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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以产业为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符合新的生产力特性要求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被写进了中央文件，这为深化我国体制机制改革、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供了根本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全会有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将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可以从近代以来我国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跌宕起伏中看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发展成就领先于世界，那时人类社会处于农耕时代。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与传统农业生产有质的差异的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新的生产力发展促进了这些国家物质的丰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经济史学家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国家每年人均GDP增速只有0.05%，人均GDP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之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速突然跃升至原来的20倍，从每年0.05%增加到1%，人均GDP翻倍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当时，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没有抓住这个机遇，生产力的落后导致我国和非洲、中南美洲、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代表，接着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了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人均GDP增长速度再翻了一番，达到2%。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新的产业和旧产业的新技术改造。人类社会正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和前几次工业革命一样，会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涌现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换道革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国未能及时抓住机遇，生产力发展缓慢使得我国从一个文明鼎盛的大国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落后国家。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5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46年间，我国取得了GDP年均增长8.9%左右的奇迹。我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不仅补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所缺之课，而且，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许多产业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甚至有些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计算机的生产、应用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4G、5G网络的铺设覆盖面全世界最广、相关专利最多，6G技术的研发也处在全球前列就是例证。这些成就使得我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世界又逢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生物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在这轮工业革命中，我国如果未能迎头赶上，可能又会拉开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抓住机遇，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如何按照《决定》的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历次工业革命都以全新产业的出现为标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催生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基因工程等一批新兴产业，同时，也有了量子通信、核聚变等一些在几年后可以产业化的未来产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挺进，将来还会有现在不能预见的新产业出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本质是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水平质的提高，传统产业经由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的改造提升，也能体现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同样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且经由制造业生态的完善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各地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总的来讲，要根据各地现有的产业基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宜发展新产业则发展新产业，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则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地方的产业与世界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当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不是技术革命涌现的新产业等三个标准把各地现有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新兴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
第一类，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是指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国家有此产业，我国在相同产业的中低端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所用的技术、生产产品的质量还在追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相同产业。我国许多地方的芯片制造和光刻机就是这类产业的代表。
第二类，领先型产业。比如我国的家电产业，二战前就有电视机、空调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的产物，现在我国各地的家电产业不仅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产品和技术上大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三类，转进型产业。这类产业，中国过去具有比较优势并且领先于世界，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失去了比较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鞋、箱包、成衣、纺织业等就是例子。另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产业，由于技术路线换道，原来的产品失掉了市场，例如彩色胶卷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而丧失绝大部分市场，利用其显影技术优势转型到图像信息材料领域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类，新兴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产业，尤其是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产业，我国人力资本丰富的发达地区在这类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有些则是新的技术给拥有特定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带来的产业发展新机遇，例如太阳能、风能技术给人烟稀少的西部沙漠、荒漠地区带来发展机遇；有些则是已经成熟的产业，但在一些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过去因为资本短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未能发展，现在该类产业在发达地区失去比较优势，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则由于多年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得以进入，对这些地区来说这些产业也属于新兴型产业。
第五类，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产业，有些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型产业或未来产业。战略型产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10年甚至20年。由于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经过长期积累，在要素禀赋中相对丰富，因此它们在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产业和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这类产业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了避免被“卡脖子”，我们需要自己来发展。
对于追赶型产业，各地的企业除了利用后来者优势来追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企业，以及采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来提质增效，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可以借助革命性新技术来进行换道超车。例如，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产业，我国10年前还处于追赶阶段，现在汽车行业的主流转为发展基于新能源、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技术，我国的汽车产业从追赶型产业变成了领先型产业。
对于领先型产业，各地的企业必须不断利用新技术赋能，依靠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来保持产业的领先地位，也要关注技术革命，防止像日本、韩国、德国的汽车产业一样被追赶者换道超车。
对于转进型产业，有能力的企业可以进入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经营品牌、开发新产品、掌握市场渠道，或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来构建新的业态。生产环节的企业则要考虑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拉平“微笑曲线”，或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创造第二轮发展。因技术路线转变而使原有产业的产品失去市场的企业，则可以像彩色胶卷行业的传统企业在面临数码技术的冲击而市场萎缩时采取的行动一样，利用显影技术的优势转型到印刷影像材料、高性能膜材料、图像信息材料领域，成为集研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成功企业。
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研发周期短的新兴型产业，我国的发达地区拥有资本、人才、产业配套的优势，可以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为企业家创造大有作为的环境，以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中西部地区，同样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抓住新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符合由当地自然资源以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并使用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来提质增效，使高端化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战略型产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我国虽然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也必须自己发展。这类产业有些属于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我国需要和发达国家竞争；有些属于未来产业，我们必须现在就布局；还有一些则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还在追赶。这些产业需要有国家的支持才能发展起来，有些则需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发展，有科研优势和相关产业基础的地方可以配合国家的政策来发展。
总之，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各地在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产业时，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各地现有产业的基础、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条件，以比较优势来布局，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做优，这样各地都能夯实物质基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