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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求：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以及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重大部署，使相关的政策更具针对性并取得实效，要求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在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理论上，需要与时俱进地实现一个关于人口—经济—社会关系范式的转换。
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在200多年前，托马斯·马尔萨斯构造了最早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式。由于马尔萨斯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工业革命之前和早期的经验，在理论中未能包括技术进步这个重要前提，所以在资源和生活资料以自然级数增长、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假设下，人口规模的扩大会把人均产出摊薄，因而不可避免地降低生活水平。可见，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而与社会发展之间，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占据主要地位，由此也形成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替代取舍关系范式。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打破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制约，也破除了人口增长必然降低人均收入的迷思。在学术界和舆论界，传统的人口—经济—社会关系范式日益受到挑战。传统的理念和研究范式通常需要经历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才会被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所替代。不过，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仅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例，对人口—经济—社会关系范式转换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与此相关的讨论，可以说从理论假说到经验证据，都是针锋相对的。
一方面，以马尔萨斯观念为研究范式或理论基础，在20世纪中叶及稍晚的时期，关于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各种学术流派的面貌或非学术运动的形式出现。例如，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或贫困恶性循环假说，把人口的过度增长作为不发达状态和低收入水平持续存在的基本原因；关于人口爆炸的预言和增长极限的警示，也极力渲染人口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因而在政策上倡导“零增长”；直至今日，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也不乏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度增长的经济学家。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和社会活动领域，始终存在对以上理念和范式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对立阵营。例如，朱利安·西蒙等学者认为，森林、土地、气候、矿产、水源等自然资源禀赋并不具有绝对短缺的性质，只要政治、制度、管理和市场等机制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长期而言，人口增长是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与此同时，在这种以争论为主要动机的批判性思潮中，也逐渐孕育出更规范的经济理论学派。
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化，研究者不再把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地看作正面或是负面，而是越发深入新的层面，即观察随时间变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资源存量和人口规模下，人口与发展之间更复杂的内生关系。相应地，简单地使用“悲观派”和“乐观派”这种二分法来概括学术争论和政策决定中的对立如今也不再适宜。人们越来越注重观察理论分析方法和经验检验过程是否科学。在微观层面，加里·贝克尔等人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视角着眼，构建了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生育率的理论模型。在宏观层面，人口红利理论则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变化，对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
对进入以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为特征的人口发展新常态，并且正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中国来说，长期发展起来并积累下来的这些理论存量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很多发达国家较早步入少子化和老龄化阶段，在一国的地区之间及国家之间也出现了人口增长分化的现象。遭遇挑战的国家大都采取过形形色色的应对政策，由此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借鉴。然而，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具有诸多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善于把应对人口转变的一般做法与面对的特殊挑战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研究者需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着眼于以中国经验构造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范式。
我国的人口国情及其变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中国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人口同步实现现代化的先例，也未曾发生过同样规模人口的负增长和老龄化。从我国人口在全球的占比来看，预计从2022年到2035年，总人口占比将从18%降低到1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5%提高到27%。这种规模效应无论表现为人口问题上的更大挑战还是更大机遇，都是其他国家未曾经历过的。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显著的发展不平衡，存在人口群体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必然遭遇格外的难度和突出的堵点。
因此，加强对我国面临独特挑战的学术探讨和政策研究既重要又紧迫。着眼于提高对14亿人口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特色现代化路径，推动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延误时机、错过机遇和陷入堵点。从履行智库研究者的职能出发，我们应该在多领域全方位加大研究力度，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研究水平。只有在完成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范式从替代取舍到良性循环转换的基础上，才能确实交出有益的学术答卷。
从加大研究力度和提高研究水平的要求来说，我认为应该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和发力。首先，深入理解我国的人口国情及其变化，特别是把未富先老特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机理和表现研究透，非此便难以提出可行、有效的破解之策。其次，在博采既有各种理论之长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的集成和创新，特别是需要实现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保障理论等领域的有机融合，形成学科交叉的优势。最后，既要重视吸收各国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又要加强对我国各地实践经验的总结，以便在应对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挑战中，能够将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实现良好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