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十年来，笔者在诸位良师益友的教诲和指导下，逐步开拓研究领域，既重视“历史的报刊”，也关注“报刊的历史”，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力颇多，以期作出相应的学术贡献，借此安身立命：一是拓展近代中国记者群体和新闻团体研究，将其视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及新闻事业的重要中介；二是梳理近代报刊的海权观念及其对南海主权的报道与维护，厘清近代报刊海权观念的形成、衍变及影响，进而整理近代报刊在海权观念指引下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和报道，为维护南海主权提供历史性证据；三是系统收集1949 年至1966 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建立相关数据库，编辑出版史料汇编，推进“十七年新闻宣传”研究，以备重新书写共和国新闻史，继而拓展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百年史研究。

读书治学讲究学有所宗，中规中矩，不作门外文谈。有鉴于此，本书所收录各篇文章，大致局限在前述研究领域，力争笔不逾矩，文不越界。书名“报刊史的底色：近代中国新闻界与社会”，基本覆盖所收文字的内涵，体现了笔者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倾向。

首先，“人居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但在报刊史研究领域，人的研究“却始终是个薄弱环节”，已有研究大体关注新闻界名流，属于“精英和经典的”历史，局限性明显。实际上，记者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中心，尤其普通记者群体的职业状况、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报刊与新闻，是报刊史的“底色和基石”，理应受到充分关注。

探究新闻界的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维护行业公益等有组织行为，可以更好地认知其包括职业群体自认和国民意识提升两个层面的群体自觉进程，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这不仅提供了近代中国新兴社会群体史研究的典型个案，更具有一般群体思维研究的方法借鉴意义。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渐次重构，记者群体的形成、自觉、内部再分化以及成为国民有机部分的阶段性变化，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兴群体的社会生长历程，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伴随新闻职业意识的自觉，新闻团体的规模、分布范围、功能作用、内部组织结构和成员等都发生明显变化。在充分论述新闻团体的构成、区域特点的基础上，将新闻团体与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医师公会等其他类型的专业团体加以对比，可以凸显新闻团体的行业性特征，对新闻职业化进程作出正确评估。各新闻团体在加强内部组织的基础之上，其活动重心是围绕着扩大行业影响、改变职业地位、提升从业者素质等方面来进行的，这些活动往往与国家的新闻政策紧密相连，政府所颁布的新闻法规与行业条例或多或少受新闻团体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新闻团体的职业化努力不仅促进了新闻界的协作运动，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因。

新闻团体作为从业人员的集体性组织，代表新闻业界与国家及地方政权交涉、参与社会活动等，反映了专业群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及其自我评价标准。各新闻团体不仅维护行业权益，推进报业发展，且强化报馆监督政府、指导社会的职能和作用，在政治与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视为清末民初民间社会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界的群体自觉与结社活动，牵涉到新兴职业社团与国家政权的相互制约关系，这在各类报律所引发的言论自由运动中反映特别突出。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进展迅猛，成就卓著，但在研究视野、立足点、治学风气和态度等诸方面均存在不足，“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突破传统阐释框架，采用“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 ，是解决“学术内卷化”、实现“书写多元化”的重要方式。中国报刊史研究自然不能再局限在《大公报》《申报》《时报》等著名大报，一些小众化报刊如《海军》《海军杂志》《海事》《海军期刊》《海军整顿》《新海军》《海校校刊》《海疆月刊》《海疆学报》《海疆季刊》等，都应纳入研究范围，以突破原有的报刊史书写。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探讨近代报刊海权观建构的历史影响，可以从“概念工具”到“思想资源”角度重新认识报刊、读者、社会与国家的多元互动。近代报刊对海权观念的引入和构建，不仅加强国人海权意识、推动海防制度转型，也为报刊自身提供行动指南和特殊的媒介环境，使报刊舆论界密切关注海岛危机，介入主权交涉。各类报刊对南海诸岛的报道与评论，既是海权意识的反映，又是后者形成过程的关键，两者互为促进，成为南海维权的重要动力，体现媒介与政治社会、国民外交的复杂关联。

展现“报刊史的底色”，务必遵从历史学的基本规则，高度重视史料，甚至倡导“史料学转向”，注重用事实说明事实，从历史本身解释历史。基于此，笔者尝试系统收集“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因为史料是思想利器，而且史料的价值将决定研究的价值。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亦步亦趋，或追随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或借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缺少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和问题意识，致使学术贡献相当有限，整个学科处于边缘位置，“新闻无学”甚嚣尘上。而造成这一尴尬境地的原因，除了新闻学缺少基本的学术积累，没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素材和内容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该学科史料的匮乏，且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对史料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史料整理。

没有史料就没有问题，所有研究问题都是在初步掌握一定史料，对史料有了最低限度的认识之后，通过对比联想而产生的。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要从根本上突破，就要提供足够的史料，在审核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提炼和加工，提炼出中国新闻传播特殊的思想理念和话语体系，寻找中国特色，实现整体创新。对报刊史研究而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代史料之多，很大程度上就多在报刊上，但报刊史料的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报刊与新闻界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报刊史则是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要在近代中国整体联系的脉络中，才能得到清晰呈现。这意味着，“报刊史的底色”还在于，报刊史研究需要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报刊问题或媒介实践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报刊史为范围，“由社会的变态而见常情” 。于是，在努力搜寻史料，扩展史料边际之余，需要阅读各类理论书籍，激发对新闻传播理论的热情，培养有关报刊史的独特问题意识。因为史学是“人文学科中理论性最强的行业”，即便“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报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都离不开理论观照。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

因此，本书所选各篇论文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与长编考异，强调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反思，遵循整体研究和贯通视野，试图从历史细节的考订中抽绎出带有全局性的看法，同时避免套用或随意任用理论。也就是说，在具体研究中不仅要敬畏史料，还要敬畏理论，并重史料、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从历史证据出发，充分发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但反对理论先行，拒绝以后见之明、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过去。“外国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不但要懂，而且要化为自己实际的思维理路和问题意识，隐藏在具体研究的背后，而不是在前台指手画脚……融西而不见西，鉴今而不言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少量篇目写作时间较早，此次整理成书时虽作了修改，但基本保留原貌。由于各篇目属于专题研究性质，论证过程中必要征引的史料偶尔会出现重复，某些观点和论述形成交叉。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尽量删除交叉重复的内容，但依然难免留下缺陷，敬请鉴谅。

赵建国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