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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既可以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经历过多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有利的变化，意味着相应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1这一保持人口稳定的更替水平以下，我国的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此后，人口发展经历了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进而从2022年开始了总人口的负增长。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提出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做出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安排。基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本节将阐释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提出建议。
人口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可以与后者具有相互促进或彼此制约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正是由于有利的人口结构特征，我国经济享有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改善迅速、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高，以及劳动力转移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等优越条件，得以独一无二地实现了同期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发生反转，原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趋于弱化，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行的趋势。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供给侧来看，表现在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能力减弱，因而潜在增长率趋于降低；从需求侧来看，表现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产生对社会总需求的抑制，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制约增长的常态因素。从理论和现实两重维度来认识，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和引领这一新趋势。
人口红利并不是永恒的增长源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随着传统增长动能的减弱，经济增长的减速也具有客观必然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国际比较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个规律性现象，跨国数据显示，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3 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通常会遭遇减速。因此，在更高的收入阶段，增长速度平均来说较低。例如，2009—2019年，处于人口红利后期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为5.4%，而处于后人口红利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仅为2.1%。不过，各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时间和幅度差异较大，那些政策应对得当的国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也可以赢得新的发展动能，因而经济增长的减速更加平缓。
我国人口转变的未富先老特征既意味着挑战的特殊严峻性，也意味着仍有独特的潜力。若能充分认识到人口发展新趋势，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和培养增长新动能，我国仍然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得天独厚的表现是，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庞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保障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合理区间。
依照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我们可以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 000~25 000美元的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系，看一看通过缩小一些结构性的差距，我国可以挖掘的人口红利潜力。从结构性调整中可以挖掘巨大的规模潜力，以此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地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农业就业比重降低18.8个百分点，可释放出1亿多非农劳动力，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城镇化率提高7.8个百分点，可增加1亿多城镇人口，有效扩大城市建设和居民消费需求；第三，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19.2个百分点，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增量，按照2021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推算，这个消费增量比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一年的消费总量还大。
由此可见，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应对人口发展新挑战，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还可以从人口高质量发展中获得有力的支撑。从我国面临的现代化任务目标出发，从我国特有的人口挑战着眼，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现实意义。
第一，符合所处发展阶段的适度生育水平和稳定人口规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3，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3的水平，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平均1.5的水平。如果这个已经很低的生育率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降低，难免导致总人口加快减少和老龄化加速，还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虽然生育率下降总体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了抑制生育水平的独特效应。这意味着我国的生育潜力尚未完全挖掘，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生育水平仍有希望向更可持续的水平回归。
第二，符合国土空间优化要求的人口区域分布及动态均衡。我国人口的一个趋势性特征是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从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的区域差异可见，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实际上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一种折射。特点是沿海地区自然增长率较低，但该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具有较大的劳动力吸引力，所以大多为人口净迁入的地区。中西部有些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较高，同时在一些省份也出现了经济加快赶超和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势头。东北地区和其他少数北方省市则成为低出生率和劳动力高流出率最突出的地区。为应对这一新趋势，要求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时，从经济和人口领域同时用力。
第三，适应科技革命新趋势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人口红利并不仅限于劳动力数量丰富这个因素，实际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也表现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成长劳动力不断进入就业市场，形成人力资本的整体改善。随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力资本积累也面临挑战：一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改善相应放慢；二是大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技能难以适应产业和技术的急剧变化；三是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对劳动者的传统技能甚至传统认知能力构成竞争，实现充分就业必须克服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就业困难。可见，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既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大力度培育现代化人力资源，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第四，按照共同富裕目标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品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同实现手段形成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和促进形成人才红利，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也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例如，促进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相关举措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改善要求完全一致，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之本，提升人力资本的相应举措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常态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既需要理性认识和主动适应，也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部署和制度建设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进而引领这个新趋势和新常态。在前文阐释的基础上，一旦把握住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根本要求，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和着力点就会越发清晰。下面，我们简述几个关键的政策着力点。
首先，从全生命周期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联合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时发现，虽然各国实际生育水平大相径庭，但是生育意愿出乎意料的相似，平均意愿生育水平大体上相当于2.1这个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人们期望的孩子数从宏观意义上恰好可以保持人口稳定。可见，就提高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而言，公共政策仍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以我国家庭为例，年轻夫妻面临十分紧张的家庭时间预算约束，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之间的焦虑取舍往往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直接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相关举措固然有益，从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养老等全生命周期入手，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更能从根本上消除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力。
其次，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启人才红利。如果仅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我国似乎难再形成大规模的新成长劳动力，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中生产率较低领域劳动力的转移仍可释放出新的非农劳动力供给。从这个意义上，旨在挖掘人口红利潜力的改革可以创造出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等有利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改革，应该着眼于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增强改革激励相容，进而加快进度和加大力度。此外，为了培育人力资本这一可持续要素，以人才红利支撑高质量发展，应该利用2035年之前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公共教育经费较快增长这一时间窗口，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和均等化水平。
最后，促进人口发展质量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同步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既符合现实逻辑，也具有政策含义。一方面，两者反映出相同的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反映生活品质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和健康三个板块，均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完全相同。另一方面，所有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举措，同样具有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效果。事实上，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实践，初衷就是应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停滞危机。最新研究也表明，在人类发展和性别平等都达到极高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将出现反弹的趋势。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适度生育水平的政策举措完全可以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