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清季，国民外交兴起，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相继展开，商人和商会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主要领导者。新闻界处于从属地位，侧重宣传动员，扮演舆论工具，很少独立发表见解。民国初期，伴随群体意识的自觉，报人群体艰难曲折地走完从孕育到成形的历程，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国民外交运动中发挥少见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推动国民外交运动不断走向成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民间交流方面，新闻界以促进邦交为使命，主动向国际舆论界争取话语权，创建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和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国际性合作组织，使中外记者的沟通联系有章可循，扩展民众参与外交的范围，提升对外交流合作的自主性，也为日后组建全国性的国民外交机构奠定组织基础。并且，新闻界积极介入国民外交运动，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日本新闻界多次邀请中国记者赴日考察，以化解误会，“发挥提携之精神，而开一国民握手之新世元” 。世界报界大会会长、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访华，并邀请中国新闻界出席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在报界大会上，中国新闻代表团发表《中国记者对于世界记者之谨告》《中国报界对于世界报界之意见》《外交公开为太平洋报界之目的及希望》等多篇演讲，传递真相，减少隔膜，修正中国国际形象，为此赢得一致好评，激起国外同行来华考察的热情。 1921年后，各国旅华记者络绎不绝，进一步提升了中外民间交往的层次与内涵。概言之，在拓展中外交流渠道、建立联系网络方面，新闻界功不可没，理应特别关注。

在民族危难之际，全国报界联合会、广州报界公会、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等新闻团体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策源地和新的发起中心。中日交涉期间，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引发“人民爱国自卫之心”，广州报界公会起到明显的领导作用。五四运动前后，新闻界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报界联合会活跃于政治外交大舞台，多次发表对外宣言，督促日本归还青岛，解决山东问题，致电各国驻华公使，要求主持公道。他们传承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针砭时弊，登高一呼，全民景从，影响非凡。商人、教员、学生等群体纷纷以新闻界号召为准绳，以新闻界声援为凭据，使国民外交运动在“五四”期间达到空前的高度，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国民外交四字，几成今日之习惯名词” 。国人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界对国民外交的倡导呼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以国民资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增强了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在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除独立表达自身诉求之外，还多以国民代表自居，反映民众的呼声，且与其他社会群体日益凝聚结合，共同维护民族利益，最后融为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了四民社会向国民国家的转变。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有改动） w5kN9PpUsL+EGIINvR5yZKjUhfYyCDO6qVO1PRQidktVe6eKrvC4CuEizOk7ee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