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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人格差异及其地理分布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围绕区域人格与各种区域水平的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区域人格被证明与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和健康（PESH）等重要的社会结果变量有关（Rentfrow et al.，2015）。
在政治性结果变量方面，某些区域人格特征能显著预测该地区的政治选举投票行为。Rentfrow等（2009）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大五人格特质与1996 年、2000年以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关系。结果发现，各州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与该州的开放性显著正相关，而与尽责性显著负相关；而共和党候选人的投票支持率则与该州的开放性显著负相关，而与尽责性显著正相关。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以2008年总统选举中各州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投票支持率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投票支持率之差，与该州的开放性显著正相关，与尽责性显著负相关，并且以上关系在控制了黑人人口比率、女性人口比例等人口学变量后仍然显著（Rentfrow，2010）。Rentfrow等（2015）在英国关于380 个地方政府行政区人格调查研究中，以英国2005年、2010年的普选投票作为政治结果变量。结果发现，各地区的尽责性与保守党支持率显著正相关，与工人党支持率显著负相关，与自由民主党支持率相关不显著；开放性与保守党、工人党支持率相关不显著，但与自由民主党支持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支持率显著负相关，与工人党支持率显著正相关。
在经济结果变量方面，主要包括区域人力资本，地区创业率、经济水平等问题。Rentfrow等（2008）研究了美国各州人格特质水平与各种类型职业从业比例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从事商业金融行业的人口比例与开放性显著正相关（ r ＝0.49），与神经质显著负相关（ r ＝-0.40），与尽责性呈现显著负相关（ r ＝-0.38），但这些相关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女性人口比例等一系列人口学变量之后不再显著。Rentfrow等（2015）关于英国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的外向性、开放性与教育获得水平、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业类型的人口比例显著正相关，与从事服务与行政岗人口比例、交易岗人口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而神经质与开放性的结果则相反。并且，以上关系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女性人口比例等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仍然稳健存在。而宜人性、尽责性与各经济指标的关系则不显著，或在控制了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不再显著。Obschonka等（2013）研究了创业人格（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即高外向性、尽责性和开放性，以及低宜人性和神经质）与创业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地区创业人格与区域创业率之间的稳健正相关在美国51 个地区（50 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5个大都市区，德国14个地区，英国12个地区均稳健存在。Obschonka等（2015）以美国（ N ＝935 858）和英国（ N ＝417 217）的大样本研究了两个地区的区域心理特征与金融危机的弹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个样本中区域人格情绪越稳定、越具创业人格特征的区域，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下挫程度显著越小。Allik等（2009）关于俄罗斯33个行政区的人格数据发现，开放性人格特质与该地区经济繁荣程度显著正相关。Yang和Lester（2016）关于美国州水平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该州的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而高开放性、低神经质与该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
在社会指标上，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犯罪率、文化多元程度等问题。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衡量了个体与家庭、朋友等他人关系的紧密程度，包括社会支持和信任等内容。Rentfrow（2010）以美国州水平的大五人格特质与Putman（2000）的社会资本指数（Social Capital Index）的研究结果显示，州水平的社会资本与宜人性显著正相关，与外向性也有正相关但不显著，与尽责性、神经质显著负相关。Allik等（2009）在俄罗斯的区域人格研究中，通过大五人格问卷测量的其中一个子维度信任特质发现，随着地区离Moscow的距离而递减（ r ＝-0.51），即离首都越远，信任水平越低。在犯罪率上，Rentfrow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州水平的开放性、外向性人格特质水平与抢劫、谋杀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抢劫、谋杀犯罪率显著负相关，并且以上关系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关系仍然显著。Rentfrow等（2015）在英国样本上，发现开放性、神经质与暴力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宜人性、尽责性与暴力犯罪率显著负相关，但以上关系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控制变量之后都不再显著。在文化多元性方面，Rentfrow等（2008）的美国样本结果显示，开放性与自由主义价值观显著正相关，并且在加入人口学控制变量后关系仍然显著。在英国数据样本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开放性显著与该地区同性伴侣人口占比正相关，并且还发现宜人性与同性伴侣人口占比显著负相关。
除了与政治投票行为、区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政治、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区域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而言是受到关注最多的研究议题，这与健康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水平上关于人格与健康关系相关的问题和探索至今有数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在个体水平上对人格与健康关系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仍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包括人格测量工具方法的完善，大型人格与健康问题相关的纵向追踪项目的推进等（Friedman ＆ Kern，2014）。一方面，受宏观层面人格测量工具或者说人格心理学对宏观水平人格研究发展相对较晚的限制，直接在宏观层面探讨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但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健康问题，却又是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健康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而言，探索宏观水平的健康相关的心理与行为规律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Rentfrow等（2008）关于美国州水平人格特质差异、地理分布及其与一系列区域水平的社会指标之间关联这一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和推动下，一批关注国家内区域水平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涌现出来。
最为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是指没有身体疾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追求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果问一个人，“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想为你爱的人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一个又长又幸福的生活（Rysamb，2005）。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既要有生命的长度，又要有生命的质量（Friedman ＆ Kern，2014）。如果考虑生命的长度，则涉及寿命、死亡率、身体疾病、心理疾病等问题，这是传统健康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果考虑生命的质量，则涉及幸福感问题，例如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水平等（Diener ＆ Lucas，1999），这是近些年健康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比较关注的问题。
目前健康心理学研究对于健康问题的探讨，往往涉及的内容较广，例如预期寿命、死亡率、各种疾病发病率、心理疾病等。那么究竟现在人们所追求的健康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应该是包含身体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幸福多方面的综合体（Rysamb，2005）。Friedman及其同事们在参考联合国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Friedman ＆ Kern，2014；Friedman et al.，2010；Friedman ＆ Martin，2011），认为健康可以被操作化为以下六个方面内容：①身体健康（Physical Health），指个体有能力和能量完成一系列日常任务的状态，并且是由专业职业资格认证专家基于客观证据的身体健康评估结果；②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包括认知成分的自我感知的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成分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频率（Diener，Inglehart ＆ Tay，2013）；③社会竞争力（Social Competence），指能够与他人一起参与活动，包括维持亲密关系，被社会网络、社群所支持，以及支持他人的能力；④生产力（Productivity），指持续地获得成就感或为社会做贡献，但随着许多国家老龄化的加速，生产力的概念可能又有新的含义和意义（Fried，2012）；⑤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指能够进行清晰地思考和回忆的能力，包括记忆、感知、语言、空间能力、决策、推理等涉及抽象运算的心理过程；⑥长寿（Longevity），即通常以个体到死亡时的年龄来衡量，被认为是最客观、最有效的单个健康测量指标（Friedman ＆ Kern，2014）。由此可见，健康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身体层面、心理层面（还可再分为情感层面、认知层面）等多方面，既有积极面的幸福感、寿命，也有消极面的死亡率、疾病发病率、心理障碍等，甚至很多健康心理的研究中也关注健康行为在健康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吸烟行为、酗酒等。
区域人格与健康的关系问题，是区域人格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地区层面的人格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困难，目前关于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数量并不多且大多集中于探讨美国的州人格水平与健康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Rentfrow等（2008）以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预期寿命数据，以及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CDC）提供的癌症和心脏病死亡率数据，研究了美国州水平人格与健康的关系。首先，结果显示神经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最为稳健，神经质与癌症死亡率（ r ＝0.70）、心脏病死亡率（ r ＝0.74）显著正相关，与预期寿命显著负相关（ r ＝-0.50），并且在控制了收入水平、种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上述关系仍然稳定存在，与个体水平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其次，宜人性与健康的关系也比较稳健且与个体水平研究也有较强的一致性。宜人性与预期寿命显著正相关（ r ＝0.39），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仍然保持显著（ r ＝0.38），而宜人性与癌症、心脏病的死亡率虽然负相关，但不显著。与个体水平研究差异比较大的是尽责性和外向性，尤其是尽责性在个体水平被认为对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Friedman ＆ Kern，2014）。结果显示，尽责性与预期寿命呈现出显著负相关（ r ＝-0.44），与心脏病死亡率（ r ＝0.31）显著正相关，但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只有与预期寿命的负相关保持显著（ r ＝-0.27），其他均不显著。外向性和开放性与预期寿命，癌症、心脏病死亡率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McCann（2014a）根据2005—2007年美国各州各种死因死亡率数据，将死亡率进一步细分为癌症死亡率、心脏病死亡率、其他疾病死亡率、非疾病死亡率，以及总体死亡率五类死亡率指标，并计算这些死亡率指标与神经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神经质只与癌症死亡率、心脏病死亡率以及总体死亡率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只有癌症、心脏病死亡率与神经质的正相关仍然显著。该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居民神经质水平并不是与所有类型的死亡率相关，而只特定性的与该地区的癌症、心脏病死亡率相关。
Rentfrow等（2015）在英国样本上关于人格特质与寿命/死亡率的研究结果显示，神经质、尽责性以及外向性出现了非常稳健并且与个体水平研究比较一致的结果。神经质与预期寿命（r 男 ＝-0.41，r 女 ＝-0.40）显著负相关，与癌症死亡率（ r ＝0.48）、心脏病死亡率（ r ＝0.43）、中风死亡率（ r ＝0.26）均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除中风死亡率（ r ＝0.17）在相关关系方向不变但结果不显著外，其余关系仍然保持稳健。尽责性与预期寿命（r 男 ＝0.46，r 女 ＝0.37）显著正相关，与癌症死亡率（ r ＝-0.44）、心脏病死亡率（ r ＝-0.40）均显著负相关，与中风死亡率负相关但未达到0.1％水平上的显著（ r ＝-0.15）；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中风死亡率保持负相关并且达到了显著（ r ＝-0.20），其余关系仍然保持稳健。外向性与预期寿命（r 男 ＝0.26，r 女 ＝0.32）显著正相关，与癌症死亡率（ r ＝-0.25）、心脏病死亡率（ r ＝-0.24）、中风死亡率（ r ＝-0.24）均显著负相关；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除中风死亡率（ r ＝-0.15）在相关关系方向不变但结果不显著外，其余关系仍然保持稳健。开放性只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性别比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与女性预期寿命出现显著正相关（ r ＝0.20），与癌症死亡率出现显著负相关（ r ＝-0.23），即总体而言关系比较微弱且不稳定。宜人性则在以上所有指标上均没有发现显著关联。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发现，地区水平不同的人格特质与寿命，癌症、心脏病死亡率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神经质与开放性人格特质的结果相对而言最为稳定。神经质在各样本上均显示与寿命有显著负相关，与癌症、心脏病死亡率有强劲而稳健的负相关，即对以上区域水平的健康指标有稳定的负面影响。开放性在美国、英国样本上均较为稳定地显示出与寿命，癌症、心脏病死亡率之间没有显著关联。尽责性、宜人性、外向性则在不同的样本上显示出了不太一致的结果，但在有的样本中呈现了与个体水平证据较为一致的结果。
区域水平的人格与疾病发病率研究主要关注于一些长期慢性疾病流行率、肥胖流行率等问题。Rentfrow等（2015）在关于英国地区人格的研究中，以各地区“上一年度因长期健康问题或残疾导致日常活动受限的人口比例”作为长期健康问题的指标。结果发现，长期健康问题与神经质呈现显著正相关（ r ＝0.26， r 偏 ＝0.36），与外向性（ r ＝-0.36， r 偏 ＝-0.25）、尽责性（ r ＝-0.20， r 偏 ＝-0.31）显著负相关，并且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女性人口比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以上关系仍然稳健存在。长期健康问题与开放性出现了负相关，并且恰好在显著区间附近（ r ＝-0.20），但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负相关不再显著（ r ＝-0.08）。长期健康问题与宜人性呈现出正相关，但均不显著（ r ＝0.17， r 偏 ＝0.09）。该结果表明，在英国的地区水平上，神经质水平高，外向性、尽责性低的地区更有可能与受长期健康问题困扰相联系。
Pesta等（2012）在Rentfrow等（2008）关于美国50 州的人格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地区的神经质水平与地区慢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考察了各州的肥胖（体重指数＞30）、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中风六种慢性疾病指标，以及由这些指标构建的慢性疾病因子（Chronic Disease Factor）。结果发现，神经质与各慢性疾病以及慢性疾病因子显著正相关，并且在控制了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犯罪率等指标时，神经质与慢性疾病因子之间的正相关仍然显著，即神经质水平高的地区，其居民患肥胖、糖尿病等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也比较高。McCann（2010a）同样基于Rentfrow等（2008）关于美国50州的人格数据，研究了不同的人格特质与州水平的肥胖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从美国疾控中心关于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BRFSS）调查数据来构建各州肥胖率指数。结果发现，州水平的肥胖率与神经质（ r ＝0.35）、宜人性（ r ＝0.38）显著正相关，与开放性（ r ＝-0.44）显著负相关，与社会经济地位（ r ＝-0.74）、白人人口比例（ r ＝-0.34）、城市化程度（ r ＝-0.43）也有显著负相关。分布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之后，神经质、宜人性、开放性与州水平的肥胖率仍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该结果表明，对于居民总体而言，神经质、宜人性水平较高，开放性水平较低的州，该州高肥胖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自杀问题的研究也是区域人格与健康关系研究的重要关注话题。McCann（2010b）采用Rentfrow等（2008）关于美国50州的人格数据，研究了美国州水平的人格特质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尽管个体水平上关于神经质与自杀率的关系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在美国州水平上的神经质与自杀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白人人口比例、城市化、抑郁比率之后，该关系仍然显著。此外，宜人性也与州水平的自杀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个体层面、国家层面的证据较为一致。因此该结果表明，在美国低神经质、低宜人性的州更倾向于与高自杀率相联系。
Voracek（2009）同样关于美国州水平的人格特质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证实了神经质与自杀率之间的显著负相关。研究者发现，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州水平自杀率，不论是总体的自杀率，还是老年人群的自杀率，都与神经质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并且在州的财富水平和其他人格特质水平控制的情况下仍然显著。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州水平宜人性和尽责性与自杀率负相关，尽管该结果并不是很稳健，但也部分验证了在国家层面关于低宜人性、低尽责性与高自杀率相关联的结果（Voracek，2006）。Lester和Voracek（2013）又进一步研究了美国州水平的人格与自杀意图、自杀计划等自杀意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五人格特质中任何一个维度均与自杀意向没有显著关联。结合Voracek（2009）发现美国州水平的神经质水平与自杀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证据，研究者认为自杀意向与实际自杀率内涵是不同的，至少与神经质之间的关系是有区别的。
Voracek（2013）还在俄罗斯地区水平人格数据的基础上，探索了俄罗斯32个行政区大五人格特质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俄罗斯地区水平的证据没有再次出现已有研究中关于低宜人性、低尽责性（或者说高精神质，Psychoticism）与高自杀率相联系的结果，并且发现俄罗斯地区水平的宜人性越高，自杀率也越高的结果。但宜人性与自杀率正相关的结果仅仅在采用国家性格调查（National Character Survey）测量的大五人格数据结果中显著，在采用大五人格量表测量的数据结果中不显著。研究者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不同地区的人格特质与自杀率关系结果的差异，可能与量表本身的差异、不同样本的抽样代表性差异等原因有关，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以上关于区域人格与健康的研究主要围绕健康的消极指标，也有研究者关注了与积极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例如幸福感问题。Rentfrow、Mellander和Florida（2009）基于Gallup 2008年的健康幸福感指数调查（ N ＝353 039）数据和Rentfrow等（2008）的州水平大五人格（ N ＝619 397）数据，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幸福感分布及其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整体幸福感与神经质呈负相关（ r ＝-0.61），在控制了人均GDP、收入水平指标后仍然显著，而其他人格特质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在幸福感的分指标相关中，神经质与生活评价幸福感、情绪健康幸福感、身体健康幸福感、工作环境幸福感四个分指标显著负相关；宜人性、尽责性均只与身体健康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开放性与情绪幸福感显著负相关，而与身体健康幸福感显著正相关。McCann（2011）采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关注了美国州水平的人格特质与情绪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州水平的神经质与情绪幸福感显著负相关（ r ＝-0.69），而外向性（ r ＝0.16）、宜人性（ r ＝0.11）、尽责性（ r ＝0.10）、开放性（ r ＝-0.17）与情绪幸福感的相关均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与情绪幸福感的正相关值为0.49，即神经质与情绪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强度高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该结果表明，对于神经质越高的州，其情绪幸福感越低。McCann（2014b）结合Mitchell等（2013）基于1 000多万条加了地理位置标签的Twitter数据构建的美国50 州Twitter幸福感数据，研究了大五人格特质与该州Twitter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州水平的Twitter幸福感与神经质显著负相关，并且在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仍然显著。其他人格特质与Twitter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则均不显著。
在已有研究中发现地区水平的神经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基础上，Stavrova（2015）关于德国16个地区的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研究，采用跨水平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的方法同时考虑了个体层面的神经质与地区层面的神经质对个体生活评价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水平的神经质水平后，地区层面的神经质对个体生活评价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但仍然保持显著。因此，该研究证实了已有研究中报告的地区水平的神经质与生活评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神经质水平的简单总和，而是还存在情绪扩散效应，即该结果为Rentfrow等（2008）提出的用以解释地区层面的人格特质如何在社会指标表达的“动态过程模型”中的路径③，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