大五人格数据，进而对人格的全球地理分布特征进行了探索。在关注国家分析水平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推动下，基于地理的心理规律特征研究得以复兴。
基于跨文化对比的心理学研究将地理重新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中，并且在人格特质（Schmitt et al.，2007）、价值观（Inglehart ＆ Baker，2000；Schwartz，2008）、幸福感（Diener，Diener ＆ Diener，1995）等各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在一系列国家层面的跨国研究表明人类心理特征存在地理差异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心理特征在一个国家内不同区域（例如，美国的州水平、中国的省级水平等）上的差异和分布规律。一批着眼于同一国家或文化内，以地区区域为分析水平的心理学研究正在悄然崛起。
Vandello和Cohen（1999）认为，尽管美国在跨文化研究中一直是作为典型的个体主义国家与亚洲国家进行对比，但美国的各个州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水平上仍然是存在差异的。研究者通过构建了州水平的集体主义指数证实了州水平的集体主义文化差异。这种以同一国家或文化内的不同区域作为分析水平的研究，被称为文化内研究（Within-Culture Study）或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这种研究视角启发了一批关于国家内不同区域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差异的研究。例如，Yamawaki（2012）关于日本47个一级行政区集体主义差异的研究，Van de Vliert等（2013）关于中国15省集体主义的研究。
人格特质在美国州际水平的地理差异也是文化（或国家）内—区域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早在1973 年，Krug和Kulhavy就曾借助卡特尔16PF人格测量问卷（Cattell's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aire）初步探索了美国六大地区（Multistate Regions）的人格差异。约三十年后，Plaut、Markus和Lachman（2002）借助大五人格量表（Big Five Inventory，BFI）对近3 000人的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了美国九大区的人格差异。Rentfrow等（2008）借助网络问卷调查的手段，同样以大五人格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对样本量高达62万人的人群进行了美国州际水平的人格差异研究。该研究借助现代化网络问卷的技术，综合弥补了以往两次尝试在问卷测量工具、被试样本量等多方面的不足，为美国州际人格的差异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为了检验同一国家内不同区域的人格差异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是否也存在，Rentfrow等（2015）借助英国BBC网络平台在英国开展了覆盖近40万人的全国性人格网络调查，并探索了英国380个地方政府区（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的人格分布特征。
立足于同一国家内的区域研究视角，由于介于传统心理学关注的个体分析水平和宏观的跨国分析水平之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抽样代表性、参照群体效应（Reference-Group Effect）等诸多方面均具有独特的优势（Rentfrow，2010；Heine，Buchtel ＆ Norenzayan，2008）。这种将地理特征与心理特征相联系的研究视角在近些年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心理学领域内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面对这种研究趋势，《美国心理学家》（ American Psychologists ）作为美国心理学会的旗舰刊物，于2010年曾特设了专栏对“地理与心理学”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Obschonka et al.，2013）。其中，Rentfrow（2010）以美国州际水平的研究为例，Park和Peterson（2010）以美国城市水平的研究为例，强调了地理与人类心理特征的关联性，以及开展区域水平研究和城市心理学（Urban Psychology）研究的重要意义。
这种致力于探索心理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及其与个体特征、社会结构以及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新兴领域，正是为国家内—区域研究注入新活力的“地理心理学”（Rentfrow，2013；Rentforw et al.，2015）。地理心理学领域的确立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将过去近80年来心理学与地理学相联系并且一路走来的曲折发展史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技术可以用经济、高效的方式，实现大规模、跨区域的心理学研究。这不管在样本数量还是样本代表性上都是巨大的进步，无疑为发展国家内—区域层面的地理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当下蓬勃发展的区域人格研究充分发挥了地理心理学研究视角的优势，关注了国家内跨区域的人格心理特征的地理分布及其与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核心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尽管国家内跨区域的人格（为行文方便，后文均简称“区域人格”）研究数量并不多，但普遍发现一个地区的人格特征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健康（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Health，PESH）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Rentfrow等（2008）在描绘了美国50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格分布特征后，探索了区域人格与州犯罪率、职业类型、社会融合度、宗教性、价值观、健康行为、死亡率等各方面的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采用类似的方法，Rentfrow等（2015）也对英国380 个地方政府区的人格与英国政治普选投票、财富和人力资本、婚姻状况、犯罪率、健康等一系列社会指标进行了检验。在美国和英国国家内跨区域的人格与一系列的社会指标关系的研究中初步发现了一些比较稳健的结果。例如，区域开放性人格特质可以较好地反映该地区居民自由主义、非传统的程度（Rentfrow et al.，2015）。Rentfrow等（2008）的研究，启发了后续一批检验区域人格与保守主义（McCann，2013）、社会资本（Rentfrow，2010）、创业率（Obschonka et al.，2013）等各方面尝试深化区域人格与社会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
人格与健康的关系，是区域人格与众多社会结果变量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健康问题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大量的研究证据在个体水平上探讨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例如，很多证据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甚至邻居的社会经济地位都能显著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Adler et al.，1994；Cutrona，Wallace ＆ Wesner，2006）。其中，人格因素被认为是个体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变量（Ozer ＆ Benet-Martínez，2006）。Robert等（2007）以一批纵向跟踪调查研究为基础进行元分析，检验对比了社会经济地位、认知能力以及人格特征对健康结果（寿命/死亡率）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人格对死亡率的预测作用显著，其预测作用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相当，尤其是大五人格的尽责性维度对健康的平均预测力最为强劲。
考虑到健康问题在国家健康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意义，也有研究者关注了国家水平的人格特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例如，McCrae和Terracciano（2008）研究了51个国家的人格特质与癌症、预期寿命、物质滥用等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了一些跟传统个体分析水平不同的结果，对应于健康在个体—跨区域—跨国一系列分析水平上各自的健康预防、干预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独特意义。因此，在国家内跨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Rentfrow等（2008）在美国州水平上探索了各州人格特质与癌症、心脏病死亡率，预期寿命，慢跑等健康促进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特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稳健性不同，其中以神经质与心脏病、癌症死亡率之间的正相关，以及与预期寿命之间的负相关最为稳健。而个体层面发现尽责性与健康结果之间强劲的积极关联在州层面却并不稳定。在Rentfrow等（2008）美国州人格研究的基础上，还有研究者研究了美国州水平的人格特质与自杀、抑郁之间的关系（McCann，2010），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McCann，2011；Pesta，McDaniel ＆ Bertsch，2010；Rentfrow，Mellander ＆ Florida，2009）等问题。Rentfrow等（2015）在英国样本上检验了380个地方政府区的人格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与美国样本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尽管目前关于国家内跨区域水平的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证据，但这些研究通常仅对健康的整体状况或核心指标（例如，Rentfrow et al.，2008；Rentfrow，2010），或者仅对健康的某一方面（例如，McCann，2011；McCann，2010）进行了研究探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健康的定义那样，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身体疾病的关注，而是对寿命、身体健康、主观幸福感等一系列涉及身体、心理和社会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Friedman ＆ Kern，2014）。那么从更加综合的视角来看，区域人格与健康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人格特质与健康的各方面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同的人格特质与不同的健康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和规律？因此，笔者将这些问题纳入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并且对区域人格和健康的不同方面进行系统的检验和对比。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大多只是研究了区域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即回答了人格与健康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的问题，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区域人格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问题。沿着机制研究的视角，区域人格在什么条件下能影响健康，或者说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一个地区所处的环境特征（包括文化环境特征、经济环境特征、政治环境特征）是否能影响人格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强弱？换言之，区域人格是否可能在某些环境下，对健康的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相对另一种环境下的影响要更大或者更小？笔者认为，如果上述现象存在，那么可以表示不同的人格与环境组合在健康问题上存在一种“亲和性（Affinity）”的差异。这是本书将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尝试分别在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下，一一检验不同的“人格与环境”组合在各健康指标上的亲和性问题，从而深化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