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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日，随着中央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的推出，新闻直播节目《第一报告》作为常设栏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准时与广大听众见面。广播新闻直播节目真正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以“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为传播理念的《第一报告》意在发挥广播媒体的传播优势，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听众传递各地刚刚发生、正在发展的新闻。节目的制作者将有限的30分钟分割成三个部分：“国内外快讯”以主持人口播的形式播报一些文字性的新闻信息；“记者连线”通过主持人与各地记者进行电话连线，让记者口头播报自己在新闻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感；“特别关注”则是对新近发生和正在发展的重要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解读。
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媒体的共同追求。直播化的播出方式，为广播新闻的快速传播以及在众媒体中独领风骚提供了可能，但是过去那种以直播方式播送新闻稿件的做法并没有把广播媒体快捷性的传播优势发挥到极致，所以也就无法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件以最快的速度向听众传递，那种省略了录音合成的直播只能属于准直播，或者说是一种概念性的直播。《第一报告》将“第一时间”作为自己的传播理念，表明节目的制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时效性在广播新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在第一时间报道各地刚刚发生和正在发展的新闻，“记者连线”应运而生并作为节目主体出现在听众面前。在这里，主持人通过电话与各地记者直接对话，询问那里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并且将交流、询问过程中的全部内容即时传递给了广大听众。事实证明，连线报道在时效性方面的同步传播优势确实是其他许多媒体都难以实现的。
当然，以连线形式传递新闻信息仅有时效性是远远不够的。连线报道虽然不同于现场报道，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近似于现场报道，因为与主持人连线的各地记者大都身处新闻现场。现场报道追求强烈的现场感，那么连线报道也应该具有现场感。只有具有现场感的连线才能让听众身临其境，才能激发他们的收听欲望；没有现场感的连线，与口播的文字报道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播报的角色不同而已，也就失去了连线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报告》的制作者在决定推出该节目时就已经认识到现场感在连线中的作用和价值，所以该节目的传播理念既突出“第一时间”，又强调“第一现场”。而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节目也确实注意到了现场感的营造。像2004 年的“6·22”小浪底沉船事件报道及其后续的沉船打捞报道、福建省闽侯县暴力抗法事件的报道及其后续追踪报道，还有第7号台风“蒲公英”的追踪报道等都以比较强的现场感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内广播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做封闭的、模式化的理解，将广播新闻的社会功能一味局限于政令的宣传和思想的引导。因此，广播媒体的传播内容多指向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政策性的信息，指向非事件性的各类活动。对于那些不可预知和难以把握的事件性的新闻信息，尤其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却是能“守”则“守”，能“堵”则“堵”，行动非常迟缓。结果贻误了许多极有社会价值的新闻信息的报道良机。在信息渠道日益畅通、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的现代社会，主流媒体严重“失语”，受众的知情权不能得到及时满足，反而给非主流媒体提供了散布流言的机会。这不仅会给媒体本身造成被动，而且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非典”报道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实际上，在坚持真实性原则和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主流媒体迅速介入突发性新闻事件进行的报道并不会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反而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从伊拉克战争和“禽流感”事件的报道不难看出主流媒体“先声夺人”的爆发力和影响力。也许正是受伊拉克战争和“禽流感”事件报道成功经验的启迪和影响，《第一报告》彻底摒弃了灌输与教化的姿态，真正做到了以听众为中心，在强化信息传播速度的前提下，突显了新闻“以事实说话”的行业准则，既体现了节目的亲和力，又充分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许多在过去被视为传播“禁区”的突发性新闻事件在节目中得以迅速及时地传递播报，因此，坚持新闻信息传播规律和体现新闻传播的人文关怀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和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报告》不仅在传播理念上有所进步，而且在传播观念上也具有革命性意义，是广播改革成果的一个具体的实证，是广播新闻报道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作为独立节目形态的广播新闻直播节目毕竟只处于初始阶段，制作者对节目运作的基本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该栏目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是广播新闻直播节目在现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
连线报道固然有自己的优势并能体现广播特色，但是如果一档新闻直播节目全部以连线形式出现，反而会给听众单调乏味之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报告》除了主打的连线报道外，还安排了“国内外快讯”。但是广播媒体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在滚动直播的整点和半点新闻节目中，由于自身新闻资源的匮乏，常常将报纸、通讯社甚至网络媒体的各种消息拿来播出。这一做法延伸到了《第一报告》，导致节目播报的许多新闻信息与自己标榜的“第一时间”相去甚远。像“目前”“昨天”“近日”这些连平面的报纸媒体都非常忌讳的字眼却频繁地出现在以时效性见长的广播新闻之中，而且是直播状态中的新闻节目中，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笔者对2004年3月29日和7月29日播出的《第一报告》中的“国内外快讯”进行了认真统计。其中，3 月29 日播报的9条国内快讯有5条缺少时间概念，1 条“近日”信息，1 条“昨天”信息，只有2条“今天”信息。而7条国际快讯则仅有1条“今天”的信息，其他6条均为“昨天”“近日”或“目前”信息。7月29日播报的11条国内快讯有4条信息时间模糊，2条“今天”信息，其他5条均为“昨天”信息。而7条国际快讯仅有1条“今天”信息，其余6条全属“昨天”信息。以如此缓慢的速度播报国内外的快讯，新闻早已成“旧闻”了。
连线报道属于进行式报道。进行式报道应该在线性播出的状态下进行。这样，连线报道就可以在新闻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随时进行插播。而《第一报告》将“记者连线”安排在固定的栏目中且是在固定的时间里与听众见面，显然是有悖于进行式报道的运作要求的。一方面节目播出的时间并不一定是新闻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时刻，许多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通过连线报道在节目中播出时，由于事过境迁，尽管记者想方设法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仍然无法避免现场感的缺失；另一方面栏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当那些现场感比较强的新闻事件因为数量有限而无法保证节目的正常播出时，节目的制作者只有将一些会议性的新闻、政策性的信息填补进去。殊不知，这些新闻信息如果以常态的文字报道或录音报道安排在整点新闻或半点新闻中尽快播出，效果可能会更好；即便是在《第一报告》播出，也应该以快讯形式出现。而在节目中却偏偏煞有介事地连起线来，结果总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比如2004 年3 月25 日播出的第一个连线就是记者介绍国家环保总局于当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2003年度我国环境质量报告的情况，类似这样的新闻大可不必以连线形式播出。
不仅如此，进行式报道更多地关注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整个过程。由于发展中的事物的走向与结果均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连线报道中的新闻信息应该是悬念迭出的。只有不断出现悬念，才能让听众始终处于期待与判断之中，才能不断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而《第一报告》的主持人与记者连线时对事件发展的结果往往有所了解，并常常在播报导语时予以交代。因此，即使是一些悬念感很强的新闻，其吸引力也会被削减为零。例如2004年7月29日播出的“记者连线”报道了三峡枢纽损坏，江苏电力告急的新闻。在导语播报中，主持人已经将三峡枢纽损坏的事实向听众作了交代，但是在与江苏台记者连线时还明知故问江苏电力为何告急，显得既有些多余，又有些滑稽。这样的现象在节目中是频频出现的。
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广播新闻直播节目虽然不提倡播报意见性信息以满足听众获取“意义”的心理需求，但是对某个重要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度开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要求节目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既能告知信息，又能解读“意义”，让听众在了解信息的同时，对新闻事件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意义”也能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这样做既能增强节目的层次感，又可以使节目在内容安排和结构形态上富有变化。
笔者认为，《第一报告》专门设置“特别关注”，表明节目的制作者对“意义”解读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然而，在节目开播以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很少听到较为理想的“特别关注”。实际上，节目所关注的许多新闻事件确实很特别，像成都6名大学生在挑战川藏公路过程中失踪、哈尔滨某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将生活和学习用品当作垃圾扔掉等新闻信息都非常值得深入探讨。问题是，节目在具体报道的过程中却忽视了信息背后所蕴含的特别意义，只是通过与前方记者电话连线的方式做一般性的告知或者对事实进行简单的分析后就草草收场。其结果是除了在事件的报道上多花一些时间外，与其他的连线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冠以“特别关注”反而给人以“大题小做”之感。
下面，笔者就广播新闻直播节目的运作策略提出几点建议，也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时效性是抢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在强调广播媒体的快捷性优势的时候，应该时刻想到直播化的播出方式只是为广播新闻传播的快捷性提供一种可能，想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需要我们自己付出艰辛和努力。连线报道让我们看到了广播媒体的独特优势，但是如果记者不是在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不去及时了解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恐怕也很难制作出理想的连线报道。
就《第一报告》而言，“国内外快讯”虽然播报的是文字新闻，但是如果节目的制作者树立“抢滩”意识，整合记者力量，让中央台各部门记者、中央台驻各地记者以及各地方台记者形成三位一体，共同为节目提供新闻稿件，必要时还可以借助国际台的力量，保证最大限度地播报广播记者自己采写的新闻信息，直播化的播出方式依然能让这些新闻得以迅速传播。
当然，播报自己的新闻需要畅通信息渠道、广泛开掘新闻资源。为此，节目的制作者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国家电台的地位优势，与党政各职能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在及时获取官方新闻信息的基础上，一方面采取激励机制，敦促本台采访部记者主动出击，将新闻嗅觉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做到及时抓取、迅速供稿；另一方面主动寻求驻站记者和地方台记者的支持，让他们能变当地党委、政府的代言人为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变“坐等”新闻为寻找新闻，并迅速及时地向节目提供当地各种信息。与此同时，节目应该开设新闻线索有奖征集热线，鼓励全社会的人为节目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这样，不仅“快讯”的时效性会有所保证，而且“记者连线”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也有了可能。
《第一报告》以连线形式播报新闻，很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这给节目的制作者带来了很大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节目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因此而听之任之、放弃努力。只要充分把握连线报道的特点和规律，突破栏目固定化的束缚，在现场感和悬念感上做文章，将连线报道向动态方向延伸，连线形式一定会成为节目的亮点。为此，节目的制作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精心选择连线内容，适当增加社会新闻尤其是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尽量减少会议性与政策性的新闻报道。对一些有价值的会议新闻，记者在连线报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环境的渲染和气氛的营造，给听众以亲临会议现场之感。例如2004年9月2日播出的“第八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及奥运经济推介会开幕”的连线报道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将现场的场景和气氛一并向听众交代，应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2）对于一些事件性的报道，主持人在与记者连线的时候，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记者，而记者也应以“我在现场”的语气和口吻向听众比较完整地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听众在不经意中跟随记者一同进入新闻现场。
（3）主持人在与记者交流的过程中应见机行事，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向记者提问，不要直奔主题，给记者以施展能力的空间。例如2004 年9 月30 日播出的节目中，连线报道了安徽合肥至江苏徐州高速公路上的一起重大车祸。在预告中，主持人已经报告了先前所了解到的车祸伤亡的人数，当主持人与安徽台记者连线时又直接询问伤亡者的最新情况，而记者遭遇因车祸造成的堵车，一时难以深入事故现场，所以无法播报最新伤亡情况，结果是等待多时的听众一无所获。其原因在于主持人和记者只注意到了事故现场而忽视了另一个新闻现场。其实，记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新闻现场。如若主持人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在提问中稍加点拨，记者完全可以将自己在堵车现场所发现的一些信息，诸如自己离事故现场的距离、大约有多少车辆被堵以及司乘者焦急等待的心情等及时向听众传递。这些与车祸有着直接的联系，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新闻。
（4）将连线报道放置在整个频率的新闻节目大的系统，在线性开放的节目框架中进行运作，对其他新闻节目中播报的新闻事件给予及时的连线追踪，让听众在对新闻事件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的判断中产生期待，进而使节目产生吸引力。
（5）取消导语播报，将结果留给连线的记者向听众交代。连线报道不同于常态的新闻消息。如果按照常态的消息播报的方式去进行连线报道，显然是不合适的。播报导语就意味着播报结果，结果一旦被告知，势必淡化新闻的悬念感。
诚如上文所论述的，为追求节目的层次感、纵深感，广播新闻直播节目应该对某个重要的新闻事件进行“意义”上的解读并作深度性的报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报道就是摆在节目制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第一报告》在运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那些值得特别关注的重要的新闻事件，变平面化的信息告知为立体化的深度报道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实际上，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央台推出的新闻直播特别节目《海湾零距离》，在这方面有成功经验。当然，我们不能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模式来规范日常播出的广播新闻直播节目，但是起码应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性的东西。
立体化的解读，首先通过连线前方记者或以其他方式向听众交代节目所要关注的新闻事件，然后再连线有关方面的专家或权威人士对事件进行剖析解读，并充分发挥短信平台的互动作用，让听众参与讨论。也就是说，新闻事件、专家解读和百姓评说三者在节目中应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要强调的是，专家解读应就事论事、言简意赅，百姓评说也要短小精悍、简洁明快，避免与新闻谈话类节目混为一谈。
其实，“特别关注”中有些节目也曾尝试连线专家解读新闻背后的“意义”，但是由于操作失当，效果并不理想。例如2004年3月29日播出的节目本应该将关注点聚焦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地震灾区遭遇沙尘暴袭击令灾民雪上加霜的事实，并由此连线气象专家具体解读沙尘暴天气。可是编辑者偏偏将二者割裂开来，在“记者连线”中连线前方记者报道锡林郭勒地震灾区遭遇沙尘暴袭击情况，在“特别关注”中却安排了另一位记者就今春以来沙尘暴肆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问题采访气象专家的录音，不仅与直播节目的风格差异较大，而且也缺乏整体性。
自“珠江模式”以来，广播媒体深化改革，成效显著。广播新闻节目的改革却一直是步履蹒跚、行动迟缓。但是新闻直播节目《第一报告》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广播新闻节目的改革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