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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作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代表之一，承载着几代人共同的媒介记忆。然而，在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广播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节目形态和媒体形态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广播生态也时刻处于竞争与稳定的互相博弈之间；与此同时，在广播业态领域，声音市场的激烈争夺，敦促着广播媒体加快创新与融合的步伐。
伴随着广播事业的起伏前进，广播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渐成熟的曲折发展。起步于1920年的中国广播研究至今已经走过百年的辉煌历程，在此过程中，广播的史学研究、理论研究、业务研究、技术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广播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队伍和学术阵地不断扩大。近年来，对于广播的研究多集中于业务性较强的媒体融合与创新发展的议题，广播的理论创新稍显不足。而理论是指导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石，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广播研究者发展、开拓。在此之前，研究者还需从多维度对广播媒体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勾勒广播传播的理论地图，明确位置，找准目标。
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用“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版块主持人节目为肌体”的直播形式，为珠三角地区的听众服务，这一节目的构架即是广播界著名的“珠江模式”。该模式打破了中国广播多年来“我播你听”居高临下的生硬模式，赋予主持人更多的主动权，使节目的播出形态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珠江模式”的大胆开创和成功实践，吸引了各地广播电台的纷纷效仿和创新，此后，中国广播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经济技术发展在催生出新型媒体的同时，倒逼传统媒体进行革新发展，传统广播也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挑战。以互联网和智能通信为代表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也深层次地改变着广播媒体的传播形态。从个人手持式收音机到互联网广播，再到人工智能广播，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广播不断衍生出新的媒介形态。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要求传统广播媒体要坚持以“互联网思维”服务用户，与此同时，广播的媒介生态和业态环境也正悄然发生新变化。
时代环境的变化与媒介环境的更迭深刻影响了广播的生产与传播。在广播面临形态创新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广播研究需积极运用广播理论、媒介生态学、媒介经济学、用户心理学及新媒体前沿理论，以历史的视角审视变革中的广播发展，以充满前瞻性的眼光积极探索“互联网＋广播”的新媒体融合之路。
目前，广播研究的系统化发展并不完善，作为实务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其在理论、史论研究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虽然近年来对广播理论和史论的研究力度有所加强，但在总量上仍相对欠缺。身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当下，广播研究唯有立足多维视野、整体审视，方能及时而准确地把握广播在变革中的脉搏。而在未来，广播研究若要提高综合实力和学术地位，首先须补足短板，进而实现理论、史论、实务研究并重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敏锐地捕捉到广播媒体的发展动向，在注重节目运作分析的同时，侧重关注广播媒介形态和媒介生态环境的新变化。从宏观审视广播生存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先把握整体，后聚焦于典型案例，集中探讨广播媒体融合的实践可能性与学理基础，内容涉及融合背景下广播媒体的生态位选择、传统广播的网络化、传统广播与音频平台的融合以及音频媒体的智能化融合等，并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下广播媒体的融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胡乔木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节目形态问题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媒体市场化导向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广播的“用户”意识不断增强，根据自身特点和规律所进行的节目形态探索也从未停止。形态变革是广播媒体进行结构突破和自我更新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的疯狂扩张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听众对信息接收方式以及媒介使用感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广播的信息传播形式和媒体形态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于收听时间受到大幅挤压，听众碎片化接收习惯逐渐养成，传统广播开始在内容上主打资讯内容，在形式上向短小精悍转变。
在大浪淘沙的节目更替中，广播媒体勇于尝试、锐意进取。在以广播资讯类、广播谈话类、舆论监督类、情感类为代表的节目类型中不断涌现出像《第一报告》《新闻观潮》《阳光热线》《老外看点》等各类典型的栏目作品。其中，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于2002年开播的《阳光热线》开省级媒体与政府部门联手监督之先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并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该栏目完全可以被称为一种“现象”，一经播出就引来了中央十几家新闻单位进行报道，并有十多家省级电台到河北电台参观学习、考察取经、效仿创办。到2005年，舆论监督类节目已成为广播界一道亮丽的风景。这类节目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广播直播的方式与群众直接互动，在媒体和听众的共同监督下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该栏目新颖的“立体交叉互动”形态不仅促进了社会和谐，更延伸了广播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提升了广播媒体的社会地位。而广播情感节目作为听众寻求共鸣和认同的重要出口，则要善于从听众心理需求与节目风格定位寻找选题，通过广播声音结构、节目结构等方面的合理组合，切实提升节目品质。此外，节目的播出效果要充分借助主持人的亲和力，从而成就节目与听众之间的高度沟通与融合。其中，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出的《神州夜航》就可以作为优质情感节目运作的典型参考模式。
具体的节目形态研究有利于从微观归纳分析各类节目类型的方式及特点，对现实广播节目的形态创新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而在此基础上，对于媒体形态的宏观审视也同样不可或缺。广播节目形态变革的主要内容呈现出以强化听众收听兴趣，消除听众收听疲劳为旨归的新闻节目碎片化追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广播节目的形态演变呈现出“碎片化、互动化、多元化”等基本特征，其中，坚持“受众本位”、广播媒介特性和传播规律依旧是广播节目形态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
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声音媒体领域迎来了“大音频时代”，网络音频平台、人工智能广播等新媒体形式之间的市场争夺和发展碰撞加剧，对广播形态的研究视角也亟待转向广播媒介形态的转型与融合。
2010年，中央“三网融合”战略进程不断加速，在当时的媒介发展背景下，网络广播正处于以PC端为主要输出载体的萌芽发展阶段，网络广播的媒介发展环境存在着诸多局限与挑战。当时，对于传统广播与网络广播的融合探索主要集中于互动模式、市场分层理念等初级阶段内容，是引导融合发展思路，构建和谐媒介环境的最初尝试。
近年来，以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驱动，以“泛在连接”为特征的智媒布局进一步渗透用户生活，媒介形态领域也迅速掀起了“人工智能＋ ”的融合热潮。当前，广播媒体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尚处于浅层次、弱智能化的融合状态，对于人工智能丰富的应用功能并未进行充分的挖掘合作。在当前融合的基础上，广播媒体要进一步把握智能语音的交互模式及特点，分析其得以迅猛发展的内外驱动力，进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捕捉智能语音技术所带来的听觉机遇。
伴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媒体形态在不断演进。广播研究者需敏锐地觉察市场变化，紧跟受众需求，始终以实际媒介环境为基础，以广播发展需求为目标。不论是对节目形态的个案分析，还是从节目形态演化的整体审视，又或是对广播媒介形态的深入洞察，广播研究都要综合运用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真正做到既有理论高度，又能反映一定的现实问题。
“立足高远，未雨绸缪”是一个学科研究得以长远发展的重要研究态度。身处技术更迭、行业多变的数字智能时代，广播媒体的生存环境时刻发生着变化，广播研究更需要高瞻远瞩地对媒介生态系统进行及时监测和风险预判。在媒介融合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同时，学术界则开始对广播的媒体独立性和生态位选择问题进行反思。从广播频率到广播媒体，从广播学术研究到广播学科体系建设，广播发展的每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对于新兴媒介，广播媒体既要有包容的姿态又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维护广播生态的健康稳定发展。
广播媒体的高度市场化为广播节目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支持。但与此同时，盲目追求媒体形式的“大而全”，以及迫切寻求盈利的经营思想滋生出专业频率无序竞争、“坐台节目”泛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扰乱了广播行业的生态环境。针对以上问题，《媒介的生态位策略与广播频率的专业化设置》一文提到，频率专业化是广播媒介发展的必由之路，增强频率专业化的路径则需要广播媒体明确频率定位，减少同质化问题，避免资源浪费。不同的专业频率要通过寻找原始生态位、整合频率资源和凸显频率特色等方式进行差异化的错位竞争。《试论广播栏目的品牌打造》具体回应和延伸了在广播生态研究中对“专业化频率设置”的讨论，为频率专业化的实现指明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文章还指出，在频率专业化的经营格局中，频率品牌的建立与推广日益受到重视。频率的专业化离不开品牌建设，而品牌又由一个个栏目品牌构成，要实现频率品牌化，首先必须要做到栏目的品牌化。文章立足栏目在品牌打造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从栏目策划、包装与推广以及评估体系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打造广播栏目品牌的方法与途径，为广播节目整体质量的提升指明了道路。
从业界发展反观广播研究特征和广播学科体系建设，广播的业务环境直接影响着广播研究的生态结构和学科建设，三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和密切的联系。伴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研究大致经历了短暂的萌芽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缓慢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前进、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恢复繁荣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逐步成熟五个阶段。《九十年来我国广播研究发展特征分析》提出广播研究呈现出史学研究系统化、理论研究深入化、技术研究专业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时代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广播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一系列瓶颈，突出表现为学科发展边缘化、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以及研究方法陈旧单一。面对以上问题，广播研究亟须以多维审视逻辑为指导，形成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在对广播发展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多层次、宽领域地分析问题，善于结合其他学科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甚至开创广播研究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这是对广播研究者的普遍要求，也是未来广播研究创新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对广播业态的讨论关乎媒体自身的实际生产和经营，无论是节目策划还是栏目设置，抑或是媒体融合策略，对广播媒体进行由内而外的剖析是探索广播媒体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广播作为社会化媒体，其经营发展同样极易受到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广播业态的研究需要综合多方面进行审视。
在“做大做强”理念的牵引下，广播业界出现了一系列机构整合与联合发展的案例。对于这一火爆现象，广播学研究者要辩证客观地分析。《做大做强，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广东广播联合发展的思考》以广东电台的联合发展举措为例，深入分析了省级电台在帮扶下级电台中存在的隐忧，指出一味地帮扶和支持并不利于联合发展。
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以声音为传播介质的应用平台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用户的收听精力。面对新媒体的挤压和新技术的诱惑，广播媒体要坚守“自己走路”的方针不动摇，发挥自己的功能优势，维护自身的媒介特性，但同时，要本着“双轮驱动”的发展理念，在“广播为体，新媒为用”和“新媒为体，广播为用”的双重框架下塑造崭新的媒介形象。
从媒介技术进化的视角来看，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都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修正，虽然媒体竞争表现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特点，但其发展的总体态势却是互动互助、共存共生。动荡的媒介生态环境不断加剧着广播媒体的竞争压力，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广播媒体在顺应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还需重点思考新政中所包含的启示和意义，积极寻找适时可行的发展路径。《探索广播产业发展新路径——以供给侧改革来推动》就是以我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为思路，总结广播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针对广播媒体的供给侧改革路径，以解决广播市场供需错位问题。
本书涵盖了作者自2004年至2019年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广播形态研究、广播生态研究和广播业态研究三大部分，具体论证了不同节目形态的开发及特点、媒介形态的演变与趋势、广播生态的现状与挑战以及广播生产经营策略等问题，厘清了广播研究在广播媒体发展中的位置及发展现状，为广播研究提供了多维的思考进路。尽管在广播研究中对媒体业务的观照占据相当比重，但也恰恰是因为有了对具体业务案例的观察积累，才得以成就后来对媒介形态变化的感知和对媒体生态环境的把控。形态、生态、业态于广播研究而言，互相作用，互为基础。
在未来，广播研究要继续提高系统化、整体化视角，从多维度促进广播研究的均衡发展。此外，广播研究者要继续坚定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改进研究思路、提升研究方法，在助推广播业界发展的同时，让广播学充分绽放其学科魅力。
申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