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民外交之始

以国民为主体的民间交流，是国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0 年11 月，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访华，即被《民立报》视为开“国民外交之纪元” 。这一说法得到后世较为广泛的认可，不少学人反复引用，以此作为国民外交史上的重要界碑。不过，揆诸史实，即可发现，以国民代表自居的中国新闻界和域外同业展开了更多更为密切的交往，以增进国民情谊。

从起源上来看，外报直接刺激近代民族报业的兴起。中国新闻界受域外的影响甚深，彼此联系可谓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缘于地域优势，日本新闻界成为最主要的交流对象。1909年4月，日本《大和新闻》《东京每日新闻》《京都新闻》《东京二六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中央新闻》等新闻机构组织记者代表团，来华游历考察。 5月4日，日本记者团抵达奉天，《盛京时报》与国人自办的《东三省日报》设宴欢迎，两国记者交谈甚欢，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时隔不久，为“联络和亲，疏通意思”起见，《北京日报》主笔朱淇发起中日记者联合会。 随后，中日新闻界的合作交流渐趋频繁。1910年3月，《盛京时报》与《东三省日报》联合发起赴日观光团，游东考察报业和社会情形，引起强烈反响，被称赞为组织观光团出洋游历之滥觞。

礼尚往来。南洋劝业会开幕前夕，日本新闻界再度派代表团访华。1910 年6月2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设宴招待记者团，邀请上海各报馆主笔出席。翌日，上海报界同人设宴回请。中日记者握手联欢，都主张趁此机会，联合组织通讯社，增进两国报界情谊，加强联系，消除误会，“共扶大局”。

两国新闻界相聚一堂，“上以融政府之意见，下以通两国之感情”，关系两国国民交际前途，实为“国民交际之始”，“有裨益于两国之邦交及东亚和平之大局”，赢得极高的评价。 《申报》就此断言：“虽然国际新闻界交通之妙用，固不仅此往来酬酢，藉尽交际之欢诚已也。报纸为世界舆论之代表，其天职在主持世界公理……不可为国界所拘，致蹈于言论偏私之弊。记者经此盛会，深愿吾两国新闻界自今而后，勉副此责任，以维持世界公理而保障东亚之和平。则吾两国记者团之名誉，足以与日星河岳而常昭。”

在接待访华记者之余，中国新闻界还积极联络国外实业界，各地新闻团体表现尤其踊跃。1910年5月底，日本实业团抵达北京。北京报界公会设宴欢迎，《北京日报》朱淇、《帝国日报》陆鸿逵、《中国报》黎宗狱、《帝京新闻》康士铎等7家报馆代表出席。朱淇代表北京报界公会致欢迎词：“鄙人朱淇代表报界同人得欢迎贵宾诸位，实感为无上之荣誉，谨陈一言以表欢迎之微意。我等同人亦系实业家，故欢迎实业家之贵团；敝报界是中国国民，故欢迎大日本国民之贵团。”日本驻华公使对报界公会此举大为赞赏，声称北京各报馆欢迎日本实业团“实率国民之先”。 同年8月，比利时商会驻上海代表函请上海日报公会，鼓动中国商人前往该国参加博览会，并邀请日报公会派两位代表协助办理相关事宜，得到公会的热情回应。 次月，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团体——中国报界俱进会宣告成立，随即在上海设宴招待美国实业团。

由于近代民族报业起步甚晚，尚处于幼稚时代，虽中国新闻界与境外同业的交流不失为国民外交活动的新动向，但影响规模相当有限，不可高估。不过，这一局面在之后被迅速突破。武昌起义后，报业迅猛发展，新闻界声势飙升，“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 。北京报界就曾联合上书，公然斥责袁世凯的对外政策，“今外蒙独立，俄人已有承认明文，戎马之足渐临边塞。公既不能先事预防于前，又不能折动樽俎于后。人民怨痛，天下寒心” 。 S3SqXEnxFNd9XE9IvfrPjLIarJi2Y1syC6bPrMf8Vd54CpJjzbxsoKjPoYgUZV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