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之二：
信息不公开，付出的代价更大

三鹿集团与当地政府联手对媒体进行不当“管控”，结果管出“负面影响”的放大。本来“5·12”汶川地震报道已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的一次成功实践，官方、媒体、大众都满意，按理可以复制或借鉴。可悲的是，有些人依然按照以往的常规做法，对“负面事件”遮遮掩掩，还想尽量捂住。

其实，信息不披露造成严重危害的教训何止“三鹿”？信息从不公开到公开，从吞吞吐吐公开到尽量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实际上是与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决裂。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和更新，也是付出了一次次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有紧迫感的。当人们尝到自然灾害信息不公开的苦头之后，便将信息公开作为常态而不是特例，并逐步升级，乃至有了汶川地震信息的大公开。

有人认为，汶川地震报道是自然灾害的报道，放开报道当然没有问题，言下之意是社会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应作为特例。我赞同两者有所区别，社会突发事件尤其是群体事件背景比较复杂，不可能像汶川地震那样大规模报道。公开的程度可以有所差别，但这不能成为不公开的理由。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前期，真相扑朔迷离，致使不少人相信民间和网上谣传，后来由于信息的透明公开，群众很快明白了真相，这一突发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当地秩序逐步恢复。过去对群体事件不报道的一个理由是担心报道后消息会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便采取措施掩饰。然而，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兴媒体高度发达的年代，官方不公开，民间公开；传统媒体不公开，新媒体公开；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最终导致：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满天飞，敏感的热点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敏感。所以，进入信息化时代，在快速、海量传播的态势下，即使是敏感的群体事件也要尽快公开，不然付出的代价更大。 OVwehMUvNXZPx+aNgF3EUr2RIOXXs82+A49vj0VwpceuVb7apy0L6ZHDaTcyEf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