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对于能否解决这一冲突而言，让更多的人退出无限浏览模式，加入反主流的承诺文化中来，至关重要。选择无限浏览模式风险很大。从个人层面讲，这是因为始终处在浏览模式会导致巨大的绝望，而一心一意会带来巨大的喜悦。从社会层面讲，也有很高的风险。当今世界，有太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有太多体制需要改革，有太多机构需要重建，有太多漏洞需要修复。我认为，解决这些挑战的最大障碍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投身其中：没有足够多的公民去长期坚定不移地奋斗，没有足够多的爱国者去游行和呼吁，没有足够多的建设者去创造，没有足够多的“社区管家”去参与，没有足够多的工匠去改良，没有足够多的热心人去给予陪伴。承诺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我们对承诺的恐惧阻碍了我们的行动。

为什么承诺是改变的必要条件？那是因为变化不会很快发生，总是来得很慢。所有重大的成就都需要时间才能实现，没有捷径。教育一个学生、推进一项事业、弥合分歧、纠正不公、振兴一个城镇、解决一个难题、启动一个新项目，都需要时间。如果变化能够很快发生，我们就不需要承诺，仅凭最初的冲动或愤怒就足够了。但是，当改变需要时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能让我们克服无聊、分心、疲惫和不确定性，得以坚持长期努力。

承诺对于改变是必要的，还因为做出改变与制订和执行作战计划不同，更像是培养和维持一种关系。它不是呆板的，而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它不是精心安排的，而是即兴的。因为人类和人类机构都太过复杂和多变，所以在改变过程中，我们无法做到“万无一失”“规模化”或“自动化”。我们改变机构、社区和人的唯一方法是与他们建立关系。这需要我们能够觉察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建立融洽的关系，以足够的信任和沟通灵活地应对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老师并不是那些掌握了课本知识的人，而是那些与学生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最好的市长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对他的城市最忠诚的人。

在马丁·路德·金的最后一本书中，他反思道：“进步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但遇到障碍就需要拐弯。这就像你前往一座城市，先要绕过一座山。你经常会觉得自己在倒退，也看不到自己的目标，但实际上你仍在前进，很快你就会再次看到城市，现在它离你更近了。”

事实上，在一场成功的运动中，始终如一的不是战斗计划，而是对愿景和价值观的忠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信任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写道：“工具可以设计，程序也可以设计……但是信任有一种自然的特性，它不能通过命令产生。一旦信任遭到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因为信任的基石是过去的经历。”我要再次强调，改变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的工程师，还需要一心一意的园丁。

《洋葱》（Onion）曾经刊载过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每个问题都需要一些人做些什么》（“Somebody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All the Problems”）。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的“一些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更加一心一意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掌握培养关系这一“慢技能”，那么问题还是会不断增加。我们常常认为毁灭我们文明的将会是那些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比如外族入侵者或是国内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灭亡了，那么原因很可能远没有那么戏剧性，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能坚持把培养关系这项工作做好。我们不应该只因为炸弹或霸权而夜不能寐，更应该关注无人开垦的花园、不受欢迎的新人、无家可归的邻居、无人理会的陌生人、无人回应的公众诉求和长期积累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灾祸。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能力执行缓慢但必要的工作，将愿景转化为项目，将价值观转化为实践，将陌生人转化为邻居，但前提是我们要做出承诺。 tUMbBmBLNsRghXFEjI9SVSrorMJHRTnKH4mO40vfuHFjyABBmbCm5Wg1SytyZl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