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组建新闻团体的呼声终于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只是最初所创设的并非《时报》所倡设的“记者同盟”，而是报馆同盟。1906 年7 月1 日，天津报界同业组织——天津报馆俱乐部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宣布正式成立，除《商报》刘伯年外，各报馆均有代表出席。
与会代表议定，以后每月开会一次，各报馆轮流值会，并公推《大公报》与《北支那每日新闻》负责组织第二次会议。会后，英敛之就第二次集会向各报馆发出通告：“一、赴会者于知单上加‘准到’字样，无论风雨无阻，不到者亦请注明不到，以免临时徒为延候；二、赴会者每人各携茶点费小洋五角，临时交值会人；三、同业之外，有愿赞助新闻事业者，有会员之介绍，亦可列席会议发议，以取集思广益之助；四、以中历六月初九日午后一点半钟开会，至三点半止，临会者毋得迟延；五、此次借定李文忠祠为集会所；六、下次值会者，会议时公举开会日期，处所由值会人决定。”通告还要求各报馆代表各出卓见，对关于社会公益与同业公益问题，“定一妥当对付之法”，以期“为社会除殖壅弊，为同业保利益”。
1906年7 月29 日，天津报馆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外实报》杨荫庭，《天津日日新闻》津村宣光、方若，《津报》孙湛贗、张兆兰，《北支那每日新闻》桥本与三、真藤弃生、木村笃，《天津商报》刘仲誉，《北方日报》李秋岩，《北洋日报》足立传一郎、田中清、小田桐勇辅，《开新报》刘公弼，《大公报》张少秋、英敛之等9 家报馆代表出席，官报局派代表杨然青、唐莲荪、胡协仲、唐津田等四人出席会议，另有嘉宾井上孝之助与会。会众就所讨论的问题均达成共识，后摄影以作纪念，极欢而散。
会议主持者英敛之作了较为精彩的演说，再次阐明建立报馆俱乐部的目的。他认为：“国家之大患，莫患于不通，而所以通之者，端在报纸。但社会积弊，则讳莫如深，惟愿报纸歌颂功德，深恶报纸指摘弊病。”呼吁各报馆“当在大处着眼，不能畏忌权势，不能瞻徇私情，更不可逞其私愤”，应力持公理，“为国家谋治安，为人民增幸福……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隐受其益”，以此为“吾辈开宗明义第一章所当筹计谋求者也”，并表示“我辈今日既造此佳因，更望日后结其佳果，万不可有名无实，自始鲜终，以贻通人笑”
。由于开会通告中所提议各事一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英敛之甚感欣慰。他在日记中言称：7月29日之会虽为天津报馆俱乐部的第二次会议，然实则第一次议事。
因为章程与活动方法不太明确，另有日本报馆参与其事，天津报馆俱乐部成立之初便颇招非议。“第一次集会，即有种种谣言”，纷纷藉藉。有驻京某西人认为天津报界此举“意在排外”，原因是“聚集只有中日两国，无西洋也”；
有人认为“此会为类不伦，以俱收并蓄也”；也有人评价说“此会初次聚集，毫无条理”。针对各种流言蜚语，英敛之给予有力回击，否认天津报馆俱乐部有任何排外性质，“我辈之宗旨，果为无理之排外与否，个中人原自了然，即外人亦当徐徐窥其真相，此不必辩”。对于“天津报界品类太杂”的批评，英辩称：“夫士各有志，不能相强，各人宗旨，原不能划之使一。观摩思齐，量长较短，亦社会因竞争而进步之要图也。”针对“中国各报时尚幼稚，组织报界团体为时太早”的观点，英敛之批驳说：“此亦不过叹中国人之不能结合团体也……东西各开明之国，凡有一事业，无不有一团体之集合，以为进步改良之基础。今我国报界，尚在幼稚时代，正应集群智群力，谋所以发达隆盛之机关。此我同业之聚集，尤不得视为缓图者也。”
1906年7月天津报馆俱乐部成立之际，报业相对发达的上海报界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各报馆意见不一，尚未建立自己的同业团体。当申、时两报提出组建报界同盟会时，招来不少反对意见。1905年3月16日，《警钟日报》发表论说，表示“坚不赞成”《时报》的主张，认为各报立场、宗旨、观点不同，言论不能统一，行动也难一致，没有可能结成举国一致的团体。
《警钟日报》看似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申报》的看法更为合理，报界同盟主要是为了避免各报“挟私见以相反抗，创私意以自表异”，而非强求各报主张完全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警钟日报》的态度反映出革命派报刊与商业报刊、立宪派报刊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以及上海报界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由于各报见解不一，加之极力主张实现报界同盟的《申报》和《时报》也顾虑重重，对如何处理同盟与竞争、记者同盟会与报馆同盟会的关系，报界言论与行为不能一致等诸多问题，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时报》的倡议不免流产。居于全国舆论中心地位的上海报界在1905 年未能建立自己的团体组织，以致丧失一次绝好的机会来加强团结，巩固自身的地位。据包天笑回忆，1906年前后，《时报》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唤作“息楼”，以供聊天休息会客之用。编辑在工作之余，常到“息楼”与来宾谈天说地，交换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息楼”已经具有记者俱乐部性质，但只是用来开展非正式的集会活动。所以，当天津报馆俱乐部成立之时，上海报界中人对天津报界的联合极为钦佩，“闻之不胜忻羡”，对上海报界尚未真正联合深表遗憾：“上海为中国大埠，报馆最多，发行亦早，然至今尚无一团体，以相联合。”
据此可见，“上海日报公会的最早活动起于1905年底”的说法不大可信。
不过，上海日报公会也并非戈公振等人所论，于1909年方才成立。据《申报》记载，1908年10月美国舰队访华，上海各报曾以日报公会的名义致函美舰司令：“上海中国日报公会谨肃词欢迎，并祝美华友谊永永辑睦。《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报》、《舆论日报》同叩。”
由此可以断定，上海日报公会在1908 年10 月之前已经成立。其成立的具体时间，目前的资料尚难最后确定。但依据报刊、近人笔记等资料推定，上海日报公会应在1906年9月之前已经成立，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1906年9月“报界庆祝立宪会”的倡设，即为明证。
1906年9月1日，清廷明诏宣布立宪，上海报界皆以此为“吾国旷古未有之幸福”，立即倡导“庆祝大会”以兹纪念，《申报》《时报》《同文沪报》《中外日报》《南方报》等报馆都参与其事。
9月14日，《申报》《时报》等报馆联名刊载“特别广告”，表示将于9 月16 日举办“庆祝立宪会”，并恭请马相伯、郑孝胥演讲，广邀上海官、绅、商、士出席，以“同申庆祝”。
各报为确保商、学两界惠临，特于9 月13 日将入场券分送江苏学务总会、上海学务公所、环球学生会、上海商务总会、南市商务分会，请各会转送学、商两界同人。
9月16日，上述五报馆如期在上海张园联合举行“庆祝立宪会”，官、绅、士、商、学界到者约千余人，郑孝胥、马相伯演讲预备立宪。举办者以“报馆公会”的名义致辞答谢：“今日敝公会在此开会，举行庆祝立宪典礼，承官、绅、士、商诸君惠然偕临……敝公会与有光荣，不胜欣幸之至。”
郑孝胥在演说中说：“今日承贵公会约孝胥来观盛会，不自意边戍余生，在光绪纪元年间，尚得与诸公为此一日之欢聚……此会乃我中国上等国民第一次之聚会。”并对报界大加称赞，认为朝廷宣布立宪，一方面是因为其有救亡图存之思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报馆的鼓吹，“累年以来，报馆、学生先导之功尤为特色”。
马相伯在演说中对报界亦极为推崇，“学生发起于前，诸报馆鼓吹于后，乃有今日之上谕。不仅为四万万同胞赞美我留学生，恭维我报馆诸君。其恭维之实，一则以报馆之天职尊崇，二则以报馆之天职重要”，称颂报馆“终夜雨，会朝清明，与人主平分国柄”。
郑孝胥在其日记中曾记载说，是应“报馆公会”之请而作演说，“9月16日，诣张园，应报馆公会之请，演说预备立宪，到者数百人”
。报界的致辞、郑孝胥的演说及日记均能表明其时上海报界已经正式组建起自己的团体组织。
尽管已有的材料还不能最后确定上海日报公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但从上述证据确凿的相关资料中可以推断，上海日报公会大致在1906年7月1日天津报馆俱乐部成立之后，1906年9月“报界庆祝立宪会”成立之前已经问世，并为世人所认可。只是此时上海日报公会的章程尚不明确，组织亦不健全。
1909年3月28日，上海报界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上海日报公会会章》，
对组织的宗旨、机构、纪律、集会办法、经费以及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使其活动呈现制度化、规范化。
依据会章，上海日报公会组织机构趋于完善，公会设干事长1 人，负责主持会务；干事员1人，执行日报公会“议定各事并司账目及本会器物”；书记1人，掌管、收发公件和函牍；缮写1人，“专任抄写案件并司俱乐部书报”。干事长由与会各报馆轮流担任，每家1月，“担任义务，不另开支薪水伙食，虽不必常用住宿，惟每日必须到会一次”。干事员、书记、缮写由日报公会公聘，“月支薪水，伙食临时公决，必须常驻日报公会”。
同时，上海日报公会在组织内部实行民主原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①规定会员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与会各报馆必须交纳会费、分摊常费；各报馆只有1个代表拥有表决权，多派的与会代表只有旁听资格，而无表决权；干事长由在会各报馆轮流担任，而非由一家报馆独占。②会务由全体公决，会章由与会报馆共同决定，重新修订时必须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所聘职员负责执行决议，干事长的责任在主持会议而非领导。这种模仿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成为报界向往与追求民主制思想倾向在组织上的体现。这与一些绅董名流控制下的地方自治团体或宪政团体对上要求分权，对下集权垄断，彼此又争权夺利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
报业相对特殊，各报馆宗旨有别，分散性相当明显，可能导致新闻团体的凝聚力和约束力有限。出于此考虑，上海日报公会在组织纪律方面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以便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同时，确保团体的有效运作。违犯会章及组织决议的报馆，将“由本会公议罚以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如不受罚，除由本会共同宣布斥退外，并由各报公布犯者之无道德，由本会公拟一稿，令会内各报登诸论前一月，以声其罪”。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日报公会具有鲜明的民间性质，无任何官方色彩。其总纲宣称“本会为独立机关”，1911 年4 月7 日上海日报公会在致上海商务总会的电函中再次宣告：“上海报界向来特立”，对商务总会甘作“官厅拾遗补阙之机关”很不以为然。
日报公会拒受津贴，经费由与会报馆分摊，力保经济独立，这为自由言论提供了坚实保障，此举在中国报界实属可贵。因为经济独立为言论独立的重要支撑，梁启超言称：“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凡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殆不得自存。”
会章也显示出上海日报公会的缺陷。其一，联络范围有限。由于当时日报的势力在各类报刊中遥遥领先，公会为日报所组织，成员也仅限于此，其他类型的报刊被摒之门外。其二，会员与非会员差别很大，既不利于报业共同发展和进步，也不利于报界团结。上海日报公会会章明文规定：“一公共利益，本会议设如下：（甲）本埠商情及轮船进出口访员，（乙）抄录重要各衙署公电员。以上各种，均由本会公议直延，非在会各报馆不得享此权利。二公共机关，本会会所及记者俱乐部及藏书室，非在会各报馆不得闯入。三公共交际，凡在会各报馆，对于本埠会外各报馆，所有函电新闻，概不转送。会外报馆转来函电新闻，无论何种，亦概不照登。”其三，公会以互联情谊、共谋进步为主旨，“与各馆内部组织无涉”，会员完全以报馆为单位，注重报馆权益，而对从事报业的主体——新闻记者的权利几近忽略不计，不利于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除天津、上海之外，武汉、北京、广州等报业相对发达地区的报界同人也开始筹建新闻团体。据刘望龄先生考证，武汉第一个新闻团体——“汉口报界总发行所”于1906年10 月由《汉江报》《汉口中西报》《汉报》《公论报》《公论新报》五家报馆联合组成，公推《汉口中西报》经理王华轩、《公论新报》主笔宦诲之、《汉报》主笔郑江灏三人主持。“汉口报界总发行所”有简单明了的宗旨、任务和活动方法：以“互助”为主旨，负责联合发行，统一广告价码、催缴报费等事务，每三五日聚会一次
。为维护报界利益，1906年12月22日汉口报界总发行所统一各报广告价码，制定《登告白新章》，公布12 月3日至15日经由总发行所发销武汉三镇的各报数目。《新章》规定：“现在各报互助团体将告白价码改为一律，不许私自减价招徕，统由总发行所将本埠各报销数，按日刊登报端，以供众览。赐顾诸君，或迳到各馆直接，或至总发行所代取，各听其便。”
1908年1月4日，汉口各报馆重组“报界总发行所”，由《公论新报》《汉报》《鄂报》《汉口中西报》四家报馆联合组成，假《公论新报》馆为办公场所。
1906年前后，北京报界日见发达，报界已显现同盟意向，且有多次联合行动。京师阅报社于1906 年7 月29 日，遍约各报馆，拟在爱国阅报社开茶会，集议报界事件。
在1906年9月的《中华报》案中，北京报界曾一齐攻击警厅“非法逮捕报人，摧残舆论”
。彭翼仲、杭辛斋二人被定罪后，北京各报馆再度联合“公禀警部”，要求将彭翼仲释放，不追究杭辛斋的责任，并允许《京话日报》再行出版。
同年10 月，清廷颁发《报章应守规则》，北京各报馆联名致函巡警部“规则九条只有大纲，而无注释，则字句出入之间，可彼可此，遵守尚难”，要求巡警部给予明确解释。
为改良社会风俗，北京各报馆共同联络督学局，设立改良风俗会处，以演说为要义，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并禀知学部择地开办。
1907年3月前后，北京报界开始着手组建团体组织，以加强联络，《大公报》报道说：“北京报界日渐发达，然每不免有互相攻击之处。近开北报馆主人廷部郎拟发公启，遍约北京报界诸志士，互商联合之法，以固团体、通消息为宗旨。”
1908年，北京报界公会在宾宴茶楼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朱淇为会长，《中央大同日报》康士铎为副会长。此后，遇有报界公共之事，均由报界公会代表与官厅接洽。
1907年底，广州报界公会正式成立，受到社会舆论的相当尊重，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之一。有论者指出，广州报界公会成立于1908年，最初的会员仅有《安雅报》《羊城报》《时敏报》《岭海报》《七十二行商报》《广州总商会报》《国民报》《国事报》《天趣报》《天游报》等十家。
此说缺少确凿的证据，与事实真相似有差距。就实际而言，早在1907年，广东报界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倾向，广东戒烟总会推举报界议员时，《羊城报》莫任衡、《民报》卢星符、《岭海报》胡湘凌、《时敏报》任孝勤、《国事报》李翁思、《安雅报》朱云表、《广州总商会报》金灌青等联名致函戒烟总会，予以婉拒，声称：“弟等忝居报席，凡属公益，靡不赞成，况戒烟为救国强种大问题，益当竭力鼓吹。惟以报界中人就贵会议员，言论未免障碍。不若守我天职，对于贵会遇事尽言以报雅爱，较为自由。”
据《中国日报》记载，1907年12月23日，广东报界同人假座总商会，公议联结团体。到会者有《广州总商会报》记者金灌青、《羊城报》欧伯明、《岭海报》袁荣初、《时敏报》朱汇泉、《安雅报》朱云表、《国民报》邓德生、《七十二行商报》罗少翱、《国事报》李翁思、《时事画报》潘达微、《时谐画报》梁慎馀、《妇孺报》陈敬叔、《援溺杂志》何衡种、《法政丛记》张伯乔，外加来宾军医区评约、轮船商会协理毕礼操等，共28人，公推《安雅报》朱云表为主席。
广州报界公会成立之初，报界即以团体名义致函商船公会：“贵会改挂龙旗，经有成议，腊月初一为期已近，我报界同人实深仰望。如有疑难之处，请贵会速开会议，届时各同人定当亲临，共商办法，以底至善，报界同人公启。”
12月16 日，商船公会邀请学、商、报界开会，共同协商西江缉捕问题，
报界代表与学界中人，援引各国商船多有自主之权，要求务达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