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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雾霾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专家信源。基于专业的科学认知门槛和风险的不确定性，专家对科学议题的解释，对于受众理解议题及风险十分重要。雾霾等环境类新闻报道当中常见的“专家”，一般包含政府官员（如环保局官员）、专业研究人员（学者）、其他专家（如民间环保组织人士或其他意见领袖）等三类。照理来说，像雾霾这样专业性较高的新闻议题，相关部门官员和学者的意见应该较为重要，但从柴静的《穹顶之下》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可以看出，受众有时更容易相信非专业的意见领袖的话，这其中的反差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焦点。此外，消息来源的明确或是模糊，对传播效果是否会产生影响，也是本研究所希望探索的。
新闻报道的倾向性，一般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种。报道中的新闻倾向，往往通过对不同新闻事实的选择和不同的呈现方式体现出来。本研究的另一个焦点，在于探讨如雾霾这类重大环境议题的新闻当中，究竟是采用正面诉求（如“雾霾治理已见成效”）还是负面诉求（如“雾霾会导致肺癌”）更能引起受众的反响。至此，本研究的三个实验刺激（专家信源类别、专家身份呈现、信息内容呈现）已经确立。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以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架构如图3 －1所示：
图3 －1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验法是进行因果推论的重要方法。借由人为设定的实验情境，把实验中的相关变量和环境对被实验者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仅仅针对所要研究的变量进行人为操作，从而准确了解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后测控制组设计，将受试者分为12个实验组，分别施加专家信源类别、专家身份呈现、信息内容呈现等不同的自变量刺激，随后观察并比较组间受试者的差异。
在样本来源上，实验的调查对象为大学生，实行随机发放问卷调查表的形式，同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性别（男、女）、地域（北京、广州）进行严格的控制。实验分组如表3 －1所示：
表3 －1 本研究实验分组
（1）专家信源类别。
本研究将雾霾领域的专家分为三类，包括制定治理雾霾政策的政策决策者，例如环保部门的相关决策者；从事雾霾等领域研究的专业研究者，例如气象、卫生领域的学者；一些环保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如民间环保组织人士。在具体的实验材料中，受试者所看到的政策决策者为“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志东、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张璞”；从事雾霾等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员为“中国环境保护科学院教授柴致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云”；民间环保组织人士为“公益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和环境生物学博士、科学松鼠会资深成员白鸟”。
（2）专家身份呈现。
国内许多媒体报道经常出现消息来源身份模糊的现象，如“专家指出”“相关人士表示”乃至于“据指出”“据分析”等，暧昧不明的说法层出不穷。那么，专家身份明确与模糊两种情况下，哪一种会对受众产生更加显著的传播效果？这是本研究希望探讨的重点之一。受试者中有一半的组别会在材料中看到具体的专家姓名、身份和所属单位；另一半组别则会看到表述模糊不清的专家消息来源，以“有关部门负责人”“一位官员”“一位研究人士”“一位学者”“一位NGO负责人”“一位公益组织成员”等来体现。
（3）信息内容呈现。
本实验通过控制雾霾报道的不同报道倾向，探讨对同一雾霾事件的正负面报道倾向能否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从正面的角度向受众阐述治理雾霾的成果，对治理雾霾的信心；从负面的角度向受众阐述雾霾对人体的危害，治理雾霾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正面呈现的信息内容如下：“早在2013年，北京已开始向雾霾宣战，北京市治理PM2. 5的投入高达7 600亿元，目前已初见效果。资料显示，2015年前4个月内，北京有57天空气质量达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天，空气重度污染天同比减少42％。治理雾霾，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势在必行。在‘APEC蓝’期间，北京PM2. 5大幅降低。在‘奥运蓝’期间，北京市整体污染明显减少三成，人们的健康状况如心跳、肺炎等方面也有显著改善。”
负面呈现的信息内容如下：“肺癌发病率的增加与雾霾密切相关。随着PM2. 5浓度的增加，肺癌风险性也随之提高。若长期生活在雾霾严重地区，几十年后肺癌或会出现‘井喷’。此外，雾霾还会加重呼吸道疾病，对心血管系统、人体肌肉和人的精神状况会造成负面影响。”
在本实验中，对于传播效果的分析关注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在雾霾议题中，媒介的传播效果首先体现在通过不同新闻事实的呈现，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上。其次，在态度和行为层面，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建构与呈现，同受众自身的现实经验和感受相互影响，有可能引起受众在态度和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集中出现的负面报道可能会使受众了解到雾霾的具体危害，并采取行动进行自我防范，甚至规范个人行为，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环境。
在本实验问卷的设计中，对信息内容的认知：参考了戴维斯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认为影响使用者接受新科技的两大外在因素分别是‘知觉有用性’和‘知觉易用性’。被广泛运用于探讨社交网站、微博、博客等新传播科技的受众接受过程。”
对雾霾报道而言，知觉有用性指文章中的信息能帮助受众正确理解并应对现实情况等，而知觉易用性是指文章中的信息是否易于理解。本研究据此制定了6道衡量受众对该新闻有用性和易用性认知的题目。
对信息的情感态度，本研究参考陈桂玲对博客和网站置入式广告的效果研究
，制定了受众对雾霾信息的情感态度量表，共5道题。
对信息的行为意图，本研究的量表参考阿耶兹的行为意图量表。
行为意图指个人在阅读信息后，产生某种行为的倾向，在有关雾霾的报道中，引起受众关注并信任的信息，有可能会获得受众的持续关注，并根据报道的内容规范自己的行为，甚至进一步影响到他人。本研究据此共制定了6道题目。
“信源是记者建构新闻的起点”
以专家这一重要信源为自变量，是为了探讨哪种“专家”说的话更能够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研究发现，科学家是科学技术类报道主要的消息来源。例如在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媒体几乎充当着科学家表达观点的领地，科学家更多地作为“建议者”而不是“批评者”就科学议题发言。
专家学者通过大众媒介对问题的定义、解释或有意忽略，都会在引导受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因此，本研究综合之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1：不同专家信源对受众的信息认知有显著影响。
H1 －2：不同专家信源对受众的情感态度有显著影响。
H1 －3：不同专家信源对受众的行为意图有显著影响。
在目前的雾霾新闻报道中，有一定比例的消息来源身份并不明确，诸如“有关专家”“相关负责人”等表述频繁见诸媒体。本研究认为，新闻来源的明确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篇报道的传播效果。因此，针对专家身份呈现是否明确提出以下假设：
H2 －1：专家身份是否明确对受众的信息认知有显著影响。
H2 －2：专家身份是否明确对受众的情感态度有显著影响。
H2 －3：专家身份是否明确对受众的行为意图有显著影响。
负面报道往往能够使受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潜在的风险，并可能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针对信息的正面或负面呈现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3 －1：信息的正负面呈现对受众的信息认知有显著影响。
H3 －2：信息的正负面呈现对受众的情感态度有显著影响。
H3 －3：信息的正负面呈现对受众的行为意图有显著影响。
本实验对象中，每组有10人所在地为北京，10人所在地为广州，北京地区雾霾严重，广州地区的雾霾天气相对较少，实验所在地不同是否会对传播效果有所影响？信息的正负面呈现、专家类别和专家身份是否明确，是否对雾霾严重地区的受众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 －1：所在地区不同会影响到受众对雾霾新闻的认知。
H4 －2：所在地区不同会影响到受众对雾霾新闻的情感态度。
H4 －3：所在地区不同会影响到受众对雾霾新闻的行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