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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要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
李大钊致力于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最早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尝试的伟大实践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反驳“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作用。第二，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必要性。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阐释、改造，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中国化方面进行实践，以此更好地让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通俗化。第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中国实际，用于分析中国问题，确立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目标和路线、方针，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也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传承者。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分别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自我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必须将其学说实际应用于社会的革命，而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因此，自我需要研究和探讨的应该是社会上的各种情形，而不是某一种特定情形，其中最关键的是当前所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后，最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将其结合中国的实际阶级斗争情况进行分析，而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要在斗争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制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才行。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决定中国的办法。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因此自我不能直接把它整个拿来应用，而是应该充分思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该时刻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
在长征途中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及其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危为安，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后，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一页，开始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觉醒。毛泽东同志随即坐下来进一步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从理论上总结党成立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定，全党开始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自觉到多数人自觉的逐步觉醒，最后取得全党共识的过程；同时，这一觉醒还经历了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地解决，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变化而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永无止境的永恒课题和任务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随着时代演进、中国历史任务、历史背景的发展变化，不断实现相“结合”的历史性新飞跃，不断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新成果，从而进一步达到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过程。
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质，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特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接受一种根本不同于自己的异质文化时，都有一个将其民族化，即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加以具体运用，并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有所发展、有所改造的任务，否则外来文化就不可能在这一国家中立足。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革命性、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的特点，尤其要求如此。特别是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最显著特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说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将其转化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时，这种结合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从而解决人们认识中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但它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却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具有普适性的真理性认识。不过这种普遍真理只能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恩格斯曾说，自我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结合实际运用而不断适应，应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们观察世界、思考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人们在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结合各国的具体实际，要充分考虑各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以此解决各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依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根据不同环境下的实际变化，来确定革命或建设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还特别强调，东方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全世界其他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他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一些人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悖论，持这一观点的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各国都可以普遍应用的普遍性真理，应该属于最一般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同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普遍适用的，不存在因国家、民族情况不同而需要具体化的问题。正如没有中国化的数学、物理学等，也不会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那么它就不是普遍真理。这种观点认为，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被中国化，因为既然承认它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有普遍价值的理论，就决定了它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这种观点混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看不到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特殊性，是不值一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