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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既要体现各国的共同特征，也要基于我国的国情特点，还要从迫切的现实需要出发。2022年以来，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转入负增长阶段，并且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人口新常态对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众多和持续增长的特征趋于消失，传统人口红利式微。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通过挖掘传统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启人才红利，加快培育新人口红利。
广义而言，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中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必然与特定的人口阶段和人口特征相关联。只是由于两个历史机缘，人口红利的定义被窄化了。一是，经济学家最初观察到的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事实，恰好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领先于依赖型人口增长，因而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为经济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增长贡献。二是，我国高速经济增长与有利人口转变的重合发生于1980—2010年，也恰好是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降低的时期。正因如此，我们习惯于把人口红利的内涵限定在劳动力丰富和人口负担轻上面。国外有学者曾经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稳定和提高储蓄率
，因而也是一个偏窄的概念。
即便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显著加深、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条件下，仍然可以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和机制设计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使现行人口格局更具就业、创业、创新能力强和生产率高的特征，即创造新人口红利。相比于传统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体现新理念、具有新内涵。一是更加可持续。如果不将其限定在特定的人口特征上，而是立足于我国超大规模人口，着眼于改善各人口群体的素质，而无论年龄、性别、户籍身份，提升整体生产率和配置效率，人口红利永远不会消失。二是目标和手段更加统一。人口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也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相连，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高度一致的。三是挖潜力和开新源并重。一方面，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均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看作传统潜力；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赢得人才红利，即为新人口红利之源。四是供给和需求两侧并重。从供给侧，劳动力素质提高和重新配置显著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及收入合理增长和分配，可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撑国内需求。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变。与此同时，以人口发展支撑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是一以贯之的。我国在收获传统人口红利期间，既抓住了人口抚养比下降和劳动力规模扩大的机遇，也高度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了长期收获人才红利，应该更加关注和着力提高人口素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把人均国民总收入、教育和健康水平结合起来，既能说明传统人口红利的内涵，也能揭示新人口红利的长期可持续性。所以，这个指数也可以作为新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发布以来，我国是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跨越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1990—2022年，人类发展水平的年均提高幅度：中国为1.55%，世界平均为0.65%，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9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为0.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参照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成因素，加快培育新人口红利应该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合理增长速度为要求，坚持做大蛋糕。按照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 000美元，需要在2022—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7%。虽然我国具有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的潜力，但仍然需要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通过改善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配置效率，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潜在增长率；二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确保社会总需求能够与增长潜力相适应，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抓手，分好蛋糕。教育和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推动发展的人力资本手段，还是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因此，这方面的发展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国际排位与人类发展指数排位是一致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受教育年限的排位均显著高于人类发展指数排位。然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排位却明显低于人类发展指数排位，意味着25岁及以上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与所处发展阶段仍有差距。从人类发展指数着眼，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国际经验表明，人类发展指数与衡量社会流动性和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人口红利并非天赐之物，不是在无所作为中可以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需要以适宜的政策环境、充分的市场激励和微观主体的努力为必要条件。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传统人口红利的获得在于创造这些必要条件，新人口红利的获得也必然如此。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能转换和社会政策调整的过程，需要以时不我待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推进。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出发，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关键领域，通过破除各种现存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新人口红利的形成。
首先，持续提高全体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的结果。在高速增长时期，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是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的关键推动力，为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提供了人力资本保障。类似这样疾风骤雨式的教育发展机会仍然可以创造出来，最现实的就是向学前和高中两端延长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此外，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更好地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提升大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力，也是新人口红利的重要部分。
其次，显著提高各劳动年龄人口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划分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些人口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红利可以得到重新定义。相应的政策着力点包括：促进教育与就业创业的有效衔接，缩短各级毕业生的就业摩擦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和落户；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增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努力提高实际退休年龄；鼓励儿童照料和高龄老年人护理产业的发展，并在相关行业中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在全生命周期中提供优质医疗、公共卫生、学校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最后，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建设。推进这一进程面临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三期叠加”。一是经济合理增长创造的资源相对充沛期。鉴于公共教育支出按要求不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2035年之前我国可以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就定义了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幅度。二是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的负担减轻期。17岁以下儿童和6岁以下儿童在2035年前都将以年均3%的速度减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资源约束大幅度减弱。三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加速期。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 000美元到23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正是政府社会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且大幅提高的时期。由于这也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符合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