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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是这么写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寥寥数行，点出了中国古代历史分分合合的规律，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八个字深入人心。
不仅三国以前，三国以后，这种分分合合的趋势仍未停息。
根据史书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可见，夏商周三代，如今的中原地区小邦林立，最多时有“万国”（数字可能有所夸张），后来国与国之间慢慢吞并、兼并、合并，直到西周，还能分出1800个小国。可能现在一个乡镇的规模，就是当时一个国家的规模。
到春秋时期，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据统计，楚灭掉40余国，晋灭掉30余国，秦灭掉20余国，这三家是春秋灭国排行榜的前三，大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兼并崛起的道路。进入战国时期，就剩下我们熟知的战国七雄以及十几个小国了。照这个趋势看，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统一是必然，由谁来统一则是偶然。
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已经有了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残酷的生存环境。
公元前651年，在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上，参会的诸侯国达成一条盟约：“无曲防，无遏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诸侯国约定，不得修建有碍邻国的水利工程（比如不能以邻为壑，把洪水排泄到邻国去），不得在天灾时人为阻碍粮食的流通（因为国家小，一受灾可能就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1911年之前的2117年间，官方有记录的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治水，一直是古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葵丘之会的盟约，相当于想建立一个“联盟”，共同应对当时的问题。但毕竟各成员不属于同一个诸侯国，自我利益至上，盟约很快遭到破坏。领土大一些的国家，防灾情况还好一点儿，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资源调配，降低风险。领土小的国家，极度渴望形成“联盟”，共同治水和抵御天灾。
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的回答十分干脆：“定于一。”意思是要大一统，天下才能安定。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许多国君加入了领导统一大业的行列，都想做“始皇”。
如果要选出对中国统一大业和疆域形成影响最大的朝代，不少人会选择秦汉、隋唐和元清这三组六个朝代。具体来说，秦、隋、元均完成了中国分裂时期的统一大业，而汉、唐、清三朝，则是各自所处帝国时代开疆拓土、实现疆域最大化的朝代。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统，虽然有时代大趋势的助攻，但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等个人功绩也称得上厥功至伟、实至名归。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打造一系列工程，让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后来对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朝历代，都承袭秦朝确定的制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创新。比如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元朝创立的行省制，都有利于国家巩固统一。
秦朝统一后，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局面，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解释：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文化差异很大，车轨、衣冠、法律、语言、文字等都不一样。秦朝将这些规范统一后，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区间的沟通障碍。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措施，进一步减少文化差异，从而在中国内部塑造出共同的文化心理。所以，梁启超说，中国自“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
此外，秦始皇修驰道、凿灵渠，加强地区间的交通和联系，从而巩固统一。后来的隋朝开凿大运河，元朝修建全国性驿道系统，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些全国性的交通工程，把各个看似独立的经济区黏合在一起。历史学家许倬云有个论断，他说：“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成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
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秦朝的疆域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汉朝的极盛年代，不仅拥有秦朝全部疆域，而且扩展到朝鲜半岛中部和越南的大部分。凡是当时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汉朝几乎都建立了行政机构。与今天中国的领土相比，汉朝拥有除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地区之外的领地。历史学家葛剑雄说，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汉族，这是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它基本上奠定了统一中国的疆域。
西汉大一统的局面，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成为所有王朝比附和参照的对象。每一个统治者，觉得最能夸耀于世、名垂青史的政绩，肯定有这么一条：自己统治的疆域能够超越前代。
但有些时代，统一与分裂非人力所能控制。
秦汉以后，在中国大概200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漫长的分裂时期。第一次，从189年董卓入洛阳，东汉政权瓦解开始，至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大一统王朝止，整整4个世纪，除了中间西晋有短暂的统一外，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第二次，是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北宋时，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至少是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宋时，则是宋金南北对峙。
为什么在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都很成熟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分裂？前文引用许倬云的话说，经济的一体化会早于政权的大一统。反过来，如果出现分裂局面的反复，一定也是经济先出现问题。就中国古代来说，决定经济好坏的关键要素是人地比——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强调，中国2000年来都处于治乱循环，其关键因子主要是人地比例。
一般在王朝建立初期，经过战乱，人口损失严重，地广人稀，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较大，这时，从事盗匪等暴力活动的成本也较大，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多，从事暴力活动的人口少。政府从事暴力镇压的支出就少，赋税相应减轻，因而出现良好的政局。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增加，人地比减小，边际产量相应减少，越来越多人会铤而走险从事暴力活动。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防暴开支，导致民众赋税加重。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中央集权政府财政破产，王朝分裂的局面由此产生。这个过程，一个小周期就是一次改朝换代。
当然，导致人地比失衡，除了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等常规因素外，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社会，平均气温下降一至二摄氏度，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连锁反应下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几次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均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气候变冷，使得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南移，压缩了中原可耕地面积，激化人地比矛盾，从而导致中央财政崩溃，王朝陷入分裂。
由气候变冷引发的战争与疆域分裂，全球都是一样的。公元1世纪以后，东方的大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受到各自边疆游牧民族的南下侵袭，这之后，两个帝国均因无法应对而崩溃，疆域陷入分裂期。二者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辉煌的文明，随着帝国灭亡而消失，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明才重新影响欧洲历史；而中国在历经400年的分裂与动乱后，由隋朝完成大一统，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隋朝对于中国历史、文明与疆域的正面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但因为隋朝国祚较短，很多人无视或认识不到这个“流星”朝代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成长为有别于分裂式欧洲的统一性国家，隋朝上承秦汉，下启大唐，功不可没。
实际上，隋朝两个皇帝都较有作为。隋文帝在政治、军事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相对机械和脆弱的，如前所述，真正有机和牢固的统一是经济上的统一。至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奇想和魄力，印证了他的雄才大略。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响了之后10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联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
明亡清兴以后，清朝不仅在明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开疆拓土方面。在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兵入台，郑克塽降，清朝于次年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在北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中段边界线。在西北，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征伐，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了准噶尔部，巩固了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统治；两年后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西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入藏，平定了扰乱地方的准噶尔蒙古势力，稳定了西藏的局势。全盛时期，清朝陆地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办事大臣、青海办事大臣辖区和内蒙古盟旗。
统治方式方面。清朝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机构，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对蒙古诸部分散编制，分而治之，并通过封授爵职、政治联姻、朝贡互市等，加强满蒙之间的联系。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并推行以军府制度为主，以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为补充的统治制度。在西藏地区，通过设置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在西南地区，清朝初期沿袭明朝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上层实施间接统治；雍正时期起，实施改土归流，用流官取代土司，将地方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清朝统治者很在意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严厉反对“华夷之辨”，主张“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帝编著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就批判“华夷”观念不利于民族和睦。也正是在清朝，长城才真正失去了屏蔽农耕与游牧族群交流的功能，加速了边疆、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清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以及边疆统治的经验，最终促成了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形成。
如今，历史学家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都是以极盛时期的清朝疆域为标准。
1840年以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清朝被拖入割地赔款的境地。晚清史沦为痛史。而清朝在应对这种沦丧的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努力。在保卫边疆方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许人口迁徙，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交融的广度和深度。
据统计，从清初到道光中叶，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关外东北地区至少有移民150万人，蒙古地区约计迁入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迁入200万—300万人，台湾约迁入1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内地共约有700万—800万人迁移到边疆各地、海岛。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意义重大。正如葛剑雄所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面对的是我们在东北的3000万同胞，只能扶植了一个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要是当时东北还是没有人，或者人口稀少，会是什么结果？
总之，中国的历史疆域变迁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开拓的结果。那一段段铁与血的磨砺，不仅铸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也打造了中国今日的雄浑河山。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江媚：《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