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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指社会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用语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但是，精神或意识并不可能脱离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凭空产生或独立存在，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一社会实践中，人类既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自身赖以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形成了人类独有的意识形态、思维能力和生活方式，使自身摆脱了“自然人”状态并获得了不断进步。在使人类生活超脱动物性并区别于动物生存的一切因素中，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始终纠结为一体，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提到“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狭义方面，即文化的精神形态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服饰、日用器具等。精神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其中，制度文化指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心理文化则是指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文化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化本不属人类所独有，我们应该以更开放和更宽容的态度解读文化。因此，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障碍就显得很重要，这意味着在达到有效交际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别人的文化。
文化，按其产生与存在而言，原本都是民族的。越是古老的社会，文化的民族性就越鲜明，因为民族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斯大林指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及表现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这里强调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心理都是重要的文化元素。同时，文化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总是以相对集中聚居并有共同生活历史的民族为区分单位的，因此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民族的机体上生长起来的。民族群体是民族文化的土壤和载体，文化的疆界通常总是和民族的疆界相一致，民族的特征除了体貌特征之外就是文化的特征，所谓民族性主要也是指文化上的特性。比如，同为上古文明，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文化各有独特性；同为当代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欧洲各国之间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差异。各个民族都有着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例如，维吾尔族能歌善舞，蒙古族善骑马射箭等。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正是共同的文化使 56 个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各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是人性的特殊性，同时也包含着人类的普遍人性内容。虽然文化的共同性决定了某些文化能够为全人类所有，然而，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人类的。
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符号被人们习得和传授的知识。任何文化都表现为一种象征符号的系统，也表现为人在创造和使用这些符号过程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明和运用符号的过程。文化是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克拉克洪曾经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人们通过口头语言将自己的经验、知识、信仰、观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有了文字以后，则通过文字的形式将文化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由于文化的传承性，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包含了历史的积淀。
人类创造了文化世界，其实质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符号的宇宙”。在文化创造中，人类不断把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和现象的意义及价值的理解转化为一定的具体可感的形式或行为方式，从而使这些特定的形式或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象征意义，构成文化符号，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循的习俗或法则。比如，在古代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中，服装的颜色是有等级规定的：帝王服饰为明黄色，高级官员和贵族服饰为朱红或紫色，中下层官员服饰为青绿色，衙门差役服饰为黑色，囚犯服饰为赭色。于是，服装颜色就成了特定身份的象征符号。在等级观念淡薄的今天，服装颜色的等级象征意义固然已不复存在，但在力求服饰的色彩或款式与年龄、性别、身份、行业、环境、习俗协调一致的追求中，人们又给色彩和款式赋予了丰富的审美意义。再如，我们在宴请、婚礼、葬仪以及各种庆典中司空见惯的一切，包括环境、服饰、道具、程序等，也无不具有符号性。以婚礼为例：西方国家在教堂举行婚礼，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主婚，新婚夫妇宣誓，交换戒指，亲朋好友陪伴，显得简朴、庄严、和谐；中国传统婚礼则程序烦琐，道具繁杂，禁忌繁多，大宴宾客，大闹洞房，感觉铺张、热闹、喜庆。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中最核心、最深层的部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是该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以其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影响着整个社会。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等主体形式存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有一定的时代性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有优秀的民族精华又不乏糟粕之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也同样如此，而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有效教学自然造成正负两方面影响。
首先，中华文化经过了五千年的积淀，不断凝结、升华而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新力。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是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而一定的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就会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精神追求，当代中国的高职道德教育，在其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曾深受外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并没有立足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现在，高职必须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教学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在这样的伦理道德情怀的训诫下，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国献身，成为激励后人的典范和民族符号。而这种精神有利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引经据典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爱国主义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团结青年一代，更会成为鼓励当代大学生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以德养才，以才治国。”我们也正需要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去积极引导大学生们积极服务国家建设。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伦理思想也利于大学生对道德素养的完善。所谓道德修养是指道德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而自我磨炼和自我改造的活动。道德修养构成道德职能得以顺利实现的个体基础，也构成德行砥砺的自我熔炉。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都是他自我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
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是由其改善人性这一实质决定了的。马克思甚至曾这样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样一个人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正是通过每一个个体自觉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蕴含消极因素。一方面，崇尚权威，等级分明，因循守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尊卑贵贱的秩序思想使人忽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过于严格的等级观念，强调天生的地位差别，这将导致主体意识的丧失。不利于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过于迷恋“官本位”，权力欲明显，这在目前高烧不退的公务员考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过于强化从众心理，让部分人正常的自我意识受到压制。反映在大学生价值观中就表现出自信心不足，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缺失，而这对于科学理性地认识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体系中，义是指仁义道德；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等。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讨论和争论最多也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它也构成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延续时间最长久的一对范畴。
因此作为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师，所肩负的使命应该是客观分析传统文化，辩证对待其文化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合理的部分去培养大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化认识上和学生找到统一性与价值认识的共鸣，从而有助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校园文化是在学校育人环境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促进学生成长和提高全员文化素质及审美情操为目标，由全校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管理、生产、生活、娱乐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各种具有校园特色的、客观反映学校生活主体追求的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等方面的成果的总和。其中，物质是载体，制度和行为是形式，精神是内核，四位一体构成校园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在众多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因素中，大学校园理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因此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格熏陶的作用可见一斑。大学校园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对人的教育作用和教化作用，在人的个性养成和信念的确立方面，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首先，大学校园文化通过其校训指导着师生精神追求的境界，从而对促进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健康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同时，作为教学引路人的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也以行为文化的方式引导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向良性发展。
其次，良好的教风、学风的熏陶也有助于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优良的政治环境，催人奋进的校园精神，深刻地影响大学生知识水平和人格养成，是对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使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之间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内化于心。
最后，校园文化通过营造正确健康的大学校园舆论环境推动大学生主导价值观的形成，以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引导学生寻求正确的价值标准作为其行为方式。校园中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设立以及对制度的遵从与否的舆论评价系统使大学生不得不接受一定的文化价值规范，以舆论氛围来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这实在比单一的说教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