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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中国新闻界的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开始与各国驻华记者联合创设合作组织，如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中法新闻记者联合会、中外记者联合会和万国报界俱乐部等。
其中，中日记者的合作与交流多从政治层面着手，力求减少两国误会，尤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1912年10月26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召开中日记者招待会，日本记者龟井陆郎、奈良一雄、丰岛舍松、神田正雄、鹭泽与三四、井上孝之助、内藤顺太郎、金田一良、石桥贞男，中国记者黄为基、李肇甫、朱淇、丁佛言、蓝公武、薛子奇等应邀出席，另有汪荣宝、林少泉、熊畅九、林覃平等多名政要陪座。神田正雄与汪荣宝意气相投，联合提议创立中日记者俱乐部，认为此举“顺应京师报界之发达，固为不可或缺之要务”，这一看法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此后，组建中日记者俱乐部便提上议事日程。
两国记者之所以发起中日记者俱乐部，消除误会和促进邦交是最重要的动机。1912年11月24日，参议院议员张伯烈、刘成禺在中华饭店召开中日记者招待会，《顺天时报》龟井陆郎在发言中指明中日两国报界存在不少误会，他说：“两国亲交，新闻实为代表，而最近中国新闻之态度，实有为日本人所不愉快者。”并一一指出中国报纸报道失误之处。中国记者黄远生对此加以反驳，认为不仅中国报纸曾报道失误，日本报纸亦在所难免，“新闻纸之不甚合吾人理想，则中日两国报纸皆有之”。出于上述考虑，黄远生希望中日两国报界都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两国国民外交。刘成禺也认为报馆言论与邦交关系密切，对中日记者联合极抱厚望，希望“从事斯业者，用意于国家大局”。张伯烈同样明确表示赞赏与理解，并特意强调“两国志士联络之必要以及今日国交之迫切”。
在共同的愿望与政界的支持鼓动下，2月23日，中日记者俱乐部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并通过“承认中华民国决议案”。
该组织“专系研究时事问题，且敦睦中日邦交”，组织活动侧重于联络中日政要，政治色彩颇为浓厚。与此同时，中日政要多次出席记者俱乐部的会议，以表重视。1914年1月16日，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在六国饭店召开恳亲会，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中国驻日大使陆润生等亲临会场。
在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的推动示范下，吉林省中日新闻记者为“求远东言论界有相得益彰之势”，联合发起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以“中日互相扶持，日加亲善”为宗旨。
1913年1月19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在长春召开第一次正式大会，28家报馆、通讯社的51名中日记者出席会议，成为东三省新闻界的空前盛会。
中日记者会集一堂，多方交流，增进了解，“有非寻常之联合，足以比例之”。
记者大会倡导“组织报界公会，以便联络”，得到东三省新闻界的热烈响应。会议结束后，大连中日记者和通讯员协同组织了中日新闻记者团。
铁岭中日新闻记者会也宣告成立，借资联络，互换见识，推动报业发展。
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的召开为两国新闻界进一步加强联络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继第一次大会之后，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于1913 年9 月22 日在大连召开第二次大会，140多名中日记者出席，仅大连记者团就有45人，“诚为鲜有之盛举”
。1914年10月17日，第三次会议在沈阳召开，来自大连、营口、辽阳、奉天、新民、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安东和其他地方的中日记者共计80余人出席。
与会者人数众多，说明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得到中日新闻界的认可和推崇，影响日益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也不是单纯的同业合作组织，三次会议均以“中日提携之必要”为演说主题和关注中心，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诉求。《中日记者大会决议文》则将改善中日关系作为会议主旨：“本记者大会为维持亚东（应为“东亚”之误）和平计，以疏通旅居中日国民意思，以便使国际关系益致亲善一事为当务之急，将来务须互相提携，藉以鼓吹此项宗旨。”
时论也一度将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视为国民外交的典型范例。《盛京时报》曾评论说：“今之中日两国，其情乃复从同，舍彼此提携，互相联络，更无可以致东亚之和平者。各报记者，类皆烛变于几先者，故特为此，以厚两国之国交，而因以徐谋进行之术焉耳。当轴者之应付国际交涉，类以舆论为转移。自后中日两国记者，抱此主义，而发挥光大之，因以造成最有力之舆论，则中日两国之国交，乃直如胶漆之固。”
在这里，报界联合与邦交问题极为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