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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为什么会关注区域水平的人格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为什么会在关注了个体水平和国家水平的研究之后，又会转而关注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区域水平研究？这与区域研究的意义有关。
Allik等（2012）在回顾了跨文化研究的三十年发展历程时认为，在数据收集、抽样等方面的偏差仍然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为了分析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关于样本抽样问题的情况，对该领域重要的刊物《跨文化心理学（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09年发表的45篇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这45篇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涉及了58 个独立的研究（总被试量 N ＝18 143），但只有15个（即26％）研究包含了2个以上不同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比较，而有超过半数（52％）的研究是仅仅在2个群体上对某一心理变量进行了对比。研究者发现，这种基于人类学视角的二元文化模型（Anthropological Two-Culture Model）的研究不仅在现代跨文化研究中数量众多，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关注国家水平的跨文化研究中，搜集数量客观的样本是一件成本较高、挑战很大的工作。虽然也有研究者通过建立人格与文化项目研究小组（例如，70 Members of the Personality Profiles of Cultures Project）等各种形式来尽可能多地搜集数据，但至少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大型联合项目还未能广泛推广。换言之，需要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建立和推进跨国研究，其门槛还是相对较高的，这对发起人的号召力，研究者的管理、协作能力等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要求。
此外，关于国家层面的跨文化研究除了在国家数量上存在较大困难外，在每个国家内部选取足够数量的被试样本也仍然是不小的挑战。跨国研究中要以国家均值代表国家进行计算和分析，这就要求每个国家所搜集的被试样本数量足够大以使这些被试样本的总体均值能较好地反映该国大多数人的心理特征，尤其是对于国家内部民族构成复杂、地域差别大的大国来说，这种代表性就更成问题。现有很多二元文化跨国对比的研究，在国家内部取样上还往往出于方便取样的考虑，采用国家内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来代表一个国家（Allik et al.，2009）。因此，Rentfrow（2010）认为，基于这种方便抽样原则进行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所得到的跨文化差异并不仅仅是国家差别，还包括了不同地区的差异（例如，Kashima et al.，2004的研究）。
一方面，关注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区域水平研究，在数据搜集和样本代表性上相对国家水平的样本来说相对更容易一些。研究者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样本抽样时，面临的民族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等挑战相对较小，从而在样本代表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另外，相对而言，在国家内建立联合的大型人格与文化测量项目，从管理协作的成本和门槛上而言都相对国际项目要小。例如，Allik等（2009）关于俄罗斯人格在33 个行政区的地理分布研究正是依托于联合40所大学成立的“俄国性格与人格调查项目”。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搜集数据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被证明在样本多样性、数据质量等方面等同于甚至高于传统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收集手段（Gosling ＆ Mason，2014；Gosling et al.，2004）。借助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国家内部各地区开展人格研究，可以大大提升样本的代表性。例如，Rentfrow等（2008）和Rentfrow等（2015）分别关于美国（ N ＝619 397）和英国（ N ＝386 375）人格地理分布的研究，都是借助网络问卷的方法搜集了大样本，并且也被证实与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相对而言，如果在国家层面，各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异也比一个国家内部的大，因此即便使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也不一定能保证较好的样本代表性。
跨文化研究中出现的国家差异，可能受参照群体效应（Reference-Group Effect）的影响。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在进行自我判断时，是基于与自己相似的他人（Heine et al.，2002）。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完成自我报告的心理测量量表时，往往会通过对比自己与他们所处文化的内隐的社会规范来完成（Heine et al.，2008）。那么，跨文化研究中各国被试自我报告的人格数据，对比的其实是被试相对于自己所处文化的他人或社会规范，而并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被试（Rentfrow，2010）。Allik和McCrae（2004）在关于36 国的人格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认为，如果存在这种参照群体效应，那么国家间的差异应该会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但他们的结果发现尽管在这种可能的参照群体效应下，国家间的人格特质仍然呈现出了差异，更加证实了人格在国家间存在差异和地理特征。但是，Allik等（2009）又承认，各国的人格特质均值在跨文化对比中差异值却并不大，国家之间的变异大约只有国家内个体间变异的九分之一。例如，McCrae（2002）关于36个国家、Schmitt等（2007）关于56个国家的人格特质均值的标准差都大概只有这些国家内个体差异的三分之一。因此，跨国研究中各国人格特质均值的差异小，可能与参照群体效应的削弱效应有关。但在关注同一国家内的区域水平研究时，由于被试处于一个相对共享的内隐文化标准和参照标准下，因此受参照群体效应的影响程度更小（Heine et al.，2008；Rentfrow，2010）。
此外，区域水平研究受语言、宗教、民族、气候等各种变量干扰的影响也相对跨国研究来说比较小，有利于挖掘更精确的心理变量规律。Conway III等（2013）认为将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做法有点粗糙。在文化研究中，国家往往由于太大而难以被归类为一种文化，并且还容易受到语言、民族、宗教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俄罗斯是一个面积巨大、民族多样性高的国家，有160多个不同的民族、10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对于在跨国人格对比研究中用一个国家的分析单位来刻画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干扰和挑战（Allik et al.，2009）。此外，Allik等（2009）认为，尽管有不少证据表明大五人格测量工具在跨语言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McCrae，2001；McCrae，2002；McCrae et al.，2005），但在跨国人格对比中国家之间的人格特质均值差异仍然有可能是由于问卷翻译过程中微小的语义变化导致的。因此，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语言翻译等问题带来的干扰，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内进行研究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譬如，俄罗斯虽然各个地区母语不同，但大多数居民都可以流利地使用俄语（Allik et al.，2009）。总而言之，在国家内区域水平可以较好地控制和分离语言、宗教背景、民族、气候等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从而为推论区域人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可信的证据。
区域分析水平，作为一种介于个体分析水平与国家分析水平之间的一种新的分析水平，其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跨文化研究发现，个体层面与国家层面的研究结果在逻辑上或实证上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在人格研究中，有强调一般规律研究的常规法则研究取向（Nomothetic Approach）和强调个体独特性的特殊规律研究取向（Idiographic Approach）。持特殊规律研究取向的文化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各种分析水平的文化规律（Conway III et al.，2013），即认为每种分析水平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水平作为一种新分析水平，也具有其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立足于区域分析水平的区域地理学与经济学、公共卫生、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交叉研究。例如，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致力于研究区域水平的空间地域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例如当地资源、基础设施对居民流动性、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区域水平的公共卫生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影响健康和幸福感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区域地理相联系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人口学、社会性以及经济性因素如何影响和改变公共舆论和政治选举过程等问题。Rentfrow等（2015）认为，区域地理学与以上诸多社会科学产生交叉并展开研究，其背后都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假设：人们居住的地方与人们的态度、动机和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探索人们的心理特征与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作用规律，正是近些年兴起的地理心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区域分析水平是目前基于地理心理学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分析视角。从实践应用角度而言，由于“生态学谬误”“反生态学谬误”等问题的存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研究都不能对区域水平的公共决策提供直接的指导意义。因此，开展区域分析水平研究对于区域公共决策、区域公共政策制定有直接而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现有的不同研究水平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将个体分析水平、区域分析水平以及国家分析水平综合起来，三者便可以构成一个“个体—区域—国家”的全景式分析框架。研究者要深刻理解一个问题，必须在不同层次分别进行研究，并对不同层次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和总结。目前很多问题的证据，例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而关于区域层面的证据相对较少。因此，加强区域水平的研究有利于构建、补充和完善“个体—区域—国家”全景式的分析框架。
研究者已经在关于个体水平与国家水平的心理特征进行对比的心理学研究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Schwartz在个体层面发现价值观主要可以总结为十种基本的价值观类型以及归入两个维度；而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主要可以总结为七种基本的价值观类型以及归入三个维度。换言之，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类型和结构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类型并不完全等同。除了在价值观结构上的不同外，研究者还发现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在具体的内容上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差异。例如，“谦卑”和“权威”两种在个体水平看似负相关的两种价值观，在国家水平却同时出现在等级秩序类型下。以上结果可进行如下解释：个体层面谦卑和权威不大可能同时共存，而在一个国家中谦卑和权威则很可能同时存在一个等级秩序的社会环境下（Smith et al.，2006）。
目前能同时在个体水平、国家水平以及区域水平均有相应证据并可进行对比的研究问题并不多。在人格领域，关于人格评定的准确性（包括刻板印象的准确性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可进行初步的对比分析。例如，Terracciano等（2005）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关于49个国家的性格研究发现，人们对本国整体人群的人格刻板印象与该国国民通过自我报告方式计算的实际人格特质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换言之，人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人格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但很多研究又显示，人们对自己和熟悉的特定他人（例如，朋友）的人格评价具有较为准确的判断力（例如，McCrae et al.，1998）。因此个体水平和国家水平的研究结果形成了这样一个矛盾：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特定个体的人格特质，但是却无法准确地判断出自己本国宏观人群的特质（Robins，2005）。Rogers和Wood（2010）进一步在美国区域水平上探讨了人们对区域水平地理刻板印象的准确性问题。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研究者将美国50 个州通过分类整合成20个地区，并要求被试对这20 个地区的人格特质进行评定（即地区的人格刻板印象）。结果发现，人们对于区域水平的人格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不同人格特质的地理刻板印象准确性不同。其中，对于神经质和开放性人格特质的刻板印象准确性最高，宜人性和外向性的准确性略高于随机猜测，而尽责性准确率并不理想。由以上结果可以初步发现，人们在个体水平的人格特质判断准确率最高，对于国家层面人格地理的刻板印象准确率最差，而对于国家内区域水平的判断介于二者之间。总体上似乎呈现出一种随着判断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远，人们的人格判断准确率逐渐下降的趋势。当然以上也仅为假设，有待未来进一步检验。但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通过综合和对比“个体—区域—国家”多分析水平的研究结果，从而建立“个体—区域—国家”的全景式分析框架，尤其是对关于区域人格与其他重要的社会指标（例如，健康）之间的关系，引入这种多水平的全景式分析框架意义更重要。借助多水平的分析框架，可以更进一步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水平下的关系是否一致，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乃至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人格研究证据都相对较多。因此，加强对区域层面的人格研究对于构建和完善多水平的全景式分析框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