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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实现宏观确定性最大，市场预期自然就会形成。在市场上做生意是有风险的，比如股市有风险，进入市场要做好准备。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政府去管，可以通过市场风险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胜劣汰。如果变成了公共风险，大家无力化解，就需要政府防范和化解，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之后，市场主体自然可以应对市场的风险。
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公共风险的管理呢？答案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一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的时候，风险外溢越来越大，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二是化解，当公共风险已经形成的时候，要及时处置公共风险，避免内部化，也就是微观风险成本上升。
管理公共风险的手段是增强契约的完备性。第一，私人契约，现在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拖欠时间越来越长，说明私人契约越来越不完备，在分配风险中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就会增加。第二，公共契约，包括法律、制度、政策等。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甚至政府公信力不足，就说明公共契约的不完备性在扩大。怎样增强契约的完备性呢？一是法治，二是政策，三是改革，要形成一种制度性安排，让大家有长远的预期。当然，契约不完备是内在的，但是有程度的区别，政府管理公共风险要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
一是提供风险市场，包括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与经贸市场不同，这些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政府去组织，微观主体在这些市场上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套期保值，避免了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
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风险资产的定价基准就是政府提供的无风险资产，即国债。国债收益率至关重要，就像灯塔、航标一样，风险资产定价以此为参照。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必须对应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如国债和公司债券，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如果优质人民币资产不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会非常缓慢。
三是最后贷款人。央行的职能体现在几个方面：宏观流动性稳定、币值稳定、估值稳定。估值稳定比币值稳定更加重要。有人推算，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经过深刻调整之后，近年来存量财富减少150万亿元，实际上就是资产价格下降。对企业来说，资产价格下降，杠杆率就会上升，资产负债率也会上升，企业就会收缩，以降低杠杆率。估值不稳定，悲观预期可能就会上升，当资产缩水的时候，需求可能也会收缩，从而引发宏观效应。经济金融化是一种趋势，资源和资产可估值、可抵押、可转让的过程就是金融化。财务意义和金融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是不同的，财务上是面向过去，金融上是面向未来，看潜在价值。经济金融化意味着定价机制和估值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在存量财富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财富价格能否稳定就变成重要问题，资产价格出问题比币值出问题产生的风险更大。
四是最后买单人。当其他主体买不起单的时候，最后一个买单人就是财政。风险救援的对象是重要性机构。什么是重要性机构？不是简单看规模，而是对风险的广度、强度、烈度进行评估，后果更严重的机构就是重要性机构，要进行风险救援。如果不救，小病拖成大病，最后进了ICU（重症监护病房），以后就要投入更大成本去解决。出现风险的企业最后可能破产倒闭，但是风险并未消失，仍会继续传播，最后带来一系列严重影响，所以风险救援就变得很重要。
谁来救援？按理来说，应该以财政为主，央行配合。这个时候风险责任是谁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首先要救，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避免风险进一步公共化。但是现在对于风险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宏观风险或者公共风险的研究并不深入，往往把风险救援和风险责任裹在一起，这可能丧失救援的良好时机，导致风险越来越大。救援触发条件也很重要，主要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当优胜劣汰机制失灵时，政府要出手，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看风险会不会公共化，当然实际操作比理论复杂得多。
从风险的角度看，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也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失业风险和外部风险是经济风险衍生出来的。近10年来，我们的增长曲线平滑地缓慢向下，没有波动起伏，在这个背景下，风险容易扩散，因为个体风险很容易外溢，出现风险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就要对冲经济风险，最主要的工具是财政政策。
风险是不能清零的，风险永远存在。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现在讲风险往往贴上某个领域的标签，比如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养老风险、失业风险等，其实风险是整体性的，会相互转化。前不久大家都在关注延迟退休问题，一说到退休问题就会涉及养老金，按照相关研究，养老金结余到2035年可能耗尽，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风险现在就要考虑，要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意味着工作时间变长，拿退休金的时间变晚，从风险角度来讲，这是风险的重新分配。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越来越大，需要财政来补，是不是要收更多的税去补社会保险缺口？这是一种权衡。也有人提出把一些国有资产转到社保作为补充，问题是国有资产要保证不贬值才行；如果贬值的话，不但不能带来收益，可能还会变成包袱。这些实际上都是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社会，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任何政策都是风险权衡的产物。为了对冲风险，财政政策要加力，财政风险就会扩大，就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流动性充裕，但实际上也是扩张，要权衡发生通胀的风险。政策自身带来的风险，只要认识到了就是可控的，但经济风险是内部衍生的，对市场主体来说有时候不可控，通过政策工具对冲公共风险的时候就是在进行风险权衡。货币政策力度之所以可以加大，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或者说风险权衡的一个结果）就是判断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即货币政策加力不会产生新的风险。财政政策权衡的是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经济下行、失业增加），货币政策权衡的是货币风险（通胀风险）与公共风险，一旦公共风险上升，财政货币政策就要加力。
风险权衡的依据是风险分配正义。权衡风险实质是在分配风险，要考虑当前与未来、农民与市民、老人与青年、东中西部地区等。实体正义讲的是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而风险正义要求按照能力分配风险，让最能承担风险的主体来承担风险。要实现风险分配正义并不容易，需要法律和制度来支撑，因为在现实中，能力强的更能转嫁风险，让弱者承受更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