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外争国权

“一战”结束后，要求外交公开的呼声持续高涨，以国民外交协会为代表的反映国民外交意愿的社团相继成立，有力推动国民外交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新闻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外交，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创建和活动即是最好的例证。

1919年2月，广州报界公会致电上海日报公会，倡议协同组建全国报界联合会。电函称：“欧战结束，南北息兵。世界与国内和平问题，关系国家存亡，人民利害。全国新闻界应不分畛域，泯除党见，研究正谊，一致主张。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准兹前提，特由本会同业共同决议，结合全国报界，开联合会于沪上，并由各报推定代表赴沪，协商组织事宜。除通电全国报界外，谨电奉闻。至斯会开于上海，拟公推贵公会就近主持一切，事关报界全体，尚望预为筹备。”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广州报界公会发起全国报界联合会的主旨在于“谋全国舆论之一致，为对外之一种表示，对于国内和平主张与报界以后联合之方法，不分南北、党派，共同讨论，以多数意思为标准，盖征求真正舆论之一种联络机会” 。该主旨表明广州报界公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势力的变化，希望以新闻舆论的力量促使外交上的成功和国内和平的实现。

1919年4月15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将“谋世界及国家社会之和平的进步，得征集全国言论界多数之共同意见，以定舆论趋向”作为其宗旨之一，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巴黎和会就是其关注重心。4月29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表对外宣言，声称：“据4月11日中国政府所发表中国派赴巴黎和会代表在巴黎对于中日两国外交上经过情形之宣布，本会认为足以代表国民共同之心理，凡我国民均应一致赞助，期达目的。经于4 月15 日开会议决，根据前项宣布之主张，诉之世界正谊之同情，为全体国民之后盾。如有违反吾国国民之公意、希图破坏者，本会誓竭全力与国人一致抗拒之。” 全国报界联合会“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的成立目标借此得以落实。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之所以敢据理力争，与新闻界的支持和鼓励密切相关。

而在全国报界联合会开会议事期间，由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规模空前的五四运动爆发，引起报界的强烈反响，舆论导向为之大变。以全国报界联合会为中心的新闻界不仅刊登消息、发表评论，还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5 月8日，北京报界致电巴黎和会，表达了对巴黎和会的失望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呼吁国际新闻界不得漠视中国人民收回利权的愿望：“北京中国报界于昨日特开会议，以中国要求将胶州及德国以前所有租界悉数交还中国一事，英法美诸国应表同情，设或不成，则将来野心政治家尤得其妄为涂（应为“荼”之误）毒东亚人民。今山东一隅，旦夕不保，虽妇孺皆明大势，无不痛心疾首也……中国报界因此特诉诸全球及世界同业新闻家，切勿膜（应为“漠”之误）然视此为等闲之事，愿予以公言协助中国，如昔日之鼓吹欧洲以脱离强权之羁绊也。设无别法解决，则拟仿25年前辽东半岛之赎回办法，施诸山东。而我国民无论贫富，皆当牺牲一切以求恢复吾土也。”

在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引领下，各地新闻界均竭力报道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使之赢得了最大范围内的同情与支持。当北京示威学生被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日报公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学生，以慰人心，顺舆情：“北京学生行为虽激，然实出于爱国热诚。顷闻有主解散学校，处学生死刑之说，风声所播，舆情愤激，须知压抑愈重，反动愈烈。际此国家存亡所关，全恃民气激昂，为政府后盾，请勿漠视舆论，致激巨变，望立开释被捕学生，以慰人心。” 报界的支持助长了学生运动的声威，学生运动规模剧增，且迅速扩散，席卷全国。

除维护国权主权和声援学生运动之外，新闻界还一致要求惩黜卖国贼，以谢国人。5月11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向全国各地报馆发出《报界联合会主张讨贼电》，呼吁新闻界联合一致，促使北京政府惩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人，“以保国权，以彰公道” 。该通电转达了新闻界与民众的共同呼声，得到各地报馆的普遍响应，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6月15日，上海日报公会再次致电北京政府，警告说：“风潮所荡，必致全国辍业。人心既去，岂武力所能压制？大局危殆，非立释学生，惩办曹、陆、章不足以挽回人心而保国家。” 为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报界联合会在5月15日发出通告，倡导各地报馆在山东问题未圆满解决之前，拒登日商广告，“以表示我同业爱国之热诚” 。在其号召下，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大报联合行动，于5月15日宣布拒登日商广告，“敝报等公决，自五月十五日起，不收日商广告并日本船期、汇市商情等”。上海报界及全国报界联合会的这一决定，维持了14 年之久，显示了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直到1933年中日订立《塘沽协定》后，日商广告才重新出现在中国报纸上。

尽管各报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出于对国难的忧患，报界在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号召下结成统一阵线，协同致力爱国运动。因为新闻界的投入和赞助，五四运动对北洋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促使北京政府最终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撤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职务。

巴黎和会结束后，山东问题久悬未决，中日矛盾日益突出，上升为中外矛盾中最主要的一方面，成为国人对外交事务的关注中心。1920 年6 月，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布《全国报界普告日人书》，对日本占据青岛极表愤慨，“不意幸灾乐祸，乘火窃发者，不出自他国，竟在我同文同洲之邦，唇齿相残，曷胜遗憾”，强烈要求日本归还青岛，“为排除中日误会计，为共维持东亚安宁计，唯有抛弃旧式的大陆政策，从事新式的世界思想。而其着手处，则以不利人之土地，明示天下，即日还我青岛始”。宣称“泰山可移，青岛不可失”，表达了国人坚决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与意志。

为借助国际势力，督促日本早日归还青岛，全国报界联合会分别致电英、美、法、俄、意、荷、葡、西、墨、秘、那、瑞、比等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各国主持公道和正义，“以免世界第二战祸，而保人类公共之安全”。电文特意指出，青岛问题不仅关系中国一国之存亡，而且关系西方列强的共同利害，“青岛一土，动关世界全局，德国得之，则德国可为西方之日本；日本得之，则日本又足为东亚之德国，而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导线伏焉” 。

出于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考虑，全国报界联合会又发布《报界联合会对外宣言》，解释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苦衷，希望各国谅解中国“不承认德约关于山东三款”，并表露了中国国民的心迹：“1919年巴黎和会所议决之对德和约中，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三款，我国认为与正义、人道及东洋和平之旨大相冲突。我国代表根据全国真正民意，拒绝签押，此事至今未得各国之谅解，我国国民深为痛苦。推我国国民，为贯彻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之主张起见，对于德约中山东三款无论如何决不承认。经于6月2 日，由本会议决，以全国舆论一致之诚意，希望世界各友邦尊重我国人之主权，对于德约中山东三款，采用我国代表提出之巴黎和会之主张，加以适当之修正，以维持正义人道之本旨及保全东亚永久之平和。”

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曾得到了一部分西方舆论的同情，美国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签订《凡尔赛和约》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山东问题则成为重要的一点。 美国国会议员的态度对中国人民不失为一种道义上的声援，全国报界联合会特意致电美国参议员，以表谢意：“去岁对德和约，关于敝国山东三款，远既与贵国门户均势之主张相妨，近复与贵国民族自决之提倡不合。敝国舆论，惟有拒签，列强坐视，实为遗憾。贵国代表执言巴黎，争之不获，敝国人士，拜赐已多。嗣复蒙贵院大伸公道，对于和会此判，一再会议，主张否认。具见君子之国，尊重国际人格，拥护人类自由，求之全球，一时无雨，感谢正谊，夫何可忘。尚望始终坚持，代表美国侠义之精神，贯彻到底。俾此三款终获废除，则遐迩戴福，万物昭苏……岂惟敝国，世界和平，实利赖之。”

192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即将期满，需要续订。由于中国深受英日同盟之害，国人对此次续盟极为关注。全国报界联合会顺应民意，多次发布通电和宣言，反对英日续盟危害中国利益。5月19日，全国报界联合会讨论通过“一致反对英日续盟处分中国问题案”，决定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英日续盟不能涉及“中国领土问题”的理由，要求各报作最紧急的宣传，吸引中外人士的注意力，呼吁社会各界作外交后援，共同维护民族利益。同时分别致电英、日两国驻京公使及其政府、议会和舆论界，以“促其觉悟”。 6 月8 日，报界联合会连续发表《全国报界对英日续盟之表示》及《致两国电》，明确表示反对英日续盟“侵犯中国国际人格之尊严与国家独立之绝对的权利”，认为英日续盟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对华政策将有恃无恐，其积极之侵略政策，势将实施于吾国”，强烈要求英日两国“尊重国际法上主权及独立权之绝对的权利，将盟约中所关于侮蔑中华民国国家之尊严之字句删除” 。该宣言对中、日、英三国国际关系的认识比较到位，能确切代表中国报人敏锐的政治触觉、不凡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表达了新闻界的共同愿望和国民的心志。

全国报界联合会多次表明外交立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为缓解中国新闻界的反日情绪，日本新闻界委托八田厚志，邀请全国报界联合会组建视察团，赴日旅行。 然而，受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本新闻界的努力未能收效。《密勒氏评论报》曾一针见血：“自中国倡排日之运动后，日本报界屡屡设法欲博中国新闻家之好感，如派学生来华，解释所谓误会，又继以日本新闻家之访问，然皆未见成功。”

1921年4月，第三次远东新闻记者大会在东京召开，不少中国记者应邀出席。 由于远东新闻记者大会完全由日方包办，全国报界联合会对此诘责与会的中国记者：“公等不惮辛劳，参与远东新闻记者大会，岂为远东局势而有所商榷耶？抑为世界问题有所计画耶？惟同人不能不怀疑者，此种大会已开两次矣，会名冠以远东字样，何以地点皆在日本，川资招待悉由日本任之，我国独无作东道主之机会？沪上报界因此裹足，公等竟络绎前往，宁不抱羞。今者亡羊补牢，尚幸未晚。若专事游览风景，虽虚此一行，或可告无罪于国人。万一感其虚伪之礼貌，入其危险之圈套……其将为众矢之的矣。”

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公告不啻当头棒喝，给与会的中国记者敲起了警钟，使之改变一味颂扬的常态，对日方多有抨击，言辞激烈，“不免令人起中日间愈生隔阂之感”。日本政、报两界为之肃然起敬，“国务院总裁小川平吉以下日本政府方面之来宾，于我国记者演说时均现极沈（沉）静之态度，且大加喝彩，日本记者尤为感动”。《盛京时报》据此推断：“将来日本报纸可以稍变其态度，日本政府之对华政策或亦渐变其假面的外交。” g6qvPTWJpoyyyrdTzmTamsjg1P0X3GDfPB8fcJKK/bDNpFcdpDDX8ss1DboWZU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