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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大城，指的是“小县域、大城关”的县域样态，其核心特征是县域空间体量较小，但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在出现诸多大型城市乃至特大型城市的“大国大城”同时，为何出现小县大城的样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小县大城有不一样的时空条件及发展方向，形成了1.0至4.0四个版本。
1.0版本：闯出来的小县大城。 在城镇化早期，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区域的山区县，因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虽然可以作为一块价值洼地，但外界资本难以进入县域，县域辖内乡镇的劳动力也无法高效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所以各类生产要素逐渐集聚在山区县的城关区域，逐渐依托县域内的特色禀赋条件形成了产业增长极，逐渐将县域内的生产要素集聚在城关地带，形成了1.0版本的小县域、大城关，并创造出不少山区县后发赶超、后发先至的城镇化奇迹。
2.0版本：引过来的小县大城。 城镇化中期，随着大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部分欠发达的县城借助大城市的“腾笼换鸟”之机，通过在县域内设立产业转移园区，依托土地财政和本地的劳动力，大规模、成建制地承接了周边大城市的产业的同时，得益于核心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和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在城关镇形成了具有集聚潜力的增长极，形成了2.0版本的小县域、大城关。同时，作为产业转移的受益者，伴随着20世纪末期的“撤县设区”热，这类小县大城大部分升格为市辖区或县级市。
3.0版本：搬出来的小县大城。 在城镇化中后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和国家的易地扶贫搬迁，帮助960多万人实现“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凭借辖内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和较好的就业环境，县域为安置生态环境恶劣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群众提供了选址方案。依托国家的后续帮扶力度，在易地扶贫搬迁的迁入县，产业帮扶项目的集中落地、迁入群体的网格化治理促成了3.0版本的小县域、大城关。作为易地搬迁的承接者，这类县域很好地实现了宜居宜业，同时较为完整地将地方传统文化和特色融为一体，具有就地村镇化的潜力。
4.0版本：流回来的小县大城。
城乡融合发展的到来，迎来了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的浪潮。面对“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路也滑，人心更复杂”的现实，无论是已在城市实现个人成就的市民，还是厌倦城市内卷的县城青年，回到县域创业、置业成为城乡融合背景下安居乐业的好选择。县域城关的公共服务配套不断和城市接轨，县域也具备置业、生活的成本优势。凭借市民下乡和青年返乡的人口驱动，县域城关的消费快速增长，经济业态不断丰富，县域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此外，数字经济缩小了县域与外界的联结隔阂，在小县大城，人们进城能获得大城市的供给，退回乡村能满足“四洗三慢两养”
的需求，形成了4.0版本的小县域、大城关。
四个版本的小县大城因起始的时空条件有所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走向（见表2-1），但共同的核心特征是小县域、大城关的县域能够实现富足升平，并且是中国大多数县域发展的未来样态。随着政策上的撤县设区“急刹车”与对县域城镇化的重视，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因素的多重叠加，1.0至3.0版本的小县大城将丧失之前的时空条件，因此在当下难以复制，而4.0版本的小县大城将是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县城回归本质、乡村拥有体面的未来图景。
表2-1 四个版本小县大城的比较
在乡土的怀抱中，城市悄然诞生，曾是田野的一角，抹去了沧海桑田的印迹。城市的呼唤渐渐传来，“城中村”在岁月的涤荡中，涌现出城中之城的身影，一座座小楼，鳞次栉比，街巷纵横，车水马龙。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构成了“村中城”的底色，乡土气息，历史厚重，与现代都市的喧嚣融合。“村中城”，是乡村的延续，是城市的探寻，融合了古老与现代，是乡愁的延续，也是梦想的追寻……
关于“城中村”，已有不少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经验进行的研究。比如，李培林在其富有影响力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广州“城中村”的一种典型类型，即“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并由此探讨了“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讨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共生、共有和分红问题。在“城中村”村落特征中，他分析了城乡差异的三个体制因素。一是土地制度差异。城市土地产权归国家所有，村落土地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故此，“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这奠定了城中村管理与分配的制度基础。二是社会治理制度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费用由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承担，由此形成“村落单位制”。三是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城中村”的原村民虽然已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保留“村籍”，每年分红，使得“村籍”比“户籍”重要得多，他们宁可成为“村民”而不愿成为“市民”，形成了一种以按股分红为特征的“村落公司制”。
关于“村中城”，有不同版本的国内外表述。按照发展阶段和原因，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有三个版本的“村中城”。第一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率先推进乡村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类乡镇企业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形式，吸收解决了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乡村都市化。大规模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和集聚区建设，突破了城乡二元差别，推动了城乡延绵、城市连片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与成熟，成为第一个版本的“村中城”，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中后期，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乡村出现不完全的都市化，即产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未能完成，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除了演变成被城市包围的村（彻底的“村改居”）和城市近郊的“城中村”（有限的“村改居”），还有一大批地处大城市远郊地带及城市联结地带被“村”包围的“城”。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了“城”，由此构成众多的“村”包围散落的“城”的空间格局。由于产业中心转移，它们未被纳入城镇化规划。这些“村中城”地处偏远，在政策和规划上很难被纳入城市中心，由此长期处于“村中城”状态。这种“村中城”由于地处城市郊区，就业出行方便，逐步发展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经济繁荣，但生活条件配套较差，管理治理难度大，这是第二个版本的“村中城”，属于“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村包围城市。
总的来说，这两类“村中城”，实际上如“城中村”一般，是不完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主要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个版本则更为普遍，散落在各个乡村，是以建筑风格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为特征的“村中城”。目前大多数中国乡村，伴随人们的城市务工经历和财富积累，模仿城市生活方式，自下而上自发建设城市类型建筑风格的现象，十分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星罗棋布的城乡建筑交杂，极大改变了乡村的传统聚落形态。在国际上，也有韩国、印度等“村中城”运动的分析研究。近些年，我们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乡村，看到一场民间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少市民下乡参与乡村生产生活，带来了新形态的“村中城”，以市民下乡带来现代生活，又主动融入乡村环境为特征。
如果对照李培林“城中村”村落特征的三个体制因素，我们可以对应提出“村中城”的三个体制因素，外加一个背景。一是产权明晰促流转。不同于“城中村”，大部分乡村农用地和宅基地都仍归村集体所有，但农户有经营权和租赁权，在“一户多宅”的情况下可以出租宅基地给新村民，即使是“一户一宅”，大量闲置的农宅也可以拿来流转，只要签订了相应的明晰产权关系的合同，新村民就可以进入这些已经沦为空心村的村庄，参与村庄生产和经营。二是市场完善促交易。有了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竞价交易的双边市场，就能为合理的价格生成与交易实现提供自由流转和交易的前提。这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能够搭载可信的产权交易平台，由此让“封闭的村落单位制”，变为“适度开放的村落单位制”，甚至可以更加开放，转化为入股分红、股份管理的“村落公司制”。三是组织有效促发展。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对于大部分未能享受如“城中村”那样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红利的老村民而言，并无价值。但如果开放“村籍”，形成老村民、新村民、荣誉村民和云村民（如福建屏南四坪村和重庆巴南鱼池村的“四民村庄”）共享的乡村空间，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普遍出现，植根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大背景。
以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与“城中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城中村”的皮囊是城市，内核是乡村，是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村中城”的皮囊是乡村，内核是城市，是乡村和城市的双向互动。在乡村与城市的双向互动中，县域悄然崛起，成为乡村与城市的联结点，为城乡融合提供了一个小县大城的未来样态。
在城镇化的历史长河里，小县大城如同一颗遗珠，虽小却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它的前世，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深藏在群山之间，被时间遗忘，被世人忽视。然而，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一场悄然的变革开始在这里展开。
曾经的小县城因为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崛起开始了蜕变之旅。一场县域产业化大潮席卷而来，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的政策扶持让小县城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县域主导产业的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片土地，形成了小县大城的新样态。如今的小县大城，已然成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城关车水马龙，商铺密布，工厂林立。人们生活在这里，享受着城市的便利，却又不失乡村的宁静。小县城的发展并非止步于此，它们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成为一颗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然而，小县大城的前世今生，并非尽是辉煌。在人们追逐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问题，小县大城都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同时，县城的发展也面临着如何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考验，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挑战……
小县大城作为一种要素集聚带来经济社会形态变迁的空间现象，并非城乡中国时代的独有现象，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萌芽推动农业社会出现手工作坊和经营式农场，为农业劳动力流出乡村提供了可能。同时，江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城镇，因手工作坊和工商业发展，成了商品集散地和加工中心，吸引了更多人口集聚到城镇，伴随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小县大城的城镇化模式渐具雏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缺少健全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机制，从清末民初直至改革开放之前，小县大城的规模和影响力都较为有限。直至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县大城开始形成新模式，带领县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入“快车道”。
德化县是福建省中部、泉州市西北部的千年古县。经过多年发展，德化县成为福建省具有鲜明小县大城特色的典范。在改革开放初期，德化县以农村轻工业为主，尤其是以陶瓷产业为核心。县政府通过集中发展陶瓷业的政策，促进了产业集聚，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但由于劳动力政策的限制，城乡仍有明显分割。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德化县实行了小县大城发展模式，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政府引导企业向城关地区集中，推动陶瓷产业集中发展，加速了城镇化进程，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存在环境污染和规模效应不足的问题。从21世纪初到2010年前后，德化县开始实施“三统筹”城镇化战略，注重城乡综合平衡发展。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以陶瓷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镇化格局。从2010年前后开始，德化县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德化县的新支柱产业，形成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德化县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从落后小县到小县大城的转变。作为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德化现有常住人口33.8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8.8%，位居福建省第二。政府引导产业向城关地区集中，同时注重人才引进和环境保护，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德化县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尤其是在人口城镇化高位和城乡融合时代，其探索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是一个面积仅有989平方千米的山区县。2001年，云和县政府提出了小县大城发展战略，通过引导人口、产业、要素向县城、中心镇集聚，逐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云和县政府鼓励农民返乡创业，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变成城镇的居民，全县58%的农民下山转移、78%的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93.4%的学生、96%的企业集中在县城，城镇化率达74%。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云和县已建成48个易地搬迁安置小区，在这个过程中，木制玩具产业成为云和的支柱产业。木制玩具产业已经发展了50年，如今，云和县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木制玩具创制、出口基地，拥有超过1000家木制玩具生产企业，从业人口超过3.1万人，木制玩具产品产量占据世界同类产品的40%、全国的56%、浙江省的70%。因为小县大城战略的集聚效应，云和县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011—2021年，云和县工业总产值从73.75亿元增加到25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从7570元增加到2.46万元，走出了一条山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乡村集中居住区是邛崃实施小县大城战略的亮点。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经历了土地整理、林盘整治、土坯房改造等项目，邛崃市加速了乡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2004年成都市出台了“三个集中”政策（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城乡一体化促进了邛崃市集中居住区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邛崃市紧密围绕小县大城战略，旨在通过林盘修复和古村保护，打造出文旅融合发展的邛崃样板。
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邛崃市将乡村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文旅融合不仅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林盘修复和古村保护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使得小县大城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9.5%，为邛崃市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民乐县作为小县大城战略的追随者，其大城关战略源于生态脆弱区的易地搬迁。民乐县以乡村振兴为引领，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以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以及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致力于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打造小县大城示范样板。
民乐县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搬迁，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县城为核心，民乐新城为县域副中心，中心集镇为支撑，实施“一核多元”的集聚战略。该县通过大力推动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突破行动，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加速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同时，该县通过生态及地质灾害搬迁项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小县大城发展格局逐步形成，2003—2021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12.18亿元增加至98.06亿元，增长7.05倍；城镇化率从30.8%提升至73.4%，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由此可见，小县大城的城镇化形态最先出现在东部沿海的山区县，并在近年延展到西部。这与资本主义萌芽下由市场自发驱动形成的小县大城雏形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小县大城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多重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小县大城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程度高，在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引进的支撑下，更容易形成以制造业为主的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其次，小县大城离不开地方政府工业化和城镇化偏向的政策引导。在市场经济不完备的情况下，政府高位推动是大城关战略的核心驱动力。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支撑，地方政府对优势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再次，伴随着大城市向周边县区延伸，进一步推动了小县城的人口集聚。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禀赋具备优势，在集聚人口的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优势，开始向小县城延伸，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最后，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小县大城的核心在于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的虹吸效应。随着人口流动和集聚趋势不断加快，县域承接了本地非农业人口转入和外来人口迁入；同时，伴随着教育的撤点并校、县域医共体及房地产的扩张，城关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迅速与其他区域拉开较大差距，这进一步促进了县域人口往城关集聚。由此，在政府-市场-社会大三角的不断强化下，形成了高人口城镇化率和高乡村空心化率并存的小县城、大城关形态。
了解了小县大城的前世今生，我们不难发现：小县大城既是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也曾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的集聚战略。前者是广义的阐释，后者是狭义的理解。
小县大城战略，即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合理整合生产要素，把县城作为增长极来建立和发展，形成强大动力源，以此充分发挥城市在县域发展中的龙头作用，加速推进改革和现代化步伐，促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
从经济结构变迁来看，小县大城的形成过程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小县大城的形成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并共享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两种变迁在空间结构上，都表现为土地、资本、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的小县大城特征。依据城市化演进的国际经验，其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向各种规模的城镇集中；第二阶段是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第三阶段是人口以流向中小城镇为主，包括大城市人口的逆向流动，并逐渐呈现出多元城市生态。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由第二阶段转型进入第三阶段，小县大城将是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选择。
作为未来县域城镇化的可能样态，小县大城战略是山多地窄、人多村散、产弱税少的县域行之有效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德化、长泰，浙江云和、天台、泰顺、武义等地，形成了小县城、大城关的典型模式，它们是落后小县优化资源要素、脱贫，甚至后发赶超的典型案例。
县级行政区划构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基础，并且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国共有2844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台湾省的行政区划资料暂缺），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这些县级行政区划分布在33个省级行政区中。
中国幅员辽阔，县域广布，我们可以依据县域平均面积与县域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值两个维度将县域划分为四种类型。从县域面积来看，中国共有2844个县（台湾省的行政区划资料暂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左右，由此粗略估计出县域累计面积约为864万平方千米，每个县的平均面积约为3038平方千米。其中最大的县是新疆的若羌县，面积达到20多万平方千米，比中东部一些省的面积都大，约为两个浙江省的面积；最小的县是山东的长岛县，面积仅56平方千米。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CEIC（司尔司亚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3676.4平方千米
，仅占我国土地面积的0.628%。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评价，能够将中国县域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大县大城、大县小城、小县小城及小县大城（见表2-2）。
表2-2 县域的四种类型
类型I：大县大城。全国百强县基本属于大县大城这一类别。大县大城类型的县域通常拥有广阔的土地面积，并且其城市建成区面积占比较高。这些县域往往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例如，江苏的县域毗邻长三角城市群，在全国百强县中占据了25个席位。其中部分得益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镇工业化和90年代末的撤县设市，县域经济规模较大，产业多样化，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外来投资和人才丰富，社会服务设施完善。
类型II：小县大城。部分沿海山区突围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县域基本属于小县大城类别。小县大城类型的县域虽然总面积不大，但城市建成区面积占比高，显示出较高的城镇化集中度。一方面，县域具有核心主导产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较为发达，居民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小县大城的县域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城镇功能区规划紧凑，但可能面临土地资源紧张、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
类型III：大县小城。东北和中西部县域基本属于大县小城的类别。大县小城类型的县域土地面积广阔，但城市建成区面积占比较低，表明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些县域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或其他初级产业，但缺乏足够的工业和服务业支撑。受限于农业或资源型产业占主导，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导致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城市集聚度不高，进而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完善。虽然大县小城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
类型IV：小县小城。东南沿海和云贵川山区的县域受制于地形地貌因素，基本属于小县小城类型。小县小城类型的共同特征是县域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都较小，一部分小县小城通常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较低。这些县域面临着人口外流、产业落后等问题。县城功能较弱，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这造成县域经济缺乏竞争力，对外部经济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弱，未来存在撤并可能。另一部分小县小城通过提质增效，迈向了小县大城。
解剖麻雀，抓好典型。做好分类是理解县域组织形态的基本前提，分类有助于识别具体类型的共同特征以及不同类型间的差异。自1996年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以来，城镇化率从1996年的30%增长至2016年的57.35%。截至202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面向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率将在2035年达到70%，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城镇化的主要着力点在空间布局优化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
上述关于县域的四种分类中，伴随着中国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大县大城类型已先于全国城镇化进程进入提质增效的平台期；大县小城类型的发展潜力在于县域产业迭代升级的公共服务配套；小县小城类型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弱化，要么通过发展优势主导产业提质增效迈向小县大城类型，要么存在撤并可能。对此，在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对小县大城类型的县域展开研究正当其时。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循序渐进是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的基本方略。起步时间和禀赋条件共同决定了小县大城的发展类型。县域城镇化的起步时间反映了该地区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对先后顺序。起步时间较早的地区已经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而起步时间较晚的地区则需要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后发追赶。禀赋条件决定了小县大城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不同的禀赋条件决定不同的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方面是否具有跨越县域边界的跨域化特征和发展要素难以突破县域边界的在地化特征。基于以上两个因素，可以将小县大城分为产业驱动型、文旅融合型、生活集聚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见表2-3）。
表2-3 小县大城战略的类型学划分
这类县城的城镇化起步时间较早，其发展思路主要以产业发展为驱动力。在初期阶段，它们依托本地资源或特色产业，开办乡镇企业吸纳镇村两级的人口在地化就业。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和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壮大，城关规模逐渐扩大，产业的外溢性较强，逐渐与周边县城形成同一产业的产业集群或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产业链，产业的跨域化加快了县域城镇化进程。完善的工业园区建设、历经跨域化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更新是产业驱动型的基本特征。
这类县域的城镇化起步时间相对较晚，时空条件决定了这类县域不能走粗放的县域产业化道路，因此在发展思路上注重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县域政府通过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资源，打造旅游目的地或特色小镇，吸引县域外的游客和外部投资，实现跨域化发展。文旅融合型县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建设与文化保护相结合，注重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小县大城形象。
这类县城生态环境脆弱，所以县域内不适宜规划分散的居住区域，但距离省域中心城市远，人口要素难以实现跨域化流动。对此，县域政府通过推动人口向县域中心居住实现的就地就近县域城镇化，实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县域规划中，它们强调居住环境、社区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以满足居民的生活聚集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生活集聚型的小县大城样态将会更加广泛地出现在更多县域。
这类小县大城在起步时间较晚的基础上，由于县域禀赋条件与邻近县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排他性，逐渐确立了以在地化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思路。它们重视保护本地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同时注重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在县域规划和建设中，它们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限制建成区扩张，推动低碳发展和循环经济。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每一个县域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各自不同的地理特征，小县大城样态正在以不同的形态与面貌崛起。然而，这些小县大城并非铺天盖地，它们的地理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呈现出多样的景象。从东部沿海的网状分布到西南部生态脆弱区的离散分布，每一种分布形态都诠释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地理空间特征（见表2-4）。
表2-4 小县大城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产业驱动型的小县大城以网状分布为主要特征，集中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等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相对便利，并抓住了早期乡镇企业化的浪潮，吸引了大量的产业投资和人口流入。这些小县大城早期打造了以轻工业、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并在现阶段通过产业集聚和政府规划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形成了沿产业链或交通线分布的网状格局。
文旅融合型的小县大城以条带状分布为主要特征，主要集中在历史名城和沿江文化带地区。它们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助第三产业的发展，打造热门的旅游业态。同时，这些地区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城镇化水平，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安徽的庐江县和四川的邛崃市就是典型的文旅融合型小县大城，它们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形成了县域间条带状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
生活集聚型的小县大城以点状分布为主要特征，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山区。这些地区地势较为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它们借助易地扶贫搬迁和省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划，形成了点状分布的地理空间分布。
生态保护型的小县大城以离散分布为主要特征，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部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及西藏等省份。这些地区地理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富，但也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保护的问题。因此，县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限制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密度，形成了不规则的离散分布的地理空间形态。
每一种样态的小县大城都是中国县域的多彩拼图，以其独特的方式，共同绘制出祖国山河的壮美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