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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控制与影响总体经济状况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宏观经济政策有特定的目标，一般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在特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结构与产业的维度，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支出与税收水平来影响经济活动。政府增加支出和赤字率，实际上就是增加总需求，经济活动会因此变得更活跃。反之，如果政府减少支出，经济活动的速度就会放缓。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一般包括管理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关注总量指标，包括总需求、总供给、总的价格水平和总的失业率水平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结构性的做法。
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各国政府对于干预经济活动并不是积极主动的。凯恩斯应该是早期宏观经济政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者，他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政策。所谓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总需求由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共同决定。总需求的构成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个变量对经济活动水平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总需求水平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一起决定，家庭决定消费，企业决定投资，政府决定公共支出。第二句话，价格特别是工资对供求关系反应缓慢。第三句话，预期中与非预期中的总需求变化短期内对产出与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所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活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通过赤字政策可以提升总需求水平，从而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过去一百年来，凯恩斯主义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学术基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变。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凯恩斯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之后跟人说，在会场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除了他自己。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曾经对很多宏观金融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发现，在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4年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直在往下走（见图3-1）。
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就会令经济进一步收缩。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数据表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伯南克的学术生涯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他接受两位作者的观点，这很可能为他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在次贷危机期间采取超常货币政策埋下了学术种子。伯南克后来出席弗里德曼9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时候，还特意肯定了弗里德曼之前对美联储的批评。当然，也有学者解释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努力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一是当时的社会普遍担心危机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美联储即便有能力，也没有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强大动机。二是古典金本位制限定了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各国经济陷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古典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跟不上经济产出的增长，从而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图3-1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灵活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益处。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可以提高赤字率，增加公共开支，提升经济活跃度。反之，如果经济过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盈余，减少总需求。这样的逆周期调节可以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福利水平。货币政策也一样，特别是在1971年黄金和美元脱钩以后，许多国家走向浮动汇率，央行掌握了信用货币发行的自主权，这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经济活动活跃的时候，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还可以实施逆周期调节，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推动总需求的提高，从而稳定经济。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变得灵活，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而逆周期调节的一个重要逻辑依据是“稳定可以增加福利”，当然，适当的经济波动也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上行的时候会增加许多新项目，经济下行的时候，一部分质量差的项目就得退出。如果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可能会造成很多浪费，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当然，对这种“政策灵活性”的利用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利用不当，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财政透支过度和货币超发过度的现象，过去都发生过。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次贷危机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很好地管理负债而发生了重大的风险事件。21世纪最初10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面对国民经济的崩溃，当地政府没有积极应对，而是不断地发行货币，通胀率一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万。面值为100万亿元的津巴布韦币，实际价值约40美分，相当于2.5元人民币。这就是缺乏市场纪律的货币供应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短短几年内崩溃。
既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又要避免出现大的风险，怎么办？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探索设置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对赤字率和公共债务设限。一般来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这几个条件是欧洲国家为建立欧元区而签署《欧洲联盟条约》时提出来的，目的是确保各国维持健康的财政状况。在货币政策方面，实行通胀目标制，同时赋予央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美联储把通胀率目标设定在2%左右，我国设定在3%左右，可以接受温和的通胀，但不允许随便超发，以保证币值稳定。通胀目标制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如果货币超发，就容易出现高通胀。因此，只要明确了通胀的目标，就可以在赋予中央银行一定的政策灵活性的同时，避免发生严重的货币超发事件。
不过，自次贷危机以来，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出现了一些超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之前所明确的规则，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地超过了3%，公共债务也远高于GDP的60%。现在除了德国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略高于80%，七国集团其他成员都超过了100%，日本更是在200%以上。货币政策也一样，在次贷危机与疫情期间，美日欧央行均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在将短期政策利率降到零之后，继续采取措施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改变收益率曲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些做法是原来货币政策框架里所没有的。对这些政策实践的批评声音一直存在，主要是认为决策者不负责任地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也有专家认为，过去十几年，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做到了“收放自如”，该放松的时候果断地放，该收紧的时候也毫不迟疑。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些超常规的做法还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些新的政策实践究竟是临时性的危机应对，还是长期性的规则改变？如果这些突破短期不能及时回归常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目前也许还无法对这样的问题给出清晰、权威的回答，可以继续密切地观察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