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立大会

1910年之前成立的新闻团体，均是以报馆为会员单位的区域性同业组织，与《时报》创建全国性记者团体的初衷略微相异。在争取言论自由、维护报界利益的联合行动中，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得到强化，各地报界逐渐意识到实现全国联合的必要性。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加快了近代报刊的发展步伐，同时极大地刺激了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报界组建强有力的同业组织的愿望加剧。1909年11月3日，《民吁日报》刊发《今日创设通信部之不可缓》，倡议全国报界联合成立通信部采访国际新闻，以打破外报垄断国际新闻的局面，再次表达了报界对全国联合的向往。上海报界同心协力，使这一崭新的趋向成为现实。

1910年9月，借南洋劝业会开会，各地报人汇集南京，为全国报界共聚一堂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时报》与《神州日报》把握这一机遇，联名呼吁趁此机会创立中国报界俱进会，实现全国报界大联合。两报的倡导得到上海日报公会的认同与首肯，9月3日，上海日报公会向各地报馆发布会议公告：“中国报界俱进会定于八月初一开大会于南洋劝业会，初二、初三日开研究会。” 9月4日，在上海日报公会的主持下，中国报界俱进会按照既定日期在南京劝业会公议厅召开成立大会，公推郭定森（宝书）为大会主席。 翌日，中国报界俱进会举行第一次讨论会，通过如下决议：组织名称定为中国报馆俱进会；以各报馆为集体会员，不以总理、主笔为会员，但承认其为代表；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中国人自办报馆才有入会报馆资格；在各地设立分会。 这些决议均写入《中国报界俱进会章程》，成为章程的核心内容。

9月6日、7日，中国报界俱进会连续召开第二、第三次讨论会，协商章程和议案。与会代表提出“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议招殷实商家包销报纸案”“设立各地通信社案”“议设立造纸公司并议用中国纸印报案”“维持劝业会案”“欢迎美国游历团案议案”等6 项议案，并商讨了具体的实施办法：第一项议案由在会各报馆列名呈请邮传部，待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成立后实行；第二项议案因关系各报馆独立营业问题，被公议取消；至于第三项，则决定先在北京、东三省、上海、蒙古、西藏、新疆、欧美等地设置通信社和通信员，以后再逐渐扩及；第四项议案由上海事务所负责执行；其余两项也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肯定。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中国报界俱进会章程》，对组织名称、宗旨、机构、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章程宣称中国报界俱进会由国人自办报馆组织而成，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凡愿入会的报馆，必须由在会报馆介绍，经过全体干事公认，方才能成为正式会员，但“凡会外之人，有志同道合、能尽力于本会者，得公推为名誉赞助员”。会员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如下：“除按照本会所定各类调查表式填注外，并须将经理人及编辑部各人姓名、履历，详细开列，送交本会，有更易时，并须通知……常会、临时会开会时，在会各报馆均须派代表人到会，以便取决多数，其议权每报以一人为限。但以一人而代表二报馆以上者，仍只以一权计算。非报界人，不得派为报界代表。常会、临时会开会时，在会各报馆皆有提出议案之权，惟至迟须开会之第一日交到本会。本会执行常会、临时会议决事件，所有对外之公牍函电，一律由本会各报馆全体列名，不用俱进会名义，其列名之次序，除第六条所列事件应临时酌议外，每年于常会时决定一次。”此外，与会各报馆还得承担常年会费，执行报界俱进会的决议，维护报界及报界俱进会的声誉，否则“经干事三分之一以上之报告，或二埠以上报馆之提议，得于大会时，以多数之同意，令其退会”。 与会报馆享有完全平等的权益，每家报馆仅有一张表决权，一人代表数家报馆也只有一张表决权，说明报界俱进会仍是以报馆为基本单位的团体组织，且倾向民主制的组织原则。

依据章程，俱进会在上海设立事务所， 办理会中一切事务，在南京、北京、天津、汉口、广东、东三省设立通信处。另设干事9 人，其中4 人驻事务所，5人分驻各通信处。干事负责收发函电、管理收支账目、保存各种文件、编制各项报告、酌定全期预备会场、整理议案、执行议决事件，但干事如何产生，章程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报界俱进会每年八月开常会一次，商议“关系全国报界共通利害问题；须用本会全体名义执行之对外事件；对于政治上、外交上言论之范围；修改章程”等议题；一旦遇有紧急重要的问题，经二埠以上报馆的提议，必须召开临时会；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汉口、广东、东三省为常会的召开地点，召开临时会议的地点以上海为限；每年开会的具体日期由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与当年开会地点的通信处商定，在正式开会前一个月通知在会各报馆。 对组织机构、议事程序、活动地点及方式较为详细的规定，使报界俱进会的活动基本上有章可循，呈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征。

与此前的区域性报界团体相比，中国报界俱进会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鲜明的民族特色。最先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日资报刊曾参与其事，成为重要成员。报界俱进会完全由国人自办报馆组织而成，并决定设立造纸公司，倡导用中国纸印刷报刊，显露出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与报界清晰认识到外资报刊和通讯社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颇有关联，租界屡次限制华资报刊也刺激了报界的民族情感，报界俱进会的发起者《神州日报》就曾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起冲突。

其二，会员构成有所改变。1901年报业恢复发展后，日报一枝独秀，影响与销量遥居各类报刊之首。据《警钟日报》的不完全统计，武汉20多种报刊的总销数约为2 730份，日报的销量远远超过其他各种报刊，如《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同文沪报》《时报》《警钟日报》《汉报》的销量分别为500、300、300、200、300、300、300份，其他13 份报刊合计才530 份。 杭州、南京与武汉大体相同，日报销数遥居榜首，独占鳌头。 由于日报拥有绝对优势，致使各报界团体组织多以日报馆为主要成员。上海日报公会只有日报馆才能加入，其他报馆无权参与，在会报馆与会外报馆拥有的权利相差甚远。俱进会会员虽以日报为主，但不再只限于日报，杂志亦可入会，会员与非会员的权利没有特别悬殊，扩展了联络范围，使报界联合趋于完善。

其三，自我认同更为明晰。章程强调，影响报界全局的利害关系是报界俱进会的关注重点，所议事件必须“关系全国报界共通利害问题，须用本会全体名誉执行之事件”，“非报界人不得派为报界代表”。而官报局人员可列席天津报馆俱乐部开会议事，“同业之外有愿赞助新闻事业者，有会员之介绍，亦可列席会议，以取集思广益之助” 。上述两者的区别正好反映出报界自我意识的变化。

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得到全国报界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申报》《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天铎报》，北京《北京日报》《中国报》《帝国日报》《帝京新闻》《宪志日刊》《京津时报》《国民公报》，东三省《东三省日报》《大中公报》《微言报》《醒时白话报》《营口营商日报》《吉林自治日报》《长春吉长公报》《长春公报》《哈尔滨滨江日报》，广东《国事报》，香港《商报》，江西《江西日日官报》《自治日报》《又新日报》，汉口《中西报》，浙江《全浙公报》《浙江日报》《白话新报》，南京《江宁实业杂志》《劝业日报》，福建《福州新闻报》，四川《蜀报》《重庆广益业报》，贵州《西南日报》，芜湖《皖江日报》，汕头《中华新报》，江苏《无锡日报》等20个地区的40家报馆参加成立大会。 未曾与会的东三省报界公会、广州报界公会和广东、香港的报馆向中国报界俱进会发出贺电， 广州报界公会和香港的部分报馆甚至还委请代表与会。 新成立的福建《建言报》等在大会结束后申请入会。 入会报馆数量众多的情形证明，全国性联合机构的成立，使报界拥有了一个全国性会集中心，在相当程度上扩展了报界的联合规模，提升了组织程度，分散性和群体趋向的模糊性大为改观。

中国报界俱进会的成立也博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如“创设造纸公司案”为江宁学务公所罗某提议，并被纳入正式的议事日程，罗氏还特别建议将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词和欢迎词登诸报端，“以谂国民”。出席南洋劝业会的绅、商代表多次开会欢迎报界俱进会各代表，对报界联合极表欣赏：“今年实业界之新联合与报界之新联合，皆为振古所无之大事。”

第一次全国联合的实现聚集了报界的活动能量。中国报界俱进会曾多次通电声援遭遇地方官厅无理压制的报馆，捍卫言论自由权，成为报界对抗官府的前驱和重镇。1911年3 月，哈尔滨《东陲公报》因“注意俄国远东之政策”，被沙俄当局唆使吉林交涉使兼署西北路道郭宗熙予以查封， 该报与东三省报界公会立即向中国报界俱进会请求支援。 接到函电后，报界俱进会致电东三省总督及哈尔滨道，以报律为据，抗议郭宗熙的无理暴举，要求秉公核办，维护言论自由。 慑于报界俱进会的声望，哈尔滨道被迫复电，力图掩人耳目：“《东陲公报》主笔与经理冲突……将出版矣。” 并指使《东陲公报》经理姚岫云致电报界俱进会，伪称《东陲公报》是“自请暂停发刊”，不久将继续出版。 为正视听，报界俱进会的重要成员——《申报》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东陲公报〉被封之悲愤录》，详尽报道该报被封的原因及经过，披露了郭宗熙“可使文人埋冤，不可使外人生气”的丑陋嘴脸与《东陲公报》经理姚岫云中饱私囊、欺世媚上的罪恶行径。 1911 年10 月，奉天《大中公报》刊发号外：“岑春煊为革党所强行推戴，不允，遂自尽。姜桂题于前日到京，自告奋勇，愿带兵赴鄂。开封、长沙、南京均有失守之风传，安庆亦有恶耗。革党领袖为黄兴，前在安徽举事之熊成基余党亦加入。”总督赵尔巽以“淆乱政体、摇惑人心、妨害治安”为由封禁《大中公报》，拘捕经理杜葛岭与主笔沈肝若。 时值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常会，与会代表为《大中公报》极感不平，遂由报界俱进会致电赵尔巽，指明《大中公报》所发号外，“语固失实”，但按现行报律，不致被封、被拘，恳请赵尔巽依报律行事，维持报刊舆论。

在中国报界俱进会的示范和鼓舞下，各地报界团体内引外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常就一些关系报业或国家利害的重大事件发表宣言、通电与评论，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1911年8月1日，湖北当局查封言论激烈的《大江报》，拘捕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案发后，不仅革命派报刊著文指责清政府扼杀报刊舆论，一些立宪派报刊也批评政府“滥用法权”，办理过严， 对《大江报》极表同情：“以转机望于国，何得谓扰害治安？” 唇亡齿寒，汉口报界更是急起援助《大江报》。8月2日清晨，汉口各报馆联名要求地方检察厅优待詹大悲。当日晚上，各报馆再次召开全体会议，一致主张封禁《大江报》“已足蔽辜”，编辑人“应请宽免”，公呈检察厅释放詹大悲。 在与官府的交涉中，汉口报界意识到无团体联络同业的弊端，决意组织报界公会，以团体名义共谋抵制，并通电中国报界俱进会与全国报界，请求援助。 8月7日，汉口报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宣称如当局不秉公办理《大江报》案，则“一律托挂洋旗，以期抵制”。 报界的呼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湖北咨议局曾一度支持《大江报》同人散发《通告书》，揭露事件真相，并上呈总督，要求从宽处理。 报界的群起声援对政府形成强力冲击，使之处于被动，致使政府官厅愈加忌恨报界，两者的关系日趋恶化。报界与清政府离心倾向的加剧，对清政府的命运影响极大，“至庚戌、辛亥年间，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 。 +HNqxzqOAe4HXE9EToHTNvI2dFtUQgSyb3ZVDg3V361Q5Y1nFX8HfF7uOmOmC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