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

无限浏览模式也会导致孤立——与任何事物都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期待的萎靡状态。离开那些迫使你成为另一个人的关系、角色，甚至整个社群，会让你感到一种解脱。但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后，会渴望加入另一个社群。换句话说，被困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是压抑的，但住在走廊里同样如此。

19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开始研究自杀的原因。他的研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第一个研究项目。从来没有人用现代的数据收集和观察方法如此细致地研究过一个社会现象。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涂尔干与后来他的无数效仿者一样，试图用一个相当狭窄的课题以小见大地研究社会组织方式。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人们自杀的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之间有关联，还是只是随机的？涂尔干首先收集了很多证据，比如不同人口群体、历史时期和地点的自杀率，然后列出了一个数据图谱，从中梳理出存在于随机性中的模式。涂尔干列出的数据图谱的一端是高度群体化和规范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你会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你也会被要求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同时所有人都在其他人的监视之下。这种文化既有好的一面（比如，在你生病时有人照料），也有不好的一面（在你违背文化规范时会受到惩戒）。在图谱的另外一端，是一种群体化和规范化程度都很低的文化。身处这种文化中，你不大会感觉到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也没有人监视你。这种文化同样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好的一面是没有人关心你。

涂尔干发现，自杀类型取决于人们与这些不同类型文化的关系。 当你作为一个个体与你的文化期望捆绑得太紧时，就会出现一连串的自杀事件。你可以在自杀身亡的人身上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所属的文化约束得太严，或者被所属的文化束缚得太紧了。用涂尔干的话说，这些人自杀是因为“未来被无情地封锁，激情被压迫性的规范粗暴地扼杀”。例如，绝望的囚犯、压抑的家庭成员或社群中不愿循规蹈矩的成员。

但在图谱的另一端，涂尔干发现了脱离社区和文化期望引起的另一系列自杀事件。他解释说，有些人会因此感到绝望，因为他们知道外面有一个社群，他们本应属于那里，但他们无法走近它。另一些人感到绝望，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适合自己的社群，随之而来的是缺乏关于追求什么、如何行动、信仰什么、满足什么以及如何安排一个人的生活的指导。这种绝望，是对无意义、冷漠和虚无的绝望。

涂尔干将这种自杀称为“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将其行为背后的情感称为“失范”。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nomos是希腊语“法规”的意思，而失范是指一个人没有标准或规定来组织自己生活的感觉。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一个人很难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涂尔干写道：“不考虑外部的控制力量，我们的感觉能力本身是一个永不满足的无底深渊。但如果不对这种能力加以限制，它只会成为折磨自己的根源。”失范不是输掉比赛的绝望，而是没有记分牌的绝望；不是在旅途中迷路的绝望，而是因为没有值得奔赴的目的地而产生的绝望。

当然，这是在用学术的方式解释失范。同样的观点事实上有另一种方式表达：你可能太过冷静。作家阿拉娜·玛西（Alana Massey）在她的热门文章《对抗冷静》（“Against Chill”）中，描述了拥有那种只想永远“出去玩”的男友的痛苦，他们会因为女友不想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而夸赞她。玛西写道，保持冷静的想法“现在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感情生活，迫使我们当中那些想要交流感情和彼此负责的人不得不与那些和我们约会的人比比谁更能‘不动真感情’”。

玛西对冷静的负面影响的描述完美阐释了21世纪失范的痛苦。在恋爱关系上太久“无动于衷”是不快乐的原因。玛西打趣说，挂上标签不是戴上手铐，而是人们“在火灾中找到出口，以及确保他们在蛋糕中添加的是香草精而不是砒霜”的方法。冷静的反面不是压抑，而是热情。玛西总结说，我们需要一点热情，才能“做出一些像坠入爱河这样非常不冷静的事情”。

玛西的文章是关于情感的，但这一点也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部分。也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人对一项任务、一个项目、一个社区或一份工作过于冷静。我思考了我与室友相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情况。大多数时候你都需要你的室友保持冷静。但偶尔，当你把脏盘子扔在水槽里不洗的时候，让对你大喊大叫的室友保持冷静可能吗？当你的厨房里满是蚂蚁时，不遵守纪律就没那么有趣了。

失范真正的解药是真实的社群。我们需要和我们思想共通的人，我们需要自己喜爱和在乎的人以及喜爱和在乎我们的人。当我们缺乏真实的社群时，尤其是如果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社群时，我们会感觉到它的缺失。

在《部落：论回家与归属》（Tribe： On Homecoming and Belonging）一书中，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描述了返乡士兵从战场返回家乡后的迷失感——在战场上，他们是受使命驱动的社群的一部分，而家乡却是一个“做自己的事”的社会，在那里他们被期望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做孤立的“小人物和消费者”。在荣格尔与一名退伍军人交流时，后者形容自己服役期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身处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互相帮助”的群体。这里没有竞争，只有一个为同一任务而奋斗的15人小队。

荣格尔写道，当士兵无法适应平民生活时，我们会用医学手段、个性化治疗方法和药物解决他们的问题，却没有人关注问题下面潜在的文化脱节问题。一个士兵的病症可能会得到正式的心理诊断，但导致他们生病的可能是标准的缺失，这是被剥夺了对社群的承诺所带来的痛苦。退伍军人并不是唯一一个会面对这种感受的群体。如今，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有意义的社群。当今美国最流行的观点之一，也是在任何政治演讲中一定能引起听众深刻共鸣、得到喝彩的观点，就是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伸出手来，去了解我们的邻居，形成更加团结的社区。

但失范不仅仅与缺少恰当的社群有关，也与缺乏规范有关——缺乏文化规范、道德引导和行事原则。我们渴望的不仅仅是朋友，也渴望成为受使命驱动的社群里身负责任的一员。光有温暖的感觉是不够的，我们还希望能满足期望、实现抱负、赢得荣誉。

有一个与直觉相反的现象，那些对成员要求更多的组织，即赋予成员更大责任而不是仅仅满足他们愿望的组织，反而能够蓬勃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宣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做什么都行，这些不是问题”的组织比那些宣传“我们需要你，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你工作，我们都依赖你”的组织招募到的志愿者少；这就是学校里那些对学生期望最高、最执着的老师和教练往往拥有最忠实的追随者的原因。人们渴望被赋予责任，因为责任能赋予我们意义。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06年的演讲《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詹姆斯是在内战期间成年的那一代美国人，他们的整个生活、职业生涯和心态都笼罩在国家对那个时期的记忆里。他在演讲开始时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假如战争从未发生过，但这段历史与内战取得了相同的结果，即联邦胜利、奴隶制废除等，那么与他同龄的人们，是否愿意用内战的经历交换这段虚构的历史。

这一问题的答案引出了演讲的核心谜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种交易。詹姆斯说：“那些先辈、那些奋斗、那些在战争中产生的记忆和传说是一笔神圣的精神财富，比所有的流血牺牲都更有价值。”当然，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再来一次内战时，“没有一个人会投票支持这个提议”。这就是谜题所在：没有人想要战争，然而当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不得不奋起反抗时，它给了我们一种宝贵的集体体验。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詹姆斯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开发出“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这种等价物是一种集体项目，既要保留军事行动积极的一面，如激发人的斗志、活力、忠诚和勇气等，又要避免分裂、残忍和流血等消极特征。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致力于“有建设性的项目”［詹姆斯的建议有（在他所在的年代）“货运火车、12月的捕鱼船队……修路和挖隧道……”］并把这些工作视为英勇的集体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收获“一颗赤子之心”，有“更富同情心和更清醒的思想”，以及“更踏实、更自豪”。

这是詹姆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提出的公民浪漫主义观点，当我们看到它曾被用于比12月捕鱼更黑暗的目的时发生了什么，当然会觉得它在20世纪末会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一观点的核心要义是正确的：我们内心深处渴望一个真实的社群，它让身处其中的我们获得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LEgxEFIGLE5znGmLNH0vWZqh5EYutiYGG3WFH1nmyl/h6skh5w8p4UpnzEn2GZ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