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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濡须口，老汉曹操对着小儿孙权，实在无可奈何。
赤壁之战后四年，即212年，曹操在濡须口这个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今安徽含山县与无为市之间的小小区域，与孙权苦战，却大败而归。
为此，曹操万分感慨地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刘景升（刘表的字）儿子若豚犬耳！（刘表的儿子跟孙权相比，真是跟猪狗一样啊！）”
但曹操和他的后继者不死心，一直到252年，他们先后4次发动濡须之战，最终却在这里惨败而归。
而在252年的大战中，遭遇惨败的魏国权臣司马昭甚至为此“坐失侯（失去爵位）”。对于魏国来说，濡须口，是继赤壁之后的又一个伤心地。
在魏国看来，濡须口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流域，而要击败孙吴，就必须彻底控制淮河流域，争夺进入长江流域的主动权。
而对于孙吴来说，长江流域是老孙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持续在此发生大战，必将对孙吴政权的经济基础造成重大破坏，因此最好的战争策略，就是拒敌于江北的淮河流域，为吴国提供战略纵深，避免破坏江南之地。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争方略“守江必守淮”，正是从三国时代老孙家开始的。
淮河作为中国七大河之一，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在古代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四渎”。其发源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河谷，流经河南、安徽、江苏3省，全长约1000公里；而支流纵横交错的淮河流域更是跨越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和山东5省，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
实际上，中国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并非在长江流域，而是在长江以北的淮河和淮河流域。
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以后，魏、蜀、吴三国的战争围绕着秦岭、长江一线展开：在魏、蜀之间，战争的分界线主要是秦岭地区；而魏、吴之间，战争的分界线看似在长江，但双方真正的争夺区域，其实是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
对于孙吴政权来说，以孙权为首的东吴君臣，很早就悟出了“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道理。因此在208年赤壁之战后，为了争夺淮河流域的中正之地合肥，孙权发动了第一次合肥之战，但却被曹魏打得灰头土脸。
在215年第二次合肥之战中，曹操手下大将张辽甚至以800步兵大破孙权10万大军，打得当时东吴老百姓每次想制止小孩哭泣，就吓唬说“张辽来了”，小孩立马不哭了。
此后一直到253年，孙吴政权在45年间前后发动了5次合肥之战，而跟4次濡须之战相反，东吴的5次合肥之战都以惨败而告终。
当时，魏、吴两国长期在淮河一带相持，互有胜负，对此魏国名将邓艾向司马懿献出高招。他认为魏国与东吴连年征战，而战线基本僵持在淮河一带，但战事要持续，粮食运输和土地耕耘是基础，因此他建议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最终灌溉农田两万多顷，使得淮河流域成为曹魏进攻东吴的先锋阵地，为西晋扫灭东吴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而将淮河流域彻底视为战场，没有进行开发利用的东吴政权，则最终在280年被西晋所灭。
在淮河流域争夺战中，作为曹魏的继承者，司马家族笑到了最后。
作为与秦岭并列的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的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政权，都将淮河视为本流域的自然延伸。也因此，秦岭淮河流域不仅成了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更是成了中国的南北军事、政治分界线。
与东吴政权因失去淮河流域而导致亡国不同的是，东晋及后继的南朝刘宋、萧齐、萧梁诸国，则因夺得淮河流域，而得以与北朝实现了两百多年的对峙，甚至时不时在战争中获得主动权。
对于北方政权来说，从北南下，秦岭险峻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淮河就成了必选之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发动南征，耗时一年最终于379年先拿下了淮河流域的重镇襄阳。383年，前秦出动约90万大军，与东晋在淮河流域争夺最为激烈的寿阳（也称寿春、寿县），发生了淝水之战。
从两淮流域的防御体系来看，两淮战场可以分为淮东和淮西，其中淮东根本在扬州，它以淮安、盱眙为门户；淮西根本则在合肥，凤阳、寿阳是藩屏。
从襄阳沿着淮河流域东进的前秦大军，首要的攻击地很自然地指向了淮西的藩屏寿阳——据统计，截至16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30次以上战役的地方中，前三甲为长安、洛阳和南京，寿阳排行第四，合肥第五，襄阳第六，临夏第七，徐州第八，开封和南阳分列第九和第十。
由此可见，作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寿阳，在古代战争史上却异常重要。
面对前秦大军，吸取了东吴亡国教训、已经在淮河流域耕耘多年的东晋政权，最终依靠着在淮河流域训练的8万北府兵，大破前秦大军。此后东晋趁机北伐，直接将疆界推进到了黄河以南，从而为此后长期的南北对峙奠定了基础。
淝水之战后20年，倚靠着淮河流域的精锐北府兵，东晋大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不仅一度收复洛阳和长安，甚至率兵攻灭南燕、后秦，兵锋一度推进到山东等地，达到了南朝时期的军事巅峰。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淝水之战后，南方政权控制、经营淮河流域基础之上。
刘宋后期，宋文帝刘义隆由于猜疑于436年诛杀了北府兵最后一位名将檀道济。临死前，檀道济愤怒大喊：
“乃坏汝万里长城！”
檀道济死后，北魏君臣立马相互庆祝说：
“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檀道济死后，淮河流域的屏障北府兵逐渐瓦解。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军甚至进攻到了与建康（今南京）隔江相对的瓜步。对此，宋文帝刘义隆登上石头城北望感慨道：
“如果檀道济还在，怎么会到这个地步！”
而失去了淮河流域主动权的南朝各朝代，从此步步退入守势。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为了夺回淮河重镇寿阳，甚至耗费两年时间在淮河修筑了一道拦河大坝。516年，淮河水涨，大坝被冲毁，下游受灾百姓数以万计，即“缘淮城戍村落十馀万口皆漂入海”，导致了一出人间惨剧。
到了梁武帝后期的548年，东魏叛将侯景被东魏慕容绍宗所败，退守寿阳，后举兵叛变，一年后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梁武帝被软禁后活活饿死。侯景之乱后，梁朝在长江以北的淮南领土几乎全部沦丧。此后，失去淮河流域屏障、代梁而立的陈朝成为南朝中领土最少、实力最弱的朝代。
而在北方夺取淮河流域、奠定北强南弱的格局后，陈朝最终如东吴一般，走上了覆灭的道路，被代北周而立的隋朝攻灭。
对于中国古代南北方政权来说，作为各自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不是理想的决战之地。因此，相对远离核心区的淮河流域，也就成了南北争战的主战场。也因此，所谓“守江必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也成了历代南北政权的至高战略。
唐朝安史之乱后，江淮流域藩镇林立，断绝了江淮流域的财赋贡献，长安政权岌岌可危，其中作为淮西节度使的吴少诚家族更是割据淮西30余年。
在此情况下，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唐朝名将李愬在大雪之夜奇袭淮西重镇蔡州，并俘虏了当时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结束了淮河流域长达30多年的割据局面。
此后两年，唐宪宗东征西讨，一度结束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有利局面。
唐宪宗死后，藩镇割据死灰复燃。到了唐朝末年的897年，控制淮河流域的杨行密与控制中央朝政的朱温为了争夺淮河流域，又爆发了清口之战，最终朱温战败。此后，一直到后周世宗以前，中原地区都无法再控制江淮流域和东南地区。
被称为小型淝水之战的清口之战，最终也成为奠定五代十国四分五裂局面的重要战役。
历时38年的宋蒙襄阳之战（1235—1273年），随着南宋战败丢失江淮流域，最终也改写了中国史的走向。
1234年，稀里糊涂的南宋与蒙古联合攻灭金朝。在消灭障碍金朝后，蒙古人频繁南下，对作为淮河流域和汉水重镇的襄阳发起了持续38年之久的攻城战。其间，蒙古人一度攻取襄阳。
由于荆襄地区守卫森严，蒙古人一度希望能从四川入手，然后再溯长江而下进攻南宋。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围攻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东）时兵败殒命。此后，蒙古人改变策略。到了忽必烈时期，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了攻灭南宋的计谋：
“先攻襄阳，撤其捍蔽！”
作为南宋名将孟珙的老部下，刘整深谙南宋帝国的命脉之所在，而随着刘整的投降献计，但在此前20多年攻宋战争中却始终找不到北的蒙古人，才终于制定了攻灭南宋的至高战略。
此后，宋元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忽必烈耐心布局，历时6年，终于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攻下与襄阳一江之隔的樊城，迫使襄阳守将吕文焕力竭降元。
襄阳失守后，蒙古军又顺着江淮流域步步推进，最终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三年后（即1279年），追随南宋坚持抵抗的10万军民在崖山之战中失败，不甘屈服的陆秀夫背着宋帝赵昺在广东江门海域跳海自尽，元军攻灭南宋残部。
而追究这场持续了整整44年的宋蒙战争（1235—1279年）的核心转折点，就在于忽必烈采纳了南宋降将刘整提出的“取荆襄、夺淮河”的计谋。失去了淮河流域屏障的南宋帝国，最终彻底覆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明朝灭亡后，随着清军的入关南下，希望为南明政权振兴天下的大儒顾炎武，在详细考查了立足于东南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等政权的成败兴亡后，提出了“厚荆襄”“阻两淮”的东南立国之本。然而，随着南明政权的最终溃败，顾炎武的战略构想也付诸东流。
在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白崇禧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构想。但在解放军的迅猛攻势下，内部分裂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土崩瓦解。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仅仅耗时两月的淮海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在淮河流域的势力。
随后，国民党军队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放弃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撤往江南。失去了淮河流域的军事屏障，国民党军队最终在南方一溃千里，“失淮河则失天下”的古训，在淮海战役后再次得到验证。随后，解放军在没有经历重大战役的情况下节节推进，顺利解放全国。
从212年曹魏、孙吴的濡须口之战开始，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历史最终以无数的兴亡成败，验证了淮河流域在中国南北方军事战争中的至高地位。所谓“得淮河者得天下”，历史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