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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点击退出了无限浏览模式的人给了我越来越多的启发。他们会选择一个房间，离开走廊，关上门，安顿下来。
他们中有电视界的先驱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他致力于制作一档更加人性化的儿童电视节目，于是他录制了长达895集的《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有天主教劳工组织的创始人多萝西·戴（Dorothy Day），她每晚都陪着那些社会弃儿，因为她认为全心全意去帮助他们是件很重要的事；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不仅是1963年面对高压水枪的马丁·路德·金，还是1967年主持了第一千次单调无味的计划会议的马丁·路德·金。
伴随着我对这种新型英雄的崇拜，我开始欣赏童年时代遇到的一些人，而不再欣赏青年时代崇拜的那些人。那些“很酷的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去，我甚至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那些柔和而坚定的老师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其中有我高中时期的舞台技术兼机器人技术指导巴鲁先生，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但他让学生们建立了对一个不合时宜的修补匠和未来工程师的狂热崇拜。半个校园似乎都是他的半成品项目、不同年代的设备和身穿黑色T恤的忠诚的学生助手。学校里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有点怕他。因为我们害怕会妨碍到他或者弄坏什么东西。但这是他教育方法中的关键。如果你能够克服恐惧与他交流，他将会把自己所知的几十种技能倾囊相授。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为学校的大型晚会制作了一个搞笑视频。他看了之后说我“完全没有结构意识”，并且这个视频还不够好，不适合展示给大家。相比之下，其他老师只要学生做出一些东西就会感到很高兴。对我制作的视频，他们总是赞不绝口。但是，巴鲁先生不一样。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要学习一门技能，你就应该去打磨它。我记得我曾抱怨过他对我有点苛刻。
但是巴鲁先生并不是只会打消学生的积极性，他也乐于鼓励学生。有一次，我萌生了在学校的小院子建一个演唱会场地的想法。每个老师都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他们都问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但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巴鲁先生时，他却一点也不吃惊。他告诉我，如果我能学会工程软件AutoCAD并设计出蓝图，他会帮我向学校建议。这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对你要求很高，但如果你愿意去学习，他就会努力帮助你。
我上过盖特利夫人（Mrs. Gatley）的钢琴课。在她家位于橡树街的起居室里，她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紧挨着同一架三角钢琴，整整教了40年。当时，我的朋友们只有在想学一首歌曲时（瓦妮莎·卡顿的《一千英里》和酷玩乐队的《时钟》等），才会去上音乐课，大概一两年一次。盖特利夫人是守旧派，她的学生不仅必须要学习音阶，还必须学习演奏古典音乐。跟随盖特利夫人学习，你会获得远远超出钢琴世界和超出个人世界的沉浸式体验。
仅仅每周来上课是不行的，你必须和她所有的其他学生一起遵守一整套盖特利日程表。有秋季独奏会和圣诞音乐会，小奏鸣曲节和六月独奏会，并且在每次活动之前都会有一次集训，所有学生一起为活动做准备。学生必须学习钢琴的历史，巴洛克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区别，以及演奏结束后正确的鞠躬方式。
你也没有机会放弃。在中学时，我有一次问盖特利夫人是否可以休学一年。她回答说：“我想是可以的。可是用不了一年时间，你就可以完成课程了。”
最终，我在“盖特利宇宙”度过了12年。在盖特利夫人的客厅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钢琴演奏技术。通过观察一些比我大的学生演奏我认为自己无法演奏的歌曲，我也学会了如何演奏它们。因为跟随盖特利夫人学习了很多年，所以比起其他老师，她给出的建议见解更深刻，也更有权威，比如她曾经告诉我：“你在生活中走得有点快，如果慢下来，你可能会感觉更好。”通过这些年的音乐会，盖特利夫人认识了我的父亲。当他去世时，盖特利夫人参加了葬礼，这对我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从一个在第一次上课时就让你学习演奏《一千英里》、你第一次感到厌烦时就让你放弃的老师那里，你不可能获得这些。
我列出了像盖特利夫人和巴鲁先生这样的人，以及像多萝西·戴、弗雷德·罗杰斯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偶像，并不是随意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反主流的文化，一种承诺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意义深远，都把精力投入某一桩事物上——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群、某项事业或某项技能，以及某个机构或某个人。
我之所以用“反主流文化”这个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当今影响我们行为的主流文化。在当今主流文化的推动下，我们更加推崇那些通用性的抽象技能，而不是那些只能帮助你把一件事做好的专项技能。这种文化告诉我们不要对任何事物投入太多感情，最好的状态是保持距离，以防它们被出清、买断、萎缩，或变得“更有效率”。它还告诉我们对任何事都不要过于坚持，并且如果别人轻易放弃了什么，也不要觉得吃惊。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告诉我们要对新的选择保持开放。
我在本章中谈到的这些人，都是逆行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他们是公民——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
他们是爱国者——他们热爱他们生活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乡邻。
他们是建设者——他们长期奋斗，将理想变成了现实。
他们是大管家——他们监督政府机构，关爱社区。
他们是匠人——他们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
他们还是陪伴者——他们会在其他人身上花时间。
他们会与某一件事建立关系。通过在这一件事上长期努力，通过关上门，放弃其他选择，展现他们对这一件事的热爱。
当好莱坞电影讲述关于勇气的故事时，常会采用“勇士屠龙”的模式：有一个坏人，还有一位勇敢的骑士在一个危急时刻，下定决心，只身犯险，去为人民争取胜利。他们可能是站在敌军坦克前的战士、向山顶发起冲锋的军队，也可能是在恰当时间发表了完美讲话的政治候选人。
但那些长期英雄让我认识到，世界上不只有“屠龙勇士”一种英雄。这种英雄主义甚至不是我们最应该去效仿的，因为大部分人一生中并没有机会去面对一个戏剧化的危急时刻（至少不会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危急时刻）。我们中大多数人只需要应对日常生活：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早晨，决定开始做一件新的事还是继续做之前的事。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一个又一个需要勇气去面对的重大时刻，而是一系列平凡而微小的瞬间，等待我们自己去赋予其意义。
这些体现了反主流的承诺文化的长期英雄，通过一天天一年年的持续努力，让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拦在他们前行之路上的恶龙，是那些影响他们长期投入的日常性的无聊、烦扰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的重大时刻，他们不是挥舞着宝剑在战斗，而是挥舞着锄头在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