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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会说到很多客观原因。常提及的是，与媒体在向市场化和全媒体转型中形成的压力有关：同行竞争、与新媒体竞争、公关机构的诱惑、绩效考核、生活压力等。问题在于，社会环境是否可以成为不坚守新闻道德的理由？
毫无疑问，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社会生态，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政治社会生态极为不正常的年代，新闻道德的失守几乎都源于这种恶劣生态；而在政治社会生态比较正常的年代，虽依然有不良社会因素，但不应成为新闻人道德失守的理由或借口。
我们的媒体经历过虚假新闻盛行的年代，也是新闻操守不易坚守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反右”之后接着而来的“大跃进”，党内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吹牛、浮夸风气盛行，报纸跟风报道，“满纸谎言”。当时，报纸刊登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报道，从水稻亩产36 900斤到最高亩产130 435斤。生产体制的盲目冒进、党内不良风气和媒体的浮夸报道，带来的巨大灾难就是随后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媒体的情况就像《红楼梦》里的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以看出当时党风不正，文风难正。但那个时候既有指令性的造假，也有媒体人头脑发热主动参与造假。“文革”时期是媒体人对恶劣环境几乎无法抗拒的年代，也是新闻道德完全失守的年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回归，媒体拨乱反正，恢复了报纸的传统作风，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出现新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道德问题已经解决，这既有全社会共性的问题，也有媒体自身的问题。
收“红包”现象，就是共性问题，不是媒体独有的现象。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净化，媒体也会逐步消除这种不良风气。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媒体人不能借口社会存在这种不良风气就原谅自己的行为，也不能消极地等待社会环境净化的到来。媒体人应以积极的态度，在净化社会环境过程中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媒体自身的职业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虚假报道、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虚假报道历来就有，20世纪80年代之前，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采访作风、文风不正乃至虚假报道。有偿新闻、新闻敲诈方面的职业道德问题则是社会转型之后才出现的。这与媒体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有关。其一，媒体在面临生存压力的困境下，以不道德的手段去从事经营活动。这些年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经营效益不好，有的媒体不是寻求正当的突围之路，而是以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去获取收益。采编人员和经营人员的职责是不一样的，为了确保报纸的品质，采编、经营本应各司其职，也就是采编、经营分开。但现在有些媒体让采编部门参与经营，下达承包指标，这就很容易将金钱与版面联系起来，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由此而生。有的媒体甚至滥发记者证，让持证者承包利润指标。采访只是手段，目的是捞钱，其中必然产生新闻敲诈。其二，与“公关公司”合作，为其所利用。有的“公关公司”就是靠这个赚钱的，他们游走于媒体和客户之间，明目张胆地敲诈。媒体只要跟他们合作，被扯进去之后也就说不清了。其三，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腐败行为，也会反映到媒体和媒体人中来。社会上有权钱交易的现象，媒体中也有利用采编权进行谋私的行为。尤其是经营者有考核指标，完成了有提成，有的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铤而走险。
作为肩负神圣使命的媒体人，经营困境等因素不应成为放弃新闻理想、抛弃道德底线的理由。如果媒体以“社会环境不好”为挡箭牌，不积极主动解决职业道德的问题，将会使整个行业的风气衰败下去，也会对社会风气造成影响。有的地方发生“封口费”事件，查下去之后发现假记者比真记者还多。而假记者的问题折射出真记者的真问题。正因为有真记者营造了不良道德的土壤，才让一些假记者“专业户”得以生存。
当今的新闻道德问题，尽管依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恪守良好的道德操守是主观上可以做到的，也是做新闻人起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媒体人对败坏媒体形象的行为，尤其是新闻敲诈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许多媒体人生活艰辛，却非常敬业。良好的队伍，是我们坚守良好职业道德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
笔者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报纸是这样，其他媒体也是这样。要想走得更远、更好，媒体人的职业理想追求、道德操守是不可缺失的。
环境在变化，媒体和媒体人的自律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