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中国报界俱进会的源起、成立与发展历程显示，报界群体意识自觉经历了由完全自发到逐步自觉和高涨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通过群体的行为选择和团体活动，报界群体意识自觉得以充分展示：报界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合群合力，消除涣散不群之弊端，才能有效推进报业发展，于是他们以群体名义和团体形式致力于联络同人，维护报界公益，并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全国性聚合联结，范围不断拓展；新闻团体的组织成员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由最初的中国人自办报馆（主要是日报）日渐发展到国内的所有报馆、杂志社、通讯社，不仅体现出报人群体身份认同的突变性特征，也代表着报界的扩展趋向。

不过，中国报界俱进会“不三年而瓦解”，意味着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具有不稳定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的报业从业人员并不是一个同质性极强的职业群体，似乎也构不成一个静态的类别，由于其组成和运行变化不定，所以很难被视为一个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阶层。虽然从事相同的社会职业，拥有基本相似的职业理念，但报人群体内部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无法避免内部的冲突与纷争，联合相对松散。此类状况部分取决于近代报业典型的行业性特征：其一，当时中国的多数报馆仅为地域性机构，发行只限于本地，甚至限于特定的读者群，如何超越地域性、形成较为彻底的共识对他们而言确实是一大难题；其二，报界力量相对弱小，报业变动极大，能长期坚持的报馆并不多见，许多报馆只是昙花一现，存在的时间相当有限；其三，中国近代报业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相当一部分报纸为各政治派别的“党报”和“机关报”，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致力于宣传各政治派别的纲领和主张。许多报馆不仅是强有力的言论机关，而且是政治活动的联络中心，各政治派别重要的活动据点，甚至被誉为“革命军之总枢纽”。各报馆尽管存在相当多的共同利益，但分歧严重是客观事实，其联合受到政治势力较量的制约和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左右。此外，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足，以及报馆的经营模式未加改变，许多报馆经济未能独立，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强，缺少必要的经济与组织上的自主能力。

报界群体意识自觉和中国报界俱进会为维护报界权益、保障言论自由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表明与其他社会团体相比，报界结社有着相异的发展趋向。一般而言，以绅商或士绅为主体的社会团体，与政府保持既相互依存又明争暗斗的关系。 而新闻团体与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不同，其从组建之日起即具备民间性质，少有官方色彩，对上监督政府，对下指导民众，表现出与政府的疏离趋向，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制衡远甚于合作与依赖。

晚清大量民间报刊等传播媒介的涌现，使社会力量的诉求拥有了制度性、常规性的渠道，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与场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报人利用他们所能掌握与控制的资源——近代报刊，在清末即以“第四种族”或“中等社会”自居，积极与政、商、学各界及境外同业建立起广泛联系，成为清末民间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聚合民众的核心。报界团体的组建扩张了报人的社会影响力，报界监督政府、向导民众的信心倍增。近代报刊与报人浓厚的批判色彩，使清末传媒与官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和论战，形成全面对抗，从而使得报界团体从诞生之日起即具有明显对抗官府的意向，由此引起政府各级官吏的忌恨。以中国报界俱进会为中心的报界与清政府之间的强烈对抗，成为瓦解清政府的重要契机，以至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 的评语。民国元年（1912），在中国报界俱进会的引领下，报界积极主动地寻求自我定位，力图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受此影响，各报馆以言论自由为宗旨，直言讽谏，朝气极盛，极力贯彻实施其监督和向导的天职，令新生的共和政权难以应对，反映了民国元年（1912）民间社会力量的膨胀，同时也产生了官方与传媒的关系如何协调适度的问题。这无疑说明，疏离趋向显著的报界团体，以社会警钟自誉，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要求言论自由，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在清末成为颠覆清政府的重要因素，在民初亦为民间社会制约国家的主要力量之一。

这一事例提示，近代新型职业社团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或职业团体与国家政权之间必然呈现多重复杂的联系，甚至同一职业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国家政权之间也有着不一样的合作或抗衡，单一的理论模式和视角极有可能简化复杂的历史。

（原文发表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有改动） fgpdJWQNc5SZz7/WhJjy7VZ6C+z8/iPKOYlpRoxT8xPCwdiPgIGCZXTl9K+z8P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