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国家内部(例如,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不同地区水平的人格进行测量成为可能后,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一度成为区域人格研究的焦点问题。尤其自Rentfrow等(2008)为美国州水平的人格测量及其应用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以来,一系列围绕美国州水平的人格与各种健康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涌现。但是区域水平的人格与健康研究,由于研究时间较短,以及拥有区域人格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相对有限,目前该阶段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和进一步深化的问题。笔者结合上文综述的研究现状,总结了以下四点不足:
目前的研究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涉及了寿命和死亡率、疾病发病率、自杀、幸福感四大主题。研究者在选取健康指标时,大多是针对健康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并且对指标本身在整个健康指标体系中的位置以及选择依据缺乏相应的说明。因此,目前区域水平的人格与健康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比较分散的特点,甚至有些在个体层面健康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尚未涉及,例如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物质滥用等。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即健康应该是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多方面的综合体。目前关于区域人格与健康的研究,对身体健康层面关注较多,而对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的关注很少。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虽然涉及了幸福感的研究,但对于咨询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关注则非常少。
已有的区域人格与健康研究大多从健康的某一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而对于人格与健康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差异缺乏较为系统的对比。但无论是个体层面的证据还是直接来自于区域层面的研究证据都发现,健康的不同方面,甚至内容高度相关的不同概念之间也可能与人格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例如,Voracek(2009)发现美国州水平的神经质水平与自杀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Lester和Voracek(2013)的研究却发现神经质与自杀意向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研究都仅仅针对健康的某一方面,甚至某一个指标进行研究,几乎少有研究尝试对区域人格与不同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对比。当然,目前缺乏对不同健康指标关系差异进行必要而系统的对比,与目前积累的研究证据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系。但区域人格研究者如果拥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于深入理解大五人格特质与不同健康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总结在不同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规律,皆大有裨益。
从目前关于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来看,它们几乎都是对人格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探讨。一方面,已有研究在人格与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的探讨,以及更进一步地探索人格作用于健康的机制问题等方面都是相当薄弱的。关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问题,正如Pesta等(2012)所言,目前基于Rentrfow等(2008)区域人格问卷调查截面数据与健康数据的相关、回归分析,本质上还是相关研究,并不能直接推论到因果关系,而要排除所有其他干扰因素,或者选择更为强劲的工具变量,例如基因数据。但上述方案在目前的条件来看,暂时都不容易实现。所以,目前的研究者大都借助个体层面与国家层面的证据链,从多方验证的角度来增强进行因果推论的信心。
另一方面,仅仅关注于相关关系的研究取向,是目前对于日益增多的不稳健、甚至直接矛盾的结果解释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Rentfrow等(2008)和Rentfrow等(2015)探索区域人格与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的研究中,尽责性的作用也比较强大,但相对神经质而言不太稳定。在英国样本上,尽责性出现了较为强劲的作用并且与个体水平证据较为一致,但在美国样本上,尽责性与寿命、疾病死亡率的关系不稳定甚至呈现相反结果。因此,在不断丰富人格与不同健康指标相关关系研究,甚至因果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应该重视进一步深入理解人格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问题,尝试回答一些诸如“区域人格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影响健康”“区域人格如何影响健康”等更加深入的问题。
从整个人格心理学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人格心理学将由最早回答“人格是什么(What)”的问题,过渡到“人格可以预测什么(What for)”的阶段,继而又将转入“人格是如何影响(How)”“人格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影响(Where)”的阶段(Gebauer et al.,2014a;Hampson,2012)。以上过程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目前研究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探索了大量的人格与健康相关关系的“人格可以预测什么”之后,应该着力探索如何影响、在什么条件下影响的问题了。例如,Friedman和Kern(2014)在展望未来的个体水平的人格与健康研究时认为,“(未来的研究)不再需要那些关于人格与健康、主观幸福感简单相关的研究……相反,这个领域需要的是关于个体人格特质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影响健康和幸福感,涉及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和干预机制的纵向追踪研究”。这个呼吁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人格与健康方向的研究。虽然目前区域水平的人格研究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但从发展历程上而言具有相似之处。当相关研究证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或者大量不一致的相关研究亟须整合时,研究将必然进一步深入到探讨机制的阶段。
但从目前的区域人格研究现状来看,能在区域水平上启发或者解释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理论非常稀缺。目前区域人格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解释模型,主要是Rentfrow等(2008)提出的动态过程模型。该模型对于解释区域人格如何在各种社会指标上的表达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研究者认为它并不限于国家内区域水平上,还可适用于国家层面等各种地理水平。该理论对于启发研究者探索区域人格与健康、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社会结果变量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例如,Stavrova(2015)关于德国居民地区水平的神经质影响个体生活评价幸福感的情绪扩散机制研究,就是受到了该模型路径③的启发并且为该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证据。但是该模型侧重于解释一般化的动态作用机制问题,中间涉及的机制较为复杂,现有研究很难直接对其进行检验,而且对于目前区域人格与健康研究结果中出现的矛盾和不稳健结果,难以提供更为直接、有针对性的解释。因此,大多数区域人格研究者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往往只能从个体层面的理论寻找解释。但是个体层面的理论推广到群体层面时候,也面临着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适合于个体层面的情境理论,推广到宏观区域层面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也是近些年社会生态学视角的研究者所呼吁的问题,如Oishi和Graham(2010)呼吁心理学的研究者重视关注更加宏观的生态环境(包括气候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在区域人格与健康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该领域亟须更多适合区域宏观层面的理论,从而不断启发和支持区域人格及其应用研究。
针对上述关于当前研究的不足,本书将尝试主要从两大方面来丰富和推进区域人格与健康领域研究:①构建较为统一的健康指标体系,并且系统地检验和对比区域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联;②探索人格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系统检验社会文化环境在人格影响健康中的作用。因此本书的核心问题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人格与各种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社会文化环境在人格影响健康的关系中是否存在显著调节作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尤其是区域层面的人格数据,本书也将基于区域研究中较为广泛地使用Rentfrow等(2008)的美国人格数据。基于美国50 州的人格数据,本书将较为系统地探索区域人格与健康,及其环境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书的研究设计和理论框架设计如图2.1所示。具体内容包括: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主要通过采用较为系统的健康指标框架,系统性地夯实人格与各方面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综合考虑健康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本书讨论的健康指标体系将包括幸福感、寿命/死亡率、心理疾病、物质滥用与健康行为四大主要模块。另一方面,基于已有人格与健康关系研究以及个体层面健康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本书将系统性地检验区域人格与方方面面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
图2.1 本书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图
第四章中,本书主要基于“人—情境”之争、人与情境交互理论、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观点和视角,提出人格与环境亲和性假说。传统个体层面的人格与健康研究,经历过“人与情境之争”,即在预测人的行为时,到底是人格特质重要,还是情境重要?目前较为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人格和情境都能影响人的行为,即需要同时考虑人格特质与情境的作用,这是交互论的视角。笔者认为,在研究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中,在关注人格特质对健康的影响作用的基础上,加入区域所处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挖掘人格与健康的关系机制;又考虑到个体层面的理论(例如,认知情境视角)所强调的情境,与区域所处的宏观社会文化情境相比仍显微观。因此,笔者将系统梳理文化心理学、社会生态心理学中关于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对于人类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书将系统性地检验人格特质对健康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文化、经济、政治环境下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即检验特定的人格与特定的环境组合,是否对健康结果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目标,本书将在已有研究证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人格与环境亲和性假说,以指导展开关于人格与环境对健康影响作用的系统性检验工作。
在第五、六、七章中,本书将基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生态视角,分别选取能够反映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的可操作化区域环境指标,进行系统地关于人格与环境亲和性假说检验(即各种环境的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