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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雷厉风行，其决策速度、执行成效经常令国际市场参与者惊叹。最近这几年，虽然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宏观经济调节，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市场主体普遍感到政策力度不如以往。这本身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市场预期迟迟不能得到改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归根结底，经济行为还是由市场预期决定的。
我在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强调结构性改革远比宏观刺激重要。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毕竟只有改善经济效率、提升总要素生产率，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我在过去很长时期也赞同这样的观点，比如2008年写了短评文章《GDP增长低于8%，天不会塌下来》，主要论点是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的数量更重要，不要把“保8”当作神圣的理念。这个看法并不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如果说结构性改革是长期举措，宏观政策则是短期性应对，两者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短期内经济垮了，可持续增长也就无从谈起。有专家认为现在企业家信心不足，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刺激至多也就是拖延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问题是，结构性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见效更需要时日。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态势稳住，而这正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
第二个观点认为，欧美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宽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害人害己。2008年前，由于核心通胀一直非常稳定，美联储长期维持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看，当时的增长很强劲，就业也很充分，但最终引发了祸及全球的危机。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各国非常果断地采取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举措，有效地稳定了经济与金融条件。危机结束之后，又迅速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起码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看，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欧洲央行原行长德拉吉说过，欧洲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而日本在很长时期主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只有美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所以，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表现最好。至于之后欧美经济是否会出现严重的跨周期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应该回归到周期定位，即管理经济周期。前面已经讨论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打了折扣。第一，跨周期调节的视角，可能削弱了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有合理性，也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问题做出的应对，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能因为担心跨周期问题而放弃逆周期调节。第二，财务状况紧张使地方政府缺席近年的宏观经济调节。这可能是近年宏观刺激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减少参与宏观经济调节不一定是坏事情，将来地方政府可以回归狭义的政府功能。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大的宏观政策责任。第三，因为过度重视政策稳健而影响了对经济稳健目标的追求。政策工具的稳健是表，宏观经济的稳健才是本。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经济疲软的时候，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以上，表面上看降低了财政政策的健康度，但如果财政刺激政策最终稳住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空间一定会变得更大。如果经济稳不住，财政政策空间也就无从谈起。第四，行业政策调整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前几年的专项整治政策所针对的房地产、金融、教培、平台经济等，都是最活跃的经济部门，现在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但市场尚未感受到监管政策环境的宽松。专项整治是行业性政策，但客观上产生了紧缩的宏观效果。
我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政策调整，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一是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直接增减总需求，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市场预期。如果企业家、投资者、消费者的预期改变了，宏观调控措施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改变预期，首先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给市场情绪足够大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叙事经济学的作用，如果整天渲染“过紧日子”、降薪、补税，市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变得更加乐观。
二是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责任。过去地方政府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源，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很容易被放大，但现在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不太可能继续发挥那样的作用，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要刺激经济活动，就必须有足够大规模的财政开支，预算必须要做足，而且要能够落得下去。
三是对逆周期调节的关注，要放在跨周期调节的前面。如果因为担忧将来出现跨周期的副作用，而减弱了逆周期调节，那宏观经济政策就相当于自废武功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配套措施缓解这样的矛盾。过去的刺激政策容易造成杠杆、效率等方面类似于泡沫的副作用，一个原因是刺激过度，现在这个风险已经减小；另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该收的时候，财政与央行很难收回来，这就要靠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强化市场纪律。
四是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过去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现在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应该更有可能做到不同政策之间相互配合，劲往一处使。
最后提几点短期的政策建议供参考。
第一，应把追求温和通胀的重要性，提高到与追求中速增长一样的地位。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都会宣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政府对前者比对后者更加严肃。现在经济易冷难热，如果真的陷入低通胀陷阱，后果会很严重。基于此，建议将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
第二，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2023年，广义的财政开支远远滞后于年初的计划。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理直气壮地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
第三，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修补脆弱点，降低资产负债表风险。当前经济疲软，背后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缺乏订单、信心不足和资产负债表收缩。当前家户、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面临较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遏制恶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考虑更好地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稳定市场，稳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