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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在结束为期4年的楚汉之争、击败楚霸王项羽后，刘邦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汉帝国的国都，究竟是要建在长安，还是洛阳？
这一年，他的车驾来到洛阳，大有在此定都的意向。
对于刘邦和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来说，他们的故乡大多在崤山以东，定都洛阳，更接近他们的家乡，并且洛阳东有成皋（虎牢关），西有崤、渑（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临伊水、洛河，形势险峻，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
正当刘邦属意定都洛阳之时，来自齐地的一个戍卒娄敬求见了刘邦，并向刘邦献言说：“大王你为何要选在洛阳这个小地方呢？秦地（关中一带）被（崤）山带（黄）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娄敬说得在情在理，刘邦有所动心。他明白，4年楚汉相争中，他屡屡被项羽击败、狼狈逃命，都是驻守在关中一带的萧何，及时征兵、运粮救急，他才得以多次逃过大难，最终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夺得天下。但娄敬毕竟只是一个小兵，跟那些建议定都洛阳的人相比，人微言轻，刘邦心里有些难以定夺。
关键时刻，张良站了出来。
张良也力主定都长安，他说：“洛阳虽然险固，但地方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地，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相反，长安隶属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之险，西有陇山和岷山，中间沃野千里。它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张良分析得入情入理，刘邦最终定计，将西汉国都定于长安。
刘邦依托关中，击败项羽，定都长安。这里面，潜藏着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惊天秘密。
在刘邦之前，周武王依托丰镐（也称宗周，即丰京和镐京，位处今天陕西西安境内）所在的关中地区，征伐攻灭了位处今河南安阳一带的商朝；秦始皇则是依据秦国立足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最终得以耀武东方、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而在汉朝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凭借着立都长安、坐拥关中的有利形势，最终以弱小的国力，消灭了位处东方的强大北齐，从而统一北方，并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后来，隋朝定都于大兴（今陕西西安境内）。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的表哥李渊趁着天下大乱，抢先进入关中地区夺取大兴，最终也是以关中地区作为基地，征服了各路割据势力，进而一统天下，建立了强盛的大唐王朝。
这些历史事件，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王朝赖以发家取胜和兴盛的路径，都是：
从西向东。
而在从西向东的神奇路径之外，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演进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
从北向南。
280年，沿袭曹魏强大基础的西晋，最终渡江南征，消灭东吴，一统天下。
588年，隋文帝派遣大军渡江攻打南陈，最终于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
1127年，女真人南下攻占东京（今河南开封），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灭亡北宋。
1644年，清军南下入关，最终攻灭南明和各地反抗势力，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后来，解放军也是依托北方，从东北反攻南下，一路攻坚，最终解放全国。
可以看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时空迁移中，有着多么神奇的一种组合和趋势。
难道，这真的仅仅只是一种巧合？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倪健中在《东西论衡：天平上的中国》中指出：“‘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
可以说，一个“十”字，潜藏着中国历史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大历史、大趋势和大走向之奥秘。
对于中国历史呈现的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历史、战略趋势，古人也看出了端倪。
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读史方舆纪要》的序言中指出，要“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曾国藩则更进一步指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
魏禧和曾国藩的眼光都很独到、老辣。影响中国历史从西向东的趋势中，这个“根本之地”就是关中平原；而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趋势的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就是淮河流域。
作为秦人起兵和养兵的基础，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北有黄土高原作为屏障，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这种平原与山地相结合的山间谷地，使得关中地区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四塞之国”“形胜之地”。无论是周武王、秦始皇，还是汉高祖、北周武帝、唐高祖，他们都是依托关中地区，最终从西向东征服了天下。
但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它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态早衰。
在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关中地区，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隋唐以前，关中地区（关中盆地）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时期开始，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使得关中盆地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由于森林资源日趋枯竭，失去了森林的涵养，曾经“八水绕长安”的长安城内外，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唐朝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的水流量已经很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人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6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8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一方面是森林面积和水资源日趋锐减；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规模却越来越庞大。
历史数据显示，西汉时期，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高达百万。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应的是，关中地区的可耕地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朝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地少人多，这就使得早在隋唐时期，长安城就经常性地出现缺粮的窘境。到唐朝缺粮最高峰时期，长安城粮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朝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就有11年5个月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唐高宗东出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年至705年的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原因也是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有漕运之便。
从秦朝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长安、洛阳之间摇摆。例如西汉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洛阳，随后西晋和北魏也定都洛阳，而完成大一统的隋朝营建大兴城为国都，唐朝随后将大兴城易名长安城。作为定都的两大双子星，长安与洛阳互为兄弟，但历史在这种摇摆之中，开始出现了从西向东迁徙的趋势。
前文说过，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开垦的农耕区域，到了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生态恶化趋势，在此情况下，长安逐渐失去了立都的环境优势。
而在丧失环境优势的同时，战乱也加剧了关中地区的衰落。
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长安先后被吐蕃、乱兵和黄巢的农民军轮番攻占，破坏严重。到了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城内宫殿和民舍，取其木材营建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陨落后，洛阳迎来了最后的短暂辉煌。唐朝的最后三年，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经建都洛阳。与距离黄河相对较远且有黄河三门峡天险阻隔、物资运输艰难的长安相比，洛阳在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后，易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洛阳在隋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初期，一直是帝国的重要国都。
在中国历史地理“从西向东”的历史性迁徙中，洛阳尽管在唐朝灭亡后，一度在五代十国时期短暂复兴，但“长安—洛阳”的“从西向东”历史走向还在不断递进。接下来，另一座城市将在“从西向东”的迁徙路线上隆重崛起。
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选择定都何处，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是两个核心因素。从唐朝开始，长安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加上经济补给日益艰难，最终被放弃。此后，得益于大运河和黄河的便利，当时洛阳仍然保有建都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快就随着另一座城市——开封的崛起而转变。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转向长江、淮河一带。当时，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普遍需要依赖从隋朝开始凿通的大运河进行运输，因此，位处大运河与黄河交接处，连接江淮要地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开始迅猛发展。到了晚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中心城市。
为了获取经济补给，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后汉、后周，都曾以开封为国都，这使得开封更加飞速发展，从而使得从约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开始至1127年北宋灭亡，在为时2000多年的历史时空里，中国的历史走向以国都走向的“长安—洛阳—开封”为趋势，呈现出了完整、明显的“从西向东”走向。
但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难以重叠，在拥有经济补给便利的同时，开封却有着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明显缺乏军事屏障，无法满足作为政治中心所应有的军事安全因素。
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军将出身的他，一直对开封的军事缺陷忧心忡忡。
尽管开封拥有经济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地处平原，根本无险可守，这导致北宋需要长期在国都开封周边布置数十万兵力，造成冗兵，严重消耗了国力。
由于开封的军事地理缺陷，契丹军队就曾于947年攻破开封，灭了后晋。有鉴于此，赵匡胤从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迁都洛阳，从而利用洛阳周边有山河环绕的地理优势，来减轻其军事隐患。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再次巡幸洛阳，并提出计划将国都从开封迁到洛阳。但群臣已经在开封经营多年，考虑到各自的利益，以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为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对迁都，这使得赵匡胤不由仰天长叹：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发出这一感慨的当年，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之中离奇暴毙，赵光义登基为帝。此后，北宋的迁都计划彻底搁浅，一直到151年后（1127年），女真人轻松南下攻破开封，灭亡了北宋。
中国历史上的国都迁徙，在北宋灭亡以前，尽管也有南北对峙的时刻，但大致仍然沿着“长安—洛阳—开封”的“从西向东”摆动走势。以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沦陷为标志，中国此后以国都迁徙作为代表，历史地理走向进入了“从北向南”的趋势。
在先秦以前，夏商周时代的都城营建，主要着眼于在黄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会选择郑州（夏朝早期国都“禹都阳城”所在地）、安阳、洛阳——这些位处当时的天下之中的城市作为国都。即使在两汉和隋唐时期，国都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长期摇摆，也仍然着眼于黄河流域的开发经营。
这并未脱离农耕民族的经营视野。在“从西向东”的都城选址摆荡之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将开始剧烈地冲击南方农耕民族的建都视野。
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北魏以平城为基地，先后吞并了夏、北燕、北凉，逐步统一了北方。到了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原、争夺南方。
如果摊开中国地图，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时期的游牧民族政权所选择的都城北京，都刚好在中国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边缘，这恰好也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过程中，平城与北京，从游牧民族的视野和定位来看，恰是游牧民族南下参与争夺中原的桥头堡。
作为游牧民族，在鲜卑人看来，平城是他们进入农业区后所深入营建的大城市，这也是鲜卑人在选择迁都位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之前，用来经略南方的前沿阵地。
而对于后来的契丹（辽）、女真（金）和蒙古（元）来说，他们选择在平城附近的北京营建王城和国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这里刚好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交界处。对于他们来说，北京是他们南下中原所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并且是华北平原重镇，这就有利于他们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华北平原，进而逐鹿中原攻占全国。
另外，北京还有个优势，就是相对于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凉爽宜人，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北京平均温度也要比前述城市低2—5摄氏度。例如496年，当时北魏已经从平城南下迁都洛阳两年，结果皇太子拓跋恂竟然因为厌恶南方的炎热天气和生活习俗等，试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终拓跋恂被废为庶人。
到了947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灭亡后晋。但几个月后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契丹人不习惯开封夏季湿热的天气，所以才无奈北返。
再从心理原因分析。无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还是满族，当时人口往往只有百万或数十万，当这些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试图南下君临南方的农业帝国时，面对南方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难免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因此他们立都平城和北京，也有一个考虑，就是一旦在南方失败，起码平城和北京距离他们的“老巢”还比较近，可以随时撤退。
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今北京）。仓皇之下，元顺帝决定撤离大都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说：“我岂能再学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
由此可见，北方游牧民族选择平城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层面是将其作为毗邻故乡的后路打算的。
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后，中国历史地理在“从西向东”之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另外一个历史趋势“从北向南”也开始不断嵌入中国历史走向之中。
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南京开始在乱世之中崛起。
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于当年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此后，建都洛阳的西晋于280年攻灭孙吴，建都51年的建业一度衰落。但随着西晋的迅速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此后，建康又先后作为刘宋、萧齐、萧梁和陈朝的国都，一直到589年陈被隋朝攻灭。
至此，算上三国孙吴时期，加上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南京在这一分裂时期，一度建都300多年。
但这仅仅是南京立都的开始。
从经济角度看，南京的建都，也代表着长江与淮河流域经济的崛起。在汉末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就说明了南京为什么在汉末以前一直默默无名。
随着汉末三国以后政治动荡，北方掀起了一波波的人口迁徙浪潮。西晋永嘉之乱、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导致了中国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结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在经济实力和人口发展、国力充盈的加持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才得以依托南京，在南方维持政权200多年。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江淮流域的加速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以后仍然维持唐朝的国都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用隋炀帝打通的大运河，抽调江淮流域的粮食和税赋。
因此，从江淮流域发展的视角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南宋会选择在杭州建都。从区域的角度来说，南京和杭州作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都具有建都的经济基础。但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论是南京还是杭州，虽然适合作为南方政权或地方割据政权（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的国都，但由于地处东南边缘，不利于北上争夺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华北平原，这就导致了南京和杭州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只是作为南北分裂时期或是地方割据政权的国都，而无法升格成为统一王朝的长久国都。其间虽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明朝就由于朱棣掌权而迁都北京。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也说明了南京和杭州虽然是经济要地，但却难以建立持久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
对此有评论说，南京绝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分裂时期的国都，一旦中国一统，南京就容易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政治局面。这个评价，也适用于作为南宋国都的杭州，因为在“大同—北京—南京—杭州”的“从北向南”历史走向中，南京和杭州虽然具有经济优势，但在面对游牧民族和北方强权时，其军事缺点经常暴露无遗，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的第二大历史走向，更多时候是“从北向南”而不是“从南向北”。
淮河流域，是中国历史“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
三国末年，曹魏与东吴在淮河一带相持不下。魏国名将邓艾（就是后来率兵进入成都，灭亡蜀汉的邓艾）向司马懿献出高招，说魏国与东吴连年征战，而战线基本僵持在淮河一带，但战事要持续，粮食运输和土地耕耘是基础，因此他建议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最终，魏国灌溉农田二万多顷，使得淮河流域成为魏国进攻东吴的先锋阵地，这为后来承继曹魏的西晋灭亡东吴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从这一点来说，三国战久归司马，其中消灭东吴和蜀汉的幕后最大功臣，以及开启中国历史“从北向南”轴线的首推之人，当数邓艾。
淮河流域同时也是维系南宋100多年江山的生命线。
北宋灭亡后，正是凭借韩世忠等人在江淮流域的英勇抗击，加上岳飞、吴玠等人在中原和秦岭一带的驻守，南宋才最终得以守住半壁江山。而追溯历史，在淝水之战中，东晋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也正是由于控制了淮河流域的关卡险要，以及募集到了淮河流域的精锐“北府兵”——正是凭借淮河流域的土地、人力和资源，南宋和东晋才得以守住江山。
所以，在中国军事政治的轴线上，“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也因此，1948—1949年决定性的淮海战役过后，占据淮河地区的解放军百万大军得以挥师南下、势不可挡，最终一举击败国民党军队，建立新中国。
追溯历史，除了明朝初期以外，北京在南宋灭亡以后大都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这里面，不仅有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相持的较量因素，更因其内涵超越了“从北向南”的中华视野，拥有了世界史的意义。
尽管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1368—1644年）建立仅仅31年后，随着老父亲朱元璋的去世，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发动叛变，最终于1402年攻占应天（今江苏南京）篡夺帝位。
朱棣夺位后，出于回归自己起家的兴王之地考虑，开始谋划迁都北京。称帝后19年，朱棣于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此后，北京作为国都的地位，只在民国时期（1912—1949年）有所反复。
以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也有出于斗争的角度考虑。元朝虽然在1368年退出大都（今北京），但残余的北元仍然实力雄厚，一直到1388年才取消国号，其各部落虽然此后陆续分裂，但仍然保持着雄厚的军事实力。
朱元璋在世时，就曾经多次派兵北伐追击北元残余。朱棣夺位后，也多次从北京出兵北伐蒙古贵族势力，他本人更是在1424年死于北伐回师途中。
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维系国都地位，主要有赖于京杭大运河等交通运输要道。通过大运河，来自南方的财粮税赋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北方，从而支撑了资源相对匮乏的北京的发展。
但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由于北京位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地带，因此朱棣迁都北京，就使得此后明朝的国都一直处于军事战争的前线，等于天子守国门、国都作边塞。由于北京东边与南边都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使得明朝时的蒙古势力和后来的清军屡屡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中，意欲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势力俘虏，成为后世笑话；而1644年清军在突破山海关后，几乎没花什么大力气就轻易攻占了北京，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开始。
对于北京作为国都，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峙时期所内含的严重军事缺陷，史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从秦朝到宋朝，一直都是以农耕民族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而所谓北京是边境城市的观点，就是从传统的农耕民族格局去看待世界的。
今天的世界史学界流行一个观点，就是很多史学家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大历史，其实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所以，以元朝为核心的蒙古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视野、真正将欧亚大陆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级帝国。
这对青年和中年时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无疑有着深刻影响。
因此，作为就藩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深受蒙古帝国的世界性视野影响。也因此，朱棣选择从南京迁都北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视野和规划，是超越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
在朱棣的心底，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建立一个真正统治欧亚大陆、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强盛帝国。
1644年清军入关后，也正是依据北京身处游牧与农耕交界地带的便利，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游牧和农耕地区的辽阔帝国。
就这个层面看，以北京为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虽然几经变化，但其建立的主体部分仍然遗留至今，从而奠定了中国今天疆域的基础。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也有其宏伟意义。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在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中的说法，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缺乏海洋意识，始终以大陆意识深耕这片土地，但是这种“从西向东”和“从北向南”的历史性开发和走向，最终促进了整个中国的不断延伸、拓展和成熟。从这个方面而言，这种“十”字走向对于中国的意义，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同时也是深刻和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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