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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争言论自由、维护报界公益的运动中，中国报界俱进会第二次常会在北京如期召开。《中国报学史》对第二次常会记载道：“宣统三年八月初一日（1911年9月22 日），开第二次常会于北京，推朱淇君为主席。除章程外，议决重要之案如下：一、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二、设立各地通讯社案；三、联合设立造纸公司，并用中国纸印报案。”
后来学者多以戈书为据。
然究其实，此论与历史真相出入较大。
首先，第二次常会召开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9日，而非9月22日。中国报界俱进会的章程虽明文规定“每年八月开常会一次”，但直至1911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各地报人借采访之机重新聚集北京，中国报界俱进会第二次常会的举办时机方才成熟。原定开会时间为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即1911年10月15日，
实际上迟延到10月19日第二次常会才召开正式的全体大会。
其次，通过的议案有误。据《大公报》报道，第二次常会仅仅召开了两次会议，且只有第二次会议商讨和通过了三件议案：“一、奉天《大中公报》被封事，议决由俱进会电致赵督，要求维持；二、因近来官吏对于报馆不肯实行遵守报律，任意摧残，拟要求政府及行政官，彼此共同实行遵守报律。定议由报界上呈请资政院议员，提议要求以后行政及报馆两方面，均须共同实行遵守，不得违犯；三、在北京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北京事务所，选举干事，办理会务，解散旧有的北京报界公会。”
此前，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在上海山东路158号召开预备会，公推朱少屏、张虎臣、童弼臣为赴京代表，朱少屏曾准备将“设各地通信部”“请减邮电费”等议案在会议上提出。
后因时间紧迫，第二次常会并没有讨论朱少屏的提案。不过，这次常会直接督促政府和议员，要求遵守报律，尊重报馆的合法权益，把报界公益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性层面。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二次常会比第一次常会更进一步，实际展示了职业群体意识的自觉及报界期望体现的力量。
受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与第一次常会相比，出席第二次常会的代表数量相对较少，影响范围有限。1911 年10 月19 日，第二次常会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仅东三省报界代表关当世，上海《神州报》蒋繇庚，《时事新报》童熙、丁榕，《京沪时报》吴叔子，贵州《西南日报》杨寿笺、钟昌祚，广东报界代表及《北京日报》朱淇，《国光新闻》严启衡，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书记吴朴，《国风日报》吴超，《帝国日报》陆咏沂，《中国报》叶崇岵，《京津时报》陈佐清，《帝京新闻》恒钧，贵州报界代表牟琳，张家口报界代表杨培械，南昌《自治日报》姜项民，《国民公报》徐佛苏，《政报》陈凤华等20余人出席。
10 月21 日的第二次会议，只有陆咏沂、朱淇、叶怙荪、关天生、蒋子才、丁榕、吴叔蕴、杨伯铿、钟山玉、牟贡三、姜项民、彭希民、恒诗峰、徐佛苏、吴友石、陈文启、吴立妙等17人出席。第三次会议本定于10月24日召开，
但由于武昌起义后的国内形势剧变，京外代表纷纷出京，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尽管如此，第二次常会仍不失为报界联络不断加强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