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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业已形成的阶段论、模式论、动力论的理论共识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主线。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步入发展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表现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正是我国向现代化发达国家“冲刺”的阶段。
在这个“冲刺”阶段，我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基于潜在增长率预测，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求相应的新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战略。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是与这个新发展阶段相适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在这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经过了“富起来”阶段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看，还是从14亿人巨大的市场潜力看，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与新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加快构建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路径的必然选择。
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要调动、发挥“后发优势”，除了要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汲取其教训外，同时更需要基于自身发展禀赋进行创新，在现代化模式上有所突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表明，中国成功利用了后发优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但是，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难免会存在“后发劣势”。因为后发国家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技术、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后发国家的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在先进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从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创新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经费投入第二大国，但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卡脖子”技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将直接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推进。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逆流背景下，更加凸显了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
，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寻求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忽视对外开放，而是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驱动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把经济发展完全对等为经济现代化过程，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无疑是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同时也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部署。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词是“经济循环”。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也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要求。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因素，既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也有需求侧内需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问题，还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加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和政策上实现——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寻求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使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寻求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统筹平衡，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现代化战略角度看，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大国工业化的特性。库茨涅兹指出，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大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钱纳里等认为，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体现出更多的内向化倾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人口，但由于人均收入很低，还不能说具备了庞大的市场容量，那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采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合理性。现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具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再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在这样的供需条件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逻辑。当然，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循环，而是要求国际循环要基于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促进形成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