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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国家安全环境而提出，它的形成是客观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党和国家面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的准确判断，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以及不可预料的潜在危险的高度重视和准确把握。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军事威胁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加强国防建设，坚决回击一切军事威胁行为。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整个世界仍然处于“资”强“社”弱的相对状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依然存在，中国面临的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传统安全威胁没有消失，并且演变出一些新状态。
政治安全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国际政治中，中国日益发展成一个全球性政治大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大国政治竞争的漩涡中心，成为政治斗争的假想敌和政治博弈的对象。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中国的崛起为自身的威胁和挑战，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不适应、不接受。因此，美国千方百计企图维护原有的优势地位，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阻缓和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存在爆发意想不到冲突的安全风险，而中美政治博弈的结果可能会决定世界未来格局。特别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深化，不断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演习规模，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平衡，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损害了中国在本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使中国面临战略和安全双重压力，这已成为中国崛起绕不过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国的崛起从来都不是安安稳稳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接受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总是不遗余力地贯彻对中国的“西化”“分化”战略。所谓“西化”，就是用各种手段，妄想逼迫中国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近年来，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不断加紧实施推进民主战略打压中国，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战略，其实质是推销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所谓“分化”，就是企图分裂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守势力认为，要遏制中国崛起，最容易利用的就是分裂主义。
西方国家企图用各类有影响的奖项、事件和危机对我国进行舆论影响和误导。如，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获罪的刘晓波。现实中更加危险的是，西方对中国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往往相互交织。如之前的香港“修例风波”，其策划者实质就是外部势力支持的“港独”分子，他们以民主诉求为幌子煽动部分对基本法有模糊认识的民众违法“占中”，其真正目的是破坏香港的经济稳定与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又如 2021 年，西方国家编造的“新疆棉花”事件，企图借此对中国进行污蔑和诋毁等。此类事件都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的邻国越多对国家安全越不利。中国有 20 多个陆上和海上邻国，众多邻国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与部分国家有领土争端，分别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外交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不仅给中国自身面貌和安全需求带来巨大改变，而且带动了邻近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态势的持续调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多项维护中国周边环境安全的政策和措施，如重视“东盟”国家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新“一带一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极大改善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尽管如此，领土安全的局部威胁也从未消除。美国长期致力于对我国进行军事封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就确定了利用地缘政治关系，用岛链围堵中国的战略。当前，在海洋上已经形成了封锁中国的 3 条岛链，并且将台湾作为“岛链战略”的最重要环节。此外，美国大力加强在岛链上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扩建海空军基地，加速构建军事包围体系；还拼凑“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签订各种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增加驻兵数量，加紧岛链的封锁力度。这 3 条岛链使我国在海上受到了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包围。
当前，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挑战及主权纠纷日益严峻，尤其是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已成为国土安全中突出的问题。在东海方向，2012 年日本安倍政府单方面推进“购岛”，所谓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钓鱼岛争端持续升级，中日关系明显恶化。而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背后总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多次重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政治右倾化并利用中日矛盾遏制中国，美日安保同盟无形中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和威胁。在南海方向，一些周边国家长期非法侵占我国南海部分岛礁，蚕食中国海上权益。而个别邻国及美日等域外势力蓄意激化争议、制造紧张，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阻碍中国维护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这种形势下，南海稳定仍存在诸多变数，南海冲突恐将持久化，并将长期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近年来，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更是变本加厉，企图加快重返亚太的布局。2022 年美西方深度介入“俄乌冲突”，企图削弱俄罗斯和欧盟，影响亚欧乃至世界的地缘格局。同年 8 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不但不反省自己的罪状，反而拿出了倒因为果、倒打一耙的“拿手好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然指责中国破坏现状、制造危机，声称美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鼓动地区国家警惕中国。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切香肠”方式挑战中方底线、红线。美国国会频频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提出并审议通过多部涉台消极议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谓纷繁复杂，既有内生的，也有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涌现，使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大为增加。
文化安全是一种无形的安全领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安全领域息息相关，直接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当前我国文化领域面临着来自国际方面的挑战。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导致文化多元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发生的深刻变革。伴随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化，我国逐步呈现文化多元的格局。此外，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假冒伪劣、资源浪费和劳资矛盾激化等现象，也导致了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蔓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二是西方大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导致国内政治思潮活跃。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国家用经济技术上的强势带动文化强势，坚持“西方文化优越论”，利用传播上的技术优势，通过多种形式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观念加以推行。他们利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窗口，兜售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其目的在于让中国认可西方文化是精神“主人”，认定西方文化比自己的民族文化更文明更先进，进而把本民族的审美权、发展权甚至历史解释权都拱手交给别人。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催生下，我国出现过一批以“西化”为指向的政治思潮，他们企图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现实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把西方的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把西方大国的政治模式奉为“标准”“模板”，企图扰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信息资源成为各国竞相争取的战略资源，当代社会，信息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信息资源或信息资源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下，会严重影响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降低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进而导致国家安全没有保障。中国国家信息安全形势面临着严重的信息安全威胁与风险。
信息主权是信息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等信息强国凭借其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垄断优势，正隐秘地展开着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技术战，长期渗透与入侵中国的“信息领域”，对中国的信息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损害。2013 年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曾爆出，美国大范围监视并搜集别国电话信息和网络数据的秘密电子监听计划。在美国信息监控和数据挖掘项目中，中国长期是被重点“关照”的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义正词严地表态，“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
总体上，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与信息发达国家的“信息鸿沟”可能扩大；由于我国信息化发展起步较晚，我国的信息系统防御水平仍较低，较容易遭到违法入侵，导致信息资源的泄漏或信息被操控等信息安全问题，目前对国外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的现状没有根本上改变。如华为的 5G技术被限制，中国在海外的信息工程被恶意针对等。中国的信息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多数民用的芯片、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主要依赖进口。这就很可能存在一些重大的安全漏洞和难以探查的后台程序，最终可能会导致突发性的、系统性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所谓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公共安全问题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问题。其范围主要包含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总体安全影响的比重在上升，国内逐步形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情况。新型公共安全有不可预料的特点，一旦爆发容易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失，造成社会不稳定，也会给人民带来恐慌心理，甚至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和国际形象，给维护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从 2008 年的非典到 2010 年的甲型流感，再到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卫生安全不容小觑。同样不可预料的非传统安全还有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涝、火灾等），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
除上述安全问题外，我国还面临着因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因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因资源缺乏和国际战略性资源争夺导致的资源安全问题等。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非相互区隔的，而是彼此联系的。如网络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联系在一起；经济风险的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生态环境改善直接连接着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有序。这就要求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必须突破原有局限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理念，既要未雨绸缪，做好国内外大环境的研判，又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前沿核心问题研究，才能从容应对此类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