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首倡与响应

新闻团体的出现，与职业群体的自认密不可分。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刊发《〈大公报〉序》一文，声称：“岁辛丑，同人拟创《大公报》于津门，至壬寅夏五而经营始成……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私。” 表明其时已有“报界同人”之概念，业报者的“群体”观念开始萌芽。稍后，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使用“报界同业”的概念，反映出从事报业者已逐渐意识到，自己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有别于其他行业。该文宣称报馆拥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为“报界同业诸君”应尽之天职，号召报界同人群策群力，“商榷一所以自效之道，以相劝勉”，以尽天职。 此后，报界对自我的认识日益明确。

群体自认为新闻团体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但从群体自觉到新闻团体的成立，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孕育。迟至1905年，中国报界才开始提出组建新闻团体，以联络声气，共同推进报业发展。是年3月13日，上海《时报》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倡议组织全国性的记者同盟会，为我国倡议组建新闻团体之开端，“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 。

在该文中，《时报》认为报界力量薄弱，不为社会重视的缘由有二。一则报纸数量太少，发行不广，阅报人数有限。“盖我全国所有之报纸合计不过百种，百种之中稍有力者不过十种。每种之所售者，每号不过一万，合计不过十万。以视东报之每号须二十万以上，西报之每号须售百万以上者，相去奚啻天壤。”二则各报主张不同，议论不一，使本来就微弱的力量更为分散。

在《时报》看来，组建记者同盟实为改变报界人微言轻的不二法门，可祛之害有三：可同外国报纸进行斗争，“设法使之消灭，即不可消灭，亦不能使之滋长”；可与统治者相抗争，“自昔以来，政府官吏好与我报纸为敌”，记者同盟会可使记者应对自如，“得以待外人之法待之，而使之不得逞其志”；规劝、约束报馆记者，杜绝不良现象，扫除斯文败类、名教罪人的恶名。可兴之利亦有三：“可得互相长益之助”，使记者之学问日进，报纸之价值亦因之日进；“可得互相扶助之力”，记者同盟会“合议而陈意见书于在上者，则事或较易也”；“可得互相交通之乐”，各记者相互交游和相识，避免互相猜忌和攻击。《时报》提议先创设记者俱乐部、记者通信部与记者研究会，先自研究，互通知识，互补见闻，进而成立全国统一的同业组织。

《时报》的倡议犹如暮鼓晨钟，在业界产生强烈反响，一些报馆就此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申报》于1905年3月14日发表《赞成报馆记者同盟会之论》一文，对《时报》的主张极表同情：“一商业会社之成立，则必设公所焉，以为联络之关键也；一工业会社之成立，则必设公所焉，以为交通之机关也。故夫一价之涨落，必互相奔告，不转瞬而周知矣；一艺之创造，必互相研究，不旋踵而皆能矣。使其商而绝不联络，其工而绝不交通，则其业必至互相抵排、互相倾轧，未有不涣散澌灭而绝其业于工商之界者也。此盖群学之公例，无论何等事业，无论验之于何项社会之情形，罔不如是。彼工商业者不知所谓群学，而所行独能暗合于合群之理，以维持其业于不敝。乃吾报馆之记者，日日言群学之理，而反不能实行于报界。此《时报》馆之所以心焉慨之，而创‘报馆记者同盟会’之议乎？”从该文中可以看出合群的时代呼声。1904 年各地商会相继建立，在促进商业发展、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对报界中人有较大启发，创建新闻团体亦是报人群体顺应时代潮流的表征。

《时报》对记者未能同盟的弊害则言之未详，所以《申报》侧重从这个角度揭示同盟的必要性。其一，“不交通则猜疑生、妒忌生，于是一论之出、一议之发，其实辨是非也，论曲直也，乃不以为争公理，而疑其争私见，起而附会其说，穿凿其论，以作此无理之闹，其为害于开化之理甚大……此其不可不同盟者一也”。其二，“文明国之竞争也，尤不欲破坏他人之业，以求独伸权利。不交通则必以共同之利，欲揽而归之于个人之利。一报馆之创设也，则恐其占人之先，思有以压之；一报馆之改良也，恐其居人之上，思有以扼之。绝不顾报馆愈多，报馆愈良之有益于开通民智……此其不可不同盟者二也”。权衡利弊之后，《申报》明确表示赞成组织记者同盟会，“同盟之议，欲厚报力者，所不可缓也”，并声言无论其他报馆是否赞成，将矢志不移地坚持组建记者同盟会，“其论则自不可易”。

而且，《申报》对《时报》的某些担忧和观点提出异议。如“竞争与同盟”问题，《时报》担忧“同盟恐有碍于竞争，竞争又恐无益于同盟”，《申报》则明确指出同盟与竞争两不相碍，“愈交通愈无私见……愈竞争则公理愈出，公德愈明，而交通愈固。故交通与竞争者，不必分为两事者也”。再如“同盟与各报主张不一”的问题，《时报》持“各报议论之不一，特倡报馆同盟会之议”的观点，《申报》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时报》之希望于各报又未免过奢”，继而提出消息的来源有异和记者的水平不同，必然导致各报主张不一，实现报界同盟只能避免各报馆“挟私见以相反抗，创私意以自表异”，而不能强求各报宗旨与见解同一化。至于如何处理记者同盟会与报馆同盟会的关系，二报分歧更为明显。《时报》以报馆之间多有竞争与疑忌为由，主张先设记者同盟会，再设报馆同盟会。《申报》则认为只有记者同盟会可能会引起诸多误会与猜忌，主张同时设立记者同盟会和报馆同盟会，以便更好地联络报界，“记者者，治报馆内部者也；经理人者，治报馆外部者也。内部与外部有息息相通之关系焉，内部虽交通，而外部或稍阻隔，则机关仍不能灵，且反恐因内部之交通而致外部之猜忌”。不过，《申报》也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时报》记者同盟之议，本馆表同情焉。至于各报馆经理人同盟之议，亦有表同情者乎？非记者所当越俎代谋” 。

继上海之后，天津、武汉、北京等地报界陆续发出组建团体的呼声。1906年6月27日，《大公报》英敛之，《北洋日报》足立传一郎，《北支那每日新闻》 木村笃，《天津日日新闻》方若、津村宣光等联合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倡言组建天津报馆俱乐部：“查东西文明之国，莫不有报馆俱乐部之设，以为集思广益之地，犹中国各帮中皆有公所，各业皆有会馆……其化党同之见，而去门户之异。相率翼赞一国文献者，未尝不造端于俱乐部。”并定于7月1日在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馆开第一次会议，借此加强团结。不过，由于日本旅华记者参与其间，五位发起人中有三位是日本旅华记者，致使同盟略有中日两国报界联盟的意味，其发起宣言亦称：“即就国际而言，现今一国政策不定于政府而定于舆论，不定于舆论而定于报章。国与国水乳相合，必有报馆为之先声者；国与国戎衣相见，必有报馆为之前矛者……中东两邦，兄弟之国也，现遇西力东渐之机，风潮日迫，旦不计夕。两邦报馆处此际，宜如何提倡，极论以联两国之欢，而塞异种之觊觎，安可以传闻附会之辞，臆度悬揣之论，任笔雌黄，腾之报章，以启嫌隙之端哉！” 因此，天津新闻团体创建后一度为人所诟病。 OmuGHm16Ls9xcLcUWHKs6Rc9oQDMW4P9qEsiFewCThXRtvdwuCBLwpegWily27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