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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2009年10月9日，被誉为“媒体奥林匹克”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5家主流媒体和机构以及中国境内40 多家媒体近300多位负责人参加了峰会。峰会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等9 家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共同发起，由新华社承办，是全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高端盛会。会上分析了世界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了当前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峰会通过了《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着重提到了媒体责任、金融危机、新媒体、新技术等世界传媒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峰会上发表了讲话，表明了中国推进媒体改革发展的决心，并表示将继续为外国媒体在华从事采访报道业务提供便利。9 家媒体机构负责人在致辞中赞扬中国媒体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点评：
峰会上，中国传媒嬗变之路的展示，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刮目相看。有形的成果固然令人兴奋，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理念中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中国能举办这样的盛会，让中国媒体与世界媒体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当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体现了中国媒体的更加开放。中国最高层领导的表态，更加深了世人对中国开放理念的理解。
事件回放：
2009年3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国政府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两个小时，并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这是继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民交流后，我国领导人又一次与网友的亲密接触。国内外网友看到网站预告后，争先恐后发帖互动，向总理提问的帖子超过30万，内容涉及经济、民生、反腐、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温总理选择了教育改革和发展、医疗卫生改革等29个问题进行回答。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通过文字和视频进行了全球实况直播。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现身互联网文字和视频直播室，与全球网民对话聊天。温家宝总理还透露，他几乎每天都上网，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一个小时。
点评：
政府官员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可以倾听到来自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对于强化民主监督，完善决策方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国家领导人在线交流得到了网民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各地政府官员更加重视网络施政，使这一新的施政渠道畅顺起来。2009年9月20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宣布，广东正逐步设立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从全国各地来看，现在政府的网站越来越完善，政府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回答民众关注的问题，被誉为“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
事件回放：
2009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扩版，由原来的16个版扩到20个版，扩充的版面主要用于增加要闻、国际新闻、文艺评论等方面的内容。自7月27日起，中央电视台展开为期近一个月，涉及全台所有部门、所有频道、所有节目的改版行动，其中以新闻频道的动作最大。改革内容包括新闻选材注重时效性，增加了滚动新闻和现场报道数量；加强贴近性，减少会议新闻而强化国际新闻和民生新闻；引入评论员机制，舆论监督与批评内容比例上升。新华社手机电视台于9月1日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全面上线。手机电视台以国内31家分社和海外110多家分社的电视记者为基本采集力量，以这些优势资源为基础，整合全球优秀电视节目，在展示新华社视频、音频节目的同时，以多媒体融合的理念，将不同内容以文字、图片、表格等形式体现出来，将快速、准确、权威的大众电视新闻节目和财经电视节目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用户。
点评：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面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竞争以及新媒体竞争，如何既稳妥又勇于创新地做好新闻传播工作，对主流媒体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强势主流媒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作为中央级媒体，其最大的优势是权威性。发挥这一优势，积极主动地将所掌握的最权威的新闻报道好，在各项改革出台的关键时刻、在社会热点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快速出击，就能确保其主流地位。权威媒体应发出最权威的声音，而权威是要通过对受众的“贴近”来实现的。国家三大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的改革中，试图通过“贴近”受众来提升自己的权威地位。
事件回放：
2009年1月29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 岁青年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当地警方刑拘并关押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2月12日，重伤入院4天后的李荞明被医院宣告“因重度颅脑损伤”不治身亡。关于李荞明受伤致死原因，当地警方在2月12日给出的解释是：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造成了意外。“躲猫猫”事件及警方的解释经当地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广泛的传播和众多的质疑，“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窜红。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作了批示并派员指导，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主办、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侦查工作全面展开。云南省公安机关、昆明市检察机关于2月27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是遭同监室人员殴打致死，“躲猫猫”游戏是看守所内牢头狱霸对新人施虐和体罚的借口。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点评：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警方高层和云南省委宣传部注重舆论的反应，在“追求真相”方面与媒体和社会舆论是形成共识的。但是他们开始得到的信息并不是从管理系统层层传递上来的，而是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获悉的。尽管网民调查委员会无法深入调查，有点“无功而返”的味道，但其形成的某些压力对事件的推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是民间舆论、媒体的监督与官方取得了共识，才避免了“躲猫猫”事件像先前的“周老虎”事件那样长时间地拖延下去，形成耗费社会资源的舆论拉锯战。
事件回放：
2009年5月12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向巴东县政府通报了“5·10”案件的调查结果及细节，并接受了部分媒体采访。次日，媒体登出报道：“5月10日晚，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德智和镇财经所干部邓中佳到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遭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邓贵大拿出一沓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用修脚刀将其刺死，黄德智被刺伤。”然而，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网上发布该案件的一些细节和警方的处置情况时，将此前媒体报道的要求“特殊服务”改成了要求“异性洗浴服务”，“按倒”变成了“推坐”。两处细节的改动瞬间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随之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推动着舆论不断朝邓玉娇一方倾斜。在各方关注下，巴东县人民法院6月16日上午邀请媒体旁听邓玉娇案的审理，对邓玉娇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又有自首情节，因此对其免予处罚。当天下午，邓玉娇即在判决书上签下“服从判决”。至此，这起受到全国众多媒体及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终于画上一个句号。
点评：
这是一起多年来少有的引起媒体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此案审判后虽仍有各种不同意见，但舆论普遍认为是公正的。邓玉娇只是一个服务员，自然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却成为舆论中的强者。强大的舆论对司法办案是有影响的，但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影响。“舆论与权力”博弈的案件并不鲜见，舆论的监督无非是将可能依附在司法上的外来不当权力剥离，希冀其能公正办案。舆论行使监督权，司法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各司其职，社会才是正常的。
事件回放：
2009年6月7日凌晨2时，杞县利民辐照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进行降源时，因货物落在存放放射盒的铅井口上，导致装有放射源钴60的放射盒无法正常回到铅井内，使得放射源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之中。随后，杞县社会上流传着“核泄漏”和“大爆炸”的谣言。7 月10 日起，一个题为“开封杞县钴60泄漏”的帖子现于网络，称当地一辐照厂发生钴60泄漏事故，这话题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直到7月12日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此时关于核爆炸的谣言已经流传至杞县人耳里。7月17日，因为惧怕“辐射”和“爆炸”，数万名居民慌乱出走，杞县上演了一出“空城闹剧”。后经过干部拦劝、贴发告示、电视播放、短信劝阻等传统宣传手段和权威媒体、新媒体传播的立体组合式宣传才使得出走民众回归。
点评：
无论杞县有关方面是否承认自己在“钴60事件”中存在延迟发布信息的工作失误，但在杞县地方政府的严控下，权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6月7日放射源卡位故障发生时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缺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整整一个月里，权威媒体销声匿迹，为谣言的大行其道留出大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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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停刊清算公告中，停办原因被归结为“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点评：
中国的报纸能生存下来的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市场化程度高，完全靠走市场打拼；二是权威性极强的报纸，比如党委机关报；三是背靠大机关大机构（包括大企业）的报社，由于主管主办单位经费充裕，挤点钱出来扶持报刊并非难事；四是办得好的行业报，业内欢迎，以较高的价格定价发行不亏本或争得较多的业内广告。还有一种行业报尽管办得困难，并与主管机关脱了钩，但主管方依然动用权势和办公经费暗中变相“庇护”。上述讲的这几种情况，有的是正常的，有的则是不正常的。但在报业未深化改革的情况下，无论“正常”还是“不正常”，都有可能在维持现状中生存下来。随着报业改革的深化，依靠领导部门“庇护”之路越走越窄，许多行业领导部门也觉察到，在他们庇护下的某些行业报不仅不能给主管单位带来利益，甚至还成为其累赘，想甩“包袱”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国家主管部门也反对这种庇护。退出“庇护”，走向市场，这才是报业安身立命的长远之计，改革考验下的行业报定位和进退只能由市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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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上海浦东新区。2009年10月14日，18岁男子孙中界驾车经过某建筑工程公司时，看到一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孙中界顺道开车将他送到了1.5公里外的目的地，但孙中界却被认定为“非法营运”。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中界自断手指。然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日公布的调查报告却斩钉截铁地宣布，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钓鱼”执法问题。结论一出，舆论风暴骤起，被称为“侮辱网民的智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新旧媒体形成合力，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上海市高层反应迅速，组成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参与的调查组，展开新的一轮调查，最终认定原调查“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浦东新区政府就“钓鱼”执法公开道歉。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指出，要坚决取消不正当的执法方式，立即纠正这种执法错误。
点评：
过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发生了有争议的执法行为之后，只要调查组下了结论就只能“封口”了，面对舆论质疑也置之不理，而且上上下下口径高度一致。但发生在上海的“钓鱼事件”，上海高层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下属的调查结果的质疑，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态度。“钓鱼事件”经媒体披露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都作出了回应，使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对媒体揭露下属单位的错误行为，是积极回应舆论还是压制舆论，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对各级党委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官官相护，不仅不能清除积习，还会影响政府的形象，而且也有可能使矛盾升级，变得不可收拾，影响社会的安定。只有主动接受媒体舆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认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事件回放：
河南省新密市一企业农民工张海超感到身体严重不适，根据症状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便先后到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诊断，结论一致为尘肺。但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张海超对此表示强烈质疑。在多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28岁的张海超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于2009年6月22日做了开胸手术，结果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以悲壮的方式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包括卫生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在内的高层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赴河南组织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尘肺，张海超随后获得企业工伤赔偿，而此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惩罚。
点评：
张海超“开胸验肺”并通过舆论的传播引发强烈的社会影响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公道的说法。从中我们看到了弱者维权的艰难，也看到媒体关注民生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并引发强烈的社会震撼，即使开胸验肺也许还是徒劳的。这起事件是典型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要关注民众的生存、生活和未来发展，关注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决策。像张海超这样的病人，毫无疑问可以按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关爱，但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开胸验肺”事件给媒体一个有益的启示：媒体应将为民众排忧解难列入民生报道的视野，这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三贴近”的体现。
事件回放：
2009年4月，因在天涯社区发帖反映市政府违法征地，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遭遇灵宝警方跨省追捕，押解回乡。拘留原因是“涉嫌诽谤政府，败坏政府名声，污蔑政府抗旱不力”。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看守所里关了8天后，警方又称证据不足，王帅被取保候审。《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及时报道此事件并质疑灵宝政府此举，最后，当地政府向王帅道歉，予以国家赔偿，并称以后要积极对待网民监督。
点评：
灵宝市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属实，起初不仅没有对违规者有半点“严肃处理”的表态，而先为保某些官员头上的“乌纱帽”，动辄以“诽谤政府之名”对反映问题者实施刑罚，挑战民心。王帅只是借助网络行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退一步说，即使提出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就可以随便对公民进行追捕吗？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公民对政府内情不完全了解，如果一旦说错就诉之法律手段，还有谁敢说话？地方政府应当尊重甚至敬畏网民的正常言论自由，学会如何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信息时代的舆情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