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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于2022年开始负增长。国内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特征和动态是影响宏观经济格局最重要的长期因素。一方面，人口格局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方向和路径，即一定时期的潜在增长能力；另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周期性波动之后经济增长应该回归的正常轨道。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潜在增长能力也会发生改变，发展方式和增长动能也应该随之转变。
我国人口在2021年达峰和随后的负增长是人口转变阶段的自然结果和必然归宿，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其所带来的全新的、严峻的挑战。虽然稳定生育率及促使其反弹的任务也十分重要，但是这方面政策既需从长计议，政策见效也需足够的时间。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取决于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也分别体现在供需两侧。因此，本节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人口转折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2023年是我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一年，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第一轮冲击的关键一年。在新冠大流行后，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轨道的同时，人口负增长抑制需求的长期趋势与疫情短期冲击造成的消费预期减弱形成同频共振，构成双重压力和挑战。短期应对政策和长期制度建设应该有机结合、双管齐下。下文将简述供需两侧冲击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就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人口红利显著地决定潜在增长率水平。理解这个转折点和冲击，需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增长率的符号，即人口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它们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有天壤之别；第二，认为人口红利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丰富实际上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理解，不仅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可能导致于事无补的政策误导。
2011年之前，即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期，劳动力得到充分供给，人力资本得以快速改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均得到保障，生产率改善幅度也很大。基于这些方面的人口红利，当时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2011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潜在增长率也逐年下降。直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之前，国内外预测者大多采用1.6~1.7的生育率假设，联合国直到2019年的预测还显示中国人口峰值将于2025—2030年到来。因此，我的同事据此预测的202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为年均4.84%。既然人口峰值已经提前到来，无疑需要依据新数据重估潜在增长率。显然，我们预测由此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
这是因为在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之前和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大不相同。根据联合国于2022年发布的最新预测，2011—202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的速度为0.14%，2022—2035年，这个速度将大幅提高到0.83%。与此同时，新数据预测的老龄化程度和提高速度都比此前预测的高得多。据此进行的经济增长预测表明，202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预计降低到只有4.53%。更低的潜在增长率和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相结合，将会使我国未富先老的特征转化为更为不利的慢富快老（见图2-1）。
图2-1 人口最新趋势和潜在增长率的不同情景
资料来源：蔡昉，李雪松，陆旸.中国经济将回归怎样的常态[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1).
注：潜在增长率和老龄化率缀以0和1，分别代表依据旧的人口数据和最新人口数据所做的预测结果。
不过，我们也不必像一些预测者那样，由此产生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经济预测的目的在于揭示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下的变化趋势，以便在政策上未雨绸缪，通过改变“其他条件”来避免不利的结果。实际上，与此前的预测相比，重新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仅仅降低了0.31个百分点，对如期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即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没有颠覆性的影响。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加快出台酝酿已久的关键领域改革，特别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增长速度上一个台阶，尽早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按照这种更大力度的改革方案预测的话，2021—2035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4.80%。也就是说，如果在重新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基础上加上改革红利，可以预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与此前预测的常规速度相差无几。更何况，改革红利不仅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譬如增加要素供给的改革同样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换句话说，通过赢得改革红利，可以达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
人口负增长的最大冲击力在于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可能阻碍我国经济以合意的速度增长，因而实现预定的现代化目标的因素越来越在于需求侧。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拉动力由“三驾马车”构成。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因此，人口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增速放缓、人口总量减少和年龄结构老化产生。可以从三个统计结果来观察。
第一，我国的人口、经济和消费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例如，人口自然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分别从2001—2011年的6.5‰、9.7%和8.3%降低到2011—2019年的6.0‰、7.0%和8.0%。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期，人口开始负增长后，这三个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负面冲击力更趋明显，在一定时期以更大的力度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第二，老龄化不利于消费的扩大，更深度的老龄化具有抑制消费的效应既是一般规律，也与我国未富先老的特征相关。我国老年人偏低的就业率、劳动收入、养老保障水平最终都表现为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下降。就业人口也面临三重负担，即为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赡养家庭老人和进行预防性储蓄，因此，他们的消费支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在23岁时，平均消费支出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高水平（52 809元），随后消费支出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在85岁时，平均消费支出降到最低水平（16 951元）。
第三，国际经验表明，人口因素（特别是老龄化）对消费的冲击，在统计意义上存在一个转向显著增强的引爆点。长期跨国数据显示，在老龄化率超过14%之后，居民消费率趋势性地进入下降的轨道（见图2-2）。对我国来说，2021年老龄化率为14.2%，标志着进入老龄社会，同年总人口也达到峰值，可以说已经转入居民消费趋于疲弱的轨道。
图2-2 随老龄化程度加深，居民消费倾向降低的国际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人口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转。我国的人口不可能再回归正增长，老龄化程度也将日益加深，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抑制消费的效应不可避免。然而，通过改革扩大居民消费仍有巨大的潜力空间。由于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向该群体倾斜可以提高社会总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以及实施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既直接有利于实现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保障经济增长发挥潜力的重要手段。
新冠大流行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与人口效应产生一种同频共振的现象。经济活跃度低导致持续的高失业率，部分岗位永久性消失；许多中小微企业归零，创业者和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流减少，导致居民资产和财富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社会流动性降低，使适龄人口的创业和就业能力或者广义人力资本受损。鉴于存在收入分配和储蓄分布的严重不均等，一方面，一些群体收入绝对减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超额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难以转化为补偿性消费，不足以支撑总需求的复苏。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居民消费预期转弱造成的第一轮冲击，要求把刺激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相应调整政策优先序，在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尽快回升。
短期政策应着眼于通过既有渠道，以更大的扶助力度和真金白银的补贴形式，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复失衡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扭转预期转弱的趋势。疫情后复苏的政策刺激不仅着眼于投资领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进居民消费回归正常。这方面的渠道包括：巩固脱贫成果的延续性措施，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等足额乃至扩大范围发放，提高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补贴和发放水平，等等。
加快出台酝酿已久的一系列关键领域改革，以其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为保持合理增速保驾护航。例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促进已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从供需两侧收获“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增长的压力，以及资本替代劳动节奏过快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现象；二是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消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从拆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以及加强社会政策托底等方面入手，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实现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在社会层面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予以托底保障，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拥抱创造性破坏，因而无须保护落后的产能、低效的企业及过时的岗位，从而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鉴于需求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以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制度建设也亟待进入加速快行的轨道。通过再分配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迈上新台阶。换句话说，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领域，供给侧和需求侧越来越具有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归根结底在于经济保持合理增长。所以，说到福利国家建设的资金来源，只要经济总量、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能够保持合意的增速，旨在增进人民福祉的必要社会性支出应该且能够做到水涨船高。从打破需求侧常态制约的需要来看，这类支出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可以随着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分母的扩大，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保持可持续性。瓦格纳法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趋于提高。更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2 000美元向30 000美元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社会性支出的增加速度最快。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2 000美元，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也要求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 000~30 000美元。可见，今后一二十年，我国恰好处于“瓦格纳加速期”。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大幅度提高政府社会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既是一般规律的要求，也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例如，政府社会性支出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这个区间的国家，2006—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只有1.21%。然而，在2021—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率预期可高达4.53%~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