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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户外技能，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参加了一次为期30天的徒步旅行。在这段艰苦的徒步旅行中，他们经常要冒着冰冷的雨水翻越丛林覆盖的山丘。旅行进行到一半时，一名参与者因为膝盖疼痛离开了团队。不得不中断旅行让她在一开始感到很失望，但能把时间花在团队里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上也让她感觉很兴奋，比如蹦极、洗热水澡、吃比野营炉烹饪的食物更美味的东西等。几天后，她伤愈归队，向队友们分享了她独自冒险的照片，我的朋友则向她讲述了团队在旅途中最艰难的经历，此时可以明显看出她更渴望当时和大家在一起。和团队一起徒步30天的特别经历，是一个人蹦极多少次也无法相比的。
无限浏览模式是有代价的：当我们把时间花在疯狂地寻找新的体验时，我们就错过了只有长时间坚持才能获得的更深层的体验。
脸谱网曾经发布过一个广告，广告的开头是一个年轻人和她的祖母坐在一起吃饭。祖母一直在说一些无聊的事情，所以孙女自顾自低头看着手机。当她滑动屏幕时，一个鼓手、一名芭蕾舞者和一群打雪仗的人从手机里跳了出来。广告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有了脸谱网，你就不再是只和家人待在一个房间里了，你的手机是一个随时可用的逃生出口。
当我们谈论FOMO时，所谓的害怕错过，常常指的是错过一些新奇的体验，比如蹦极。手机为获得这些体验提供了捷径，当你不得不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时，你至少可以通过手机间接享受更美好的东西。但是广告中的孙女真正错过的可能是她祖母的无聊故事，也可能是如果她能与祖母专心交流，本可以与祖母建立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我们的祖父母只能在这世上活一次，我们应该担心错过的是什么呢？
做出承诺，我们可能会错过最新的新鲜事物。但如果不做出承诺，我们肯定会错过那种只有长达10年（甚至是10分钟！）的全身心投入才能体验到的深深的快乐。持续的参与是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即区分什么是重要的和什么是不重要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培养提高注意力的技能会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儿童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专注力。”教育家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写道。威廉·詹姆斯称，“一遍又一遍地，自动地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技能是“判断力、毅力和决心的基础”。
深刻通常会胜过新奇。这个原则甚至还有一个名字——林迪效应。它的名字源于纽约一家长盛不衰的熟食店。林迪效应认为，一个理念或实践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在未来继续存在的时间就越长。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指尖陀螺是2017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但相比之下跳绳更有可能在100年后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相比今年新上映的大片，我们现在还在看的经典老电影更有可能在50年后仍有人看。如果某样东西已经持续存在了很久，那么它（至少在平均水平上）在未来会比那些尚未自我证明的东西存在得更久。
至少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来说，持久性可以用来粗略地测量深度。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多年后是否还记得某件事来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所有这些多年来你偶尔读到的网络帖子会像雪花一样消失，但在某一个夏天，你下定决心研究“武士”这个课题并阅读了所有你能读到的与之相关的资料，这些知识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中；你浏览过很多视频，但它们在你的记忆里都是模糊的，而一部让你坐下来看了两个小时的深刻的纪录片，你在数年之后仍然能够回忆起来。
新鲜感是肤浅的，我的这些观察不过是老生常谈。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发出警告，肤浅的现代生活中潜藏着危险。不幸的是，大多数末日预言者长于诊断，却拙于治疗。
但近几十年来，有一场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回归深刻的可能路径。
这一切都要从一家在1986年引起巨大争议的意大利麦当劳说起。当这家汉堡连锁店在罗马最著名的广场之一（西班牙广场）开业时，整个意大利一片哗然。数千人集会抗议，因为意大利人认为麦当劳是肤浅的消费主义的象征，这家店铺是对历史中心的亵渎。意大利记者卡罗·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是该连锁店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标语和愤怒的口号不足以深刻传达抗议信息。于是，他来到广场，向人群分发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是意大利深厚烹饪传统的象征。佩特里尼和他的同伴们手拿意大利面，喊着：“我们不要快餐。我们想吃慢食！”
这一天，国际慢食运动诞生了。它以蜗牛为标志，发布了一份极好的“慢食宣言”。宣言表示，要反对“破坏我们的风俗习惯，甚至影响了家庭的‘快节奏生活’”。该运动号召支持者“重新发现当地美食的丰富品种和多样滋味”，通过“培养品味”了解“真正的文化”，享受“缓慢而持久的快乐”。
从此，慢食运动发展到了世界各地。这一运动的出现恰逢其时，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当下席卷全球的重数量而不重质量、重场面而不重深度、重抽象和通用而不重具体和特色、重快而不重慢的力量是有弊端的。这一运动远不止与食物有关：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特质，与当下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完全不同。
30年后，“慢生活”运动已经蔓延到其他几十个领域。建筑师约翰·布朗（John Brown）提出了“慢屋”——城市郊区廉价而随意扩张的居住方式的解决方案；心理学家大卫·特雷赛默（David Tresemer）提出了“慢咨询”——对“一刀切”疗法的解决方案；苏珊·克拉克（Susan Clark）和沃登·蒂奇奥特（Woden Teachout）提出了“慢民主”——一种与有线电视新闻辩论节目和总统竞选广告等哗众取宠的大众政治形式完全不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地方性政治形式。甚至还出现了“慢游戏”运动——呼吁电子游戏更人性化、更个人化、更引人思考。
速度和肤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齐格蒙特·鲍曼喜欢引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言：“当我们在薄冰上滑行时，安全的基础是速度。”当我们的日常活动十分肤浅，并且没有东西作为支撑时，我们最好是快速地从一个新事物转移到另一个新事物，防止自己注意到自己的肤浅。因为，如果我们像“慢生活”运动号召的那样强迫自己慢下来，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它。这种面对是令人恐惧的。但当我们克服了这种恐惧，我们就能重新开始去发现深刻。
我们想要浏览的灵活性、真实感和新鲜感，但我们不想要伴随而来的失能、失范和肤浅。我们喜欢有无限的选择，但我们也会爱上某一家餐厅。我们想要从不适合自己的承诺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也想要“战争的道德等价物”。我们希望“新鲜感机器”每天与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们也希望与老朋友慢慢吃饭、深入交流。
亚里士多德教导人们说，建立美德是对极端进行平衡的艺术。勇气是在懦弱和鲁莽之间取得的平衡；机智是在无聊和滑稽之间取得的平衡；友谊是在争强好胜和阿谀奉承之间取得的平衡。我们都想知道什么是恰当的平衡，但是到哪里去寻找“不失能的灵活性”“不失范的真实感”和“不肤浅的新鲜感”呢？
这可以部分解释“反主流的承诺文化”为何如此吸引人。长期英雄们似乎取得了恰当的平衡，他们似乎找到了另一种方法——不是锁着的房间，也不是走廊，而是自由选定的房间。通过先适应一段时间，这些一心一意的人找到了解决困扰着我们的焦虑情绪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