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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以各国货币政策为例，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其中不少实行了显性、隐性的通胀目标制，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我国央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也更加多样化，政策工具既有政策利率，也有数量指标。2016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康德苏中央银行讲座中，阐释了为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框架存在差异。如果简单地总结一条，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制。
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点最为关键的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确实有很多独特之处——从政策目标到政策工具，从决策过程到执行方式。但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特点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哪怕各国央行的调节方式有差异。我国的政策工具种类更加多样化，包括政策利率、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即便政策利率也相对复杂，既有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又有短期逆回购利率，短中期同时控制，可能会影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不过，最近央行行长已经表示，可能要取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政策工具功能。另外，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还有一些数量工具，最为独特的是“窗口指导”，就是央行使用温和的语言，传递清晰的政策要求。
之所以出现多样化的复杂政策工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转型中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利率传导机制也不够顺畅。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就不如用货币供应量甚至信贷规模之类的数量工具，效果会更好一些。窗口指导虽然有市场化成分，但归根结底是行政性手段，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过去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直接影响贷款利率基准目标，也是因为从短期到中期的利率传导不够顺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一直沿着两条主线演变：一是从直接控制到间接调控，二是从数量工具到价格工具。也许将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会更加接近欧美日的做法，但这个转型尚未完成。一些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也发现，当前是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同时发挥作用的混合体。到目前为止，这套调控体系总体是有效的，但在灵敏度、准确性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个特点是财政与央行的部门站位很清晰，有时影响政策协调。欧美国家过去重视央行的独立性，所以政府只管财政政策，管不了货币政策。过去十几年间，这个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策是相对分离的。虽然在我国，财政部和央行都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但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尚有改进的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部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交叉讨论政策选择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健康的讨论氛围的表现，但也不能排除有时候存在部门站位的考虑。传统的政策思维是政策空间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如果考虑“为国家管好钱袋子”，那么对看起来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会持保守的立场。央行和财政部都很重视“保存政策空间”，以备不时之需。
问题是，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有时候是有差别的。部门政策空间的价值在于满足未来调节经济周期的需要，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因为“保存政策空间”而影响了达成“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因此，“政策稳健”与“经济稳健”之间要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保持“政策稳健”的目的是将来还有支持“经济稳健”的政策空间，不要把弹药一次性打完。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策偏保守，一旦影响了“经济稳健”，那也不会再有“政策稳健”。比如，政府一直非常重视3%的财政赤字率的门槛，除了2022年以外，赤字率都确定在3%或以下。但这引发了两个潜在的问题。一是全世界都知道近年我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3%，区别只是因为一大部分开支没有列在狭义的财政开支里面。政府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发行了1万亿元的专项特别国债，这些支出没有直接计入财政赤字。但问题是，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二是短期不愿扩张太多，看起来是有利于财政政策的健康，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更有可能造成将来财政状况恶化。
第三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放大作用。过去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特色是地方政府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央出政策，地方加油干。以“4万亿元”刺激政策为例，其中由中央承担的支出是1.13万亿元，但最终实际做到了30万亿元。这个放大机制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决定地方政府行为的是两个机制。一是所谓“GDP锦标赛”。有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GDP增长速度越快，该地区领导被提拔的可能性越高，后来有学者称之为“GDP选美”。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从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等获得了许多资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受到挤压，因而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现象。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创造性地找到新的财源，包括出让土地和平台融资。
这两个机制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放大器，特别是在放松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对于放大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和稳定宏观经济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放大作用也不完全是对称的，比如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扩张型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比较显著。但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紧缩型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不太显著。当然，这种放大作用也会有后遗症，刺激政策之后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通胀压力等。有些问题到现在还在消化，这可能是很多官员对过度的刺激政策心存疑虑的原因，决策层甚至开始关注跨周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