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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能力熔化旧有的东西却不能凝结出新的东西，这一窘境的结果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创造“流动的现代性”一词时所提及的状态。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由熔化传统“固体”的过程定义的。旧的归属感、不相干的义务、继承来的遗产、家族的枷锁等所有“伦理义务织成的网”都被熔化了。
但鲍曼指出，熔化这些传统的目的是用其他东西取代它们。熔化是前提。我们用宪法、民族国家、官僚机构、公司、军队、工厂和重型机械取代了传统的社区。一切都很大：要成为一家强大的公司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巨大的工厂；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意味着要拥有强大的军队；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城市就意味着要有大桥和火车站。个人可以通过加入这些基业长青的大型企业找到出路。这些机构的存续时间也很长，如果你在年轻时加入一家企业，那么你可能能在这家企业干到退休。
但鲍曼还指出，情况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熔化本身成了目的。不变的只有变化，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现在盈利最高的不是工厂老板，而是控制了灵活的信息、能源和金融网络的人。过去，影响力来自持久性，那些庞大、稳固、持续经营的企业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但如今，在这种新的“流动的现代性”中，影响力来自灵活性——一种能从容应对所有变化并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今天的目标不再是通过投资保证对未来的控制，而是摆脱现有的牵绊，以保证未来的转型。企业在开展建设项目时会使用一系列短期合同，而不是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鲍曼写道，“人们不再会为了一杯柠檬汁去种下一棵树”，他们只会去买一个柠檬，如此而已。
在这种新形式的现代性中，一切事物（包括人和建筑）都变得像希腊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任何面貌出现。因此，流动的现代性的核心隐喻是：流动意味着无法保持自己的形状。这就是当你被卡在解放和全情投入之间时的状况：你已经熔化了，但无法找到再次凝结的方法。
流动的现代性充斥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工作方式、约会方式、消费方式、行动方式以及作为公民的行为方式，都被这种大解放改变了。
据统计，2019年跳槽的职场人士中，非千禧一代与千禧一代的比例是1:3。德勤（Deloitte，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最近研究发现，2/5的千禧一代希望在两年内离职。这种趋势与年龄无关，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里，大学生毕业后前5年经历的工作岗位的平均数量从1986年至1990年的1.6个增加到2006年至2010年的2.85个。
有些人是自愿跳槽的，但大多数人是因为大规模裁员和劳动力零工化不得已而为之。据估计，在当前“不稳定的经济状态”下，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分包商和灵活就业者［比如优步（uber，打车APP）司机或任务兔子（Task Rabbits，用于任务发布和认领的平台）］的数量高达约5500万人。即使这些人中有许多想要长期从事某一项工作，经济结构也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
人际关系也愈加松散。1962年，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5已婚。50年后，这一比例已降至1/5。但千禧一代并没有选择滥交而不要婚姻。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千禧一代在青年阶段的性伴侣比“婴儿潮一代”或“X一代”青年时代的性伴侣数量要少。年轻人可能会推迟结婚，部分原因是与他们的父母那一代相比，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因此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可选择的伴侣。因为总是期待下一个也许更好，这让我们犹豫不决，无法做出选择。Tinder等约会应用软件已经把最大限度发现潜在伴侣发展成了一门科学，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播客主持人PJ.沃格特（PJ Vogt）曾经说过“最难的部分是看到了所有人，而且每个都不错”。
离婚和家庭破裂给很多年轻人留下了心理创伤，他们希望能够保证自己不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俱乐部、教堂和工作社区，这些让人有机会抛开外在条件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地点，即可以被称之依恋实体的地方也在减少。当然，最重要的是，不断蔓延的经济不安全感让人们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人已经接受了所谓的共享经济，从汽车到自行车、从衣服到甚至是家庭烹饪的饭菜，越来越多的商品被重新包装起来。我的生活方式也从拥有或制作一样东西，变成租赁服务或购买预先包装好的东西。但“共享经济”并不是这种经济形式的准确名称，因为共享经济意味着必须有一种共享的文化和成员间感觉对彼此负有责任的社群。研究人员吉安娜·M.埃克哈特（Giana M. Eckhardt）和弗洛莱·巴迪（Fleura Bardhi）给它起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准入经济。这是一种一个人无须承诺任何事情，（如果足够富有的话）就可以获得一切的经济形式。你可以预定公用办公空间，而不是投资办公空间；你可以在声田（Spotify）上收听单首的歌曲，而无须购买完整的专辑；你可以通过快递买到送货上门的食谱和食材，而不需要自己计划膳食和出门采购。
最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有启示作用。在历史上，做饭和吃饭一直是最能体现身份、个性和群体属性的活动。我们如何购物、腌制食材、烹饪、装盘、上桌、享用、回收，以及如何种植食物，一直是我们个人自豪感的来源。但近年来，我们经历了一场变革。预订餐包的广告随处可见。不仅快速休闲连锁店正在蓬勃发展，“幽灵餐馆”（只提供送餐服务的餐馆）也在美国各地快速涌现。根据食品营销研究所（Food Marketing Institute）的最新调查，美国成年人几乎一半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用餐。
由于职业不稳定、房租飞涨和房价越来越贵，许多年轻人不得不不停地搬家。从一个社区到另一社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让我们感觉与所居住社区之间的联系变少了。2/3的年轻人感觉自己与社区没有关系，1/2的人说自己没有时间参与本地的活动。我们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更不信任我们的邻居：在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曾经做过十项“邻里友好行为”（比如对邻居微笑、记住邻居的名字、到邻居家拜访等）时，这一代人的得分比长辈们低得多。
这一切的结果是孤独。3/10的年轻人经常感到孤独，1/5的人称自己根本没有朋友。友谊以及培养和维持友谊，当然需要承诺。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们对美国所有机构的信心都在下降。调查发现，我们对政府、总统和国会的信任度比以前更低了。我们不相信媒体；我们不信任医疗、法律和教育系统；我们也不太信任宗教和企业。一半美国人认为“整个体系”辜负了他们。这一调查面向的是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如果我们只调查年轻人，这些数字将会更低。只有不到3/10的年轻人对银行、司法系统、高科技企业、市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和新闻媒体“非常有信心”。
因此，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与大型机构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要弱得多。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3的人信教，而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只有四成信教。在“对宇宙的好奇感”或“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上，这几代人的回答保持了相近的水平，但年轻一代中“信教但不虔诚”的人数几乎是上一代人的两倍。而大约一半的美国年轻人把自己描述为政治独立人士，但相当一部分自称政治独立的人总是投票给一个政党。这表明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真正的独立人士，而只是讨厌被贴上一个标签。
我还可以继续举例，但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之间的纽带已经松开，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减弱，“保持开放选择”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鲍曼说得很对：在这个流动的世界里，我们是流动的人。身处在解放与全情投入之间，我们既庆幸自己没有被困住，但又渴望在纷乱的洪流中更加坚定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