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塑造孩子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的根基：父母的语言

“我相信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天赋。”

——玛亚·安杰洛 ¹ （Maya Angelou）

虽然数十年来我都在离大脑如此之近的地方做手术，但人脑的复杂性和能力还是经常让我感到惊叹不已、目瞪口呆。几年前，我的导师和同事苏珊·莱文（Susan Levine）的一篇论文就让我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苏珊是一位语言发展和认知发展专家，她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位青春期少女，苏珊和其他研究人员代称其名为C1，而我叫她夏洛特。 ²

夏洛特出生时患有一种称为单侧积水型无脑畸形（hemi-hydranencephaly）的罕见疾病，更简单地说，她只有半个大脑。在出生前，她左脑的血液供应可能就已被切断，导致大脑无法正常生长和发育。尽管她脑部最基本和最古老的结构（负责呼吸和运动功能等非自主行为的结构）完好无损，左脑却并未发育，相反，左脑生长的空间里充满了脑脊液，所以在她的脑部扫描中，这部分空间是个巨大的黑点。夏洛特脑部缺失的区域是通常负责逻辑、语言和推理功能的区域，可想而知，对这种情况的预后显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想象一下，如果医生告诉你，你漂亮的新生儿只有半个大脑，你的感想会如何。取代你对她未来所有希望和梦想的将是震惊、悲伤和种种不确定性。你可能会想，即便女儿能活下来，她也会有严重的发育迟缓，在出生之前，她能独立生活和在世界上茁壮成长的可能性就已经被摧毁了。

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在夏洛特身上发生。

在夏洛特14个月大的时候，苏珊和同事们就开始跟随关注她，我读的那篇论文描述了夏洛特前14年的生活（她现在大了好几岁）。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身体右侧的运动肌仍有一些轻微的无力症状。但除此之外，她似乎不受影响。她从高中毕业，准备上大学。

这怎么可能呢？

答案就藏在问题所在的地方——夏洛特的大脑里。在我解释之前，让我们想想任何孩子大脑的奇迹，而不仅仅是夏洛特的。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说，人脑只有3磅 重，但这3磅重的东西“远比一颗星星要复杂得多”。 ³ 大脑的凹凸褶皱很脆弱，其坚硬度与一盒软黄油不相上下，但里面却是一个复杂而活跃的世界。大脑是人类思考、学习、获得成就的指挥中心。大脑控制着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帮我们学习说话、理解语言。大脑帮我们认识到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信仰和情感，让我们能感受到各种情感，如焦虑、安心、兴奋或沮丧。大脑控制着我们静坐或延迟满足的能力。因为大脑，我们能阅读、写书、算数、做乘法和计算微分方程、理解历史的相关性。大脑让我们好奇星星有多远，探究狗和海豚的行为以及癌症的源头是什么，甚至发问大脑本身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它引导我们通过计划、实验来寻找答案。

孩子一出生，摆在眼前的就是那张长长的能力清单，上面的所有技能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始培养了，这样，全新的大脑才能得以开发。我记得，在我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他们那张皱巴巴的小脸蛋，想着他们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惊叹新生儿有能力和潜力长大成独特的人，但潜力这个东西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虽然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基因奠定了孩子潜力的一部分主线，但这只是人生故事的一个模棱两可的底稿。这本书也有很多关于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内容，也就是大脑随人的经验而变化的惊人能力。

大脑能够随着与外界的互动而改变，而且大脑最大的把戏就是它能根据这些经历重建自身并适应环境，这个能力在给孩子的成长提供了难以想象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正如大脑的某些区域能变得更强健（比如夏洛特就是这样），这些区域也能变得更脆弱。每个新生儿的大脑都包含了数十亿个神经元，但这些神经元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流。然而，年幼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会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和几年中激增，更重要的是，脑细胞之间形成的新连接也会在这段时间激增，估计每秒就能形成100万条新的连接。 ⁴ 所以，婴儿每一次新的体验都是成长的导向，这些经历包括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摸到的、尝到的和闻到的东西，还有大人给的每一次爱抚和依偎、他们唱的摇篮曲或给的指令。你大可把这些经验看作大脑用这些信息来微调自身或修改新生儿的人生底稿。每一条信息都会引起电脉冲从一个神经元传播到下一个神经元，跳过细胞突触这个间隙。当一系列的神经元有规律地交流时，就会形成神经发展的常规，就像自信且训练有素的舞伴，可以一起投入到轻松的音乐节奏中，无须多思考下一个舞步就知道要怎么跳一样，所以，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信号（也就是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高效顺畅。一句格言很好地总结了这个过程：“一起激发的神经元就会连在一起。”

细胞形成连接时，会在大脑的各个部分建起连接神经元的回路，这些回路是孩子发展各项技能的基石，孩子掌握的新技能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回路的发展。最开始形成的是处理感觉的基础回路。比如，随着婴儿越来越会识别面孔，尤其是像父母这样重要的面孔，位于大脑后部枕叶的视觉皮层就会形成连接，然后，更复杂的回路也能在此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

由于我是一名人工耳蜗外科医生，那我就用听力来解释一下基本和复杂的回路之间的连接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听力正常的新生儿能听到周围充斥着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流，在婴儿长到一岁前，他们主要做的事就是理解声音流、辨别声音模式和识别重复的声音。如果爱和孩子玩的妈妈丽兹，一次又一次地对小杰克说“躲猫猫，小杰克！我看见你啦”，小杰克很快就会听识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会把“躲猫猫”这个词与玩耍联系在一起。因为聆听能加强大脑控制听力的听觉皮层的回路，所以，当杰克最终学会说话时，他大脑中位于耳朵上方颞叶的语言区域，在已铺好路的听觉回路上，随着脑神经元的一系列如释放烟火般的放电活动与其连接，同时也会连接运动区域，这样小杰克就能照着他一直听到的这些声音，自己也发出同样的声音。有一天，当妈妈指着一只在公园里追着棍子跑的金毛猎犬说：“看到那只小狗了吗？”杰克会叫道：“小狗！”这看起来似乎很突然，但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再后来，当杰克开始解读书上的符号时（比如“字母D代表狗”），大脑就会在他已掌握的语言、听觉和视觉能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阅读的回路。幼教能促进的就是这些新的神经元的产生和神经连接的过程。

然而，在孩子长到3岁左右时，他们的脑神经活动的重要转变会加快，这就是为什么生命的头三年如此重要。随着脑细胞数量激增，尤其是随着脑细胞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接下来那些没有用的神经连接就会在修剪过程中逐渐彻底消失，没用过的神经纤维会枯萎，然后被重新吸收到脑组织中。 ⁵ 修剪神经连接听起来刺耳，但它其实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使大脑保持高效，让孩子在重要的事情上集中注意力，让本可能混乱棘手的处境变得井井有条。任何见过2岁小孩在自己的生日聚会上大声哭闹的人（是的，阿舍尔，我说的就是你）都知道，年幼的大脑需要外界的帮助来变得有秩序，这样孩子才能学会如何保持冷静。所以，通过修剪神经连接这个过程，留下了孩子常用到的脑回路，这些脑回路之后会成为坚固可靠的大脑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反复强调哪些脑神经连接是有用的，哪些是值得保留的。

实际上，修剪神经连接的前提是孩子的大脑有大量可用的神经连接。因为如果刚开始重要的神经连接就没有形成，那么它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大脑最终回路的一部分。如果外界输入信息太少的话，正在发育的大脑就无法得到足够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出生在不太活跃的语言环境中，他们就不会和其他孩子有同样扎实的发展基础。据我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一些耳聋患者即便在植入人工耳蜗后，也没有发展出强大的语言技能的关键。 ⁶

孩子在出生头几年会经历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大的神经连接的增长和修剪过程，这段时间也是奠定孩子学习和发展基础的黄金时段。超过85%的大脑总体积是在孩子出生的头1000天中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孩子的早年经历如此重要的原因。 ⁷ 何况早期经历对孩子有长远的影响。科学家已证明了坚固的大脑结构能让孩子有更强的读写能力、推理能力和其他技能，这使孩子能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他们的高中辍学概率也会降低。幼儿发展除了会影响孩子终身的身心健康之外，对轻微肥胖、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疾病也有影响。 ⁸ 甚至如果孩子在小时候能接受到高质量的幼教和保育服务，他们成人后的犯罪率会降低，收入也会增加。 ⁹ 所以在建立大脑回路伊始，我们就应该好好帮孩子培养强健的大脑回路，避免后期的修复。这是因为建立大脑回路就像在扎实的地基上造房子一样，刚开始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很重要的，这样才可以确保建在上面的东西结实、不会摇晃。

像夏洛特这样有脑结构受损的婴儿怎么办呢？让人惊叹的是，对于出生时就有大脑缺陷的婴儿来说，神经可塑性有助于重整大脑健康完整的部分、改善松弛的神经元。所以说，夏洛特仅有的那一半大脑需要扛起失去的那一半大脑的职责！她十几岁时的脑部扫描显示，她剩下的右脑中决定脑细胞之间交流效率的白质连接比同龄的典型儿童要强得多， ¹⁰ 因为通常左脑会承接的任务分派给了右脑，所以她受损的大脑得到了弥补，这就是夏洛特仅靠右脑就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的原因。她周围的每个人对此都很惊讶。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部分。

研究人员把夏洛特的认知功能和对照组中典型发育的孩子进行对比时发现，在大多数认知领域，她都与同龄人保持同步，但在某些领域她甚至超过了他们！当然，取得这样的成就需要时间。夏洛特小时候的表达和会意（会话和理解）能力的发展就相当迟缓，但她三岁起就开始读书并解读文字。到了中学，虽然她的词汇量和阅读理解能力低于平均水平，但她的大部分语言能力在典型范围内，其中一些语言能力，例如她的解读和推理能力还高于平均水平。脑损伤让她付出了代价，但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这个逆境，她表现得如此出色。

优化大脑神经可塑性不仅仅是释放患有先天脑损伤的孩子潜力的关键，也是释放所有孩子潜力的关键。优化大脑神经可塑性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个关键要素是时机。夏洛特的脑损伤在她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存在了。我们已经知道，因为神经可塑性这个惊人的能力，在人的一生，大脑都可以通过形成新的神经元连接来重组自身，而且这个能力在孩子3岁前达到高峰。当然，当年龄较大的孩子和成人发生重大脑损伤时，他们大脑的调整和适应能力会大大降低，结果也会截然不同。 ¹¹ 如果夏洛特的脑损伤发生在她十几岁甚至她成年时，她或许已经去世了，没有的话，她也肯定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因为脑损伤是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大脑的回路有足够的时间重新安排发展路线，多利用右脑的部分区域，而不是左脑。

夏洛特能取得这番成就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她出生第一天就融入的成长环境。她的经历生动地阐释了当孩子出生在一个支持其潜力发展的环境中，即使先天条件不利，孩子也能取得成功。夏洛特的父母在她10个月的时候才知晓她的病情，我猜想，他们在这之前就已经经常跟她对话，去给她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在知晓了夏洛特的病情并了解到早期的语言环境对她克服困难的重要性后，他们就开始积极地帮助她。他们确保给夏洛特创造大量的外界刺激和输入，这包括和她对话、与她互动、给夏洛特温暖的拥抱等，这些对她最终的大脑发育和行为习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夏洛特的家人还找了早教干预专业人员帮忙。夏洛特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开始了物理和职业治疗，2岁左右就开始了语言治疗。这些治疗弥补了父母辅助治疗的不足，夏洛特的大脑得以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完成了重新布局。尽管夏洛特语言起步慢，但她在4岁前基本上已经赶上同龄人了。

夏洛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天生就有半个大脑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故事都像她的一样。如果你去搜索的话，会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人多年来都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形成，他们在世上却也好好地活着，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柳叶刀》（ The Lancet ）2007年的一篇文章写道，一个44岁男子失去了大部分大脑，但还过着正常生活，他的核磁共振成像中的黑色缺口比夏洛特的更大。 ¹²

这样的故事强调了一个深刻的事实：无论好坏，生命前三年的经历对孩子有终生的影响。而这三年能给孩子带来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机会。

夏洛特的故事也强调了另一个让人深感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出生时大脑健全却被社会遗弃在一旁。他们大脑的“缺陷”不是在子宫内发生的，而是在出生后，社会没有给他们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潜能时发生的。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可以目睹婴儿大脑中每秒能形成的那些惊人的神经连接会怎么样。我们是否会更积极主动地在他们身上进行投资？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目睹有数百万婴儿脑子里没有形成这些神经连接，在知道其后果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更有动力和热情，更早采取有目的性的行动？作为整个社会，我们是否会更愿意去投资？

孩子的脑神经变化不如身体变化那么明显，不像他们今天还依偎在你腿上，明天就长太大，抱着连楼梯都上不了。大脑隐藏在头骨中，它的生长发育在这个黑匣子中悄然发生。我们可以观察到孩子的肌肉变强壮、长个儿，但是我们无法目睹大脑连接是否变强。但这并不代表这些连接没有发生。当孩子说第一个词，或者突然能说3个词的一句话，然后5个词的一句话，或者认识字母B，这些时刻正是因为他们大脑中非凡的脑连接巩固强壮才得以发生的。如果我们不支持这样的成长，也不给孩子们成长所需的资源，那就是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无形的流行病

大脑并不知道孩子出生在收入水平或社区如何的家庭，大脑这个拳头大小、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就这么出现了。但常常，收入或社区最终会对大脑的构建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孩子的人生轨迹。在所有可能影响大脑发育的因素中，贫困是最有害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当我刚开始了解孩子发育的差异时，并不知道自己身处现代流行病的边缘，这个流行病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就存在了。在美国，孩子出生在贫困家庭或接近贫困的家庭，也就是生活水平在贫困线200%或以下的家庭的可能性为40%，而这一比例在有色人种的孩子中超过50%。 ¹³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孩子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两倍多，全球有10亿儿童生活贫困（比如缺乏教育机会、住房、健康、营养、卫生设施和水）。 ¹⁴ 研究健康差异的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出身贫寒不仅与终身贫困有关联，还会导致大量不健康的后果，例如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滥用药物和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会更大，总体寿命也会更短。 ¹⁵ 体弱的小婴儿营养不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贫困不一样，它对大脑的影响潜移默化，这个影响藏在可爱婴儿胖乎乎的脸颊和柔软的皮肤背后，其后果许多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从广义上讲，我们其实早就知道逆境，尤其是早年逆境会对孩子的发展不利。但直到大约15年前，一些神经科学家才开始认真地探索众所周知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效应会如何改变大脑。其中一位科学家叫金伯莉·诺布尔（Kimberly Noble），和我一样，是一名儿科医生。和我一样，她作为一名研究型科学家走出诊所，步入她的患者的世界。我们都相信许多社会弊病的解决方案就在大脑里，而且大脑是每个孩子都能有公平机会的关键。我和金（金伯莉·诺布尔的昵称）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金在一次会议上做自我介绍，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拥抱在一起，感觉我们真的是老朋友！

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度过了本科时光，她本打算成为一名心理学教授，但她曾为一位神经科医生工作，这位医生带她一起去会面患者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从此迷上了医学，所以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决定继续深造，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和神经科学博士双学位。金顺利被录取到著名神经科学家玛莎·法拉（Martha Farah）的实验室读博并进行读博所需的原创型研究，而玛莎也希望能将神经科学应用于现实生活。就这样，玛莎·法拉和金伯莉·诺布尔开始一起工作，她们是首批研究贫困对大脑结构影响的研究人员之一。

她们和其他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虽然孩子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但通常来说，贫困会使大脑产生明显变化，这使孩子本已艰难的道路雪上加霜——贫困会剥夺孩子的前途。 ¹⁶

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现实。

金解释道，“我们的起点差不多是一样的”，虽然每个孩子出生时存在遗传差异，这些差异将决定他们的潜力范围，但没有证据表明婴儿出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出生时的大脑线路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点我们能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脑电图（EGG）等技术来记录和测量影响大脑功能的不同类型的脑电波，这就像窃听大脑的谈话一样。 ¹⁷ 当婴儿出生时，你很难看出出生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婴儿的脑电图读数和出生在华尔街投行家庭婴儿的脑电图读数有什么不同。孩子出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差异在他们长大一些后才会显现在其脑电图读数中，当孩子6～12个月时，脑电图读数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表明孩子出生后的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这些差异中的一些属于结构性差异，与大脑的解剖结构有关，比如大脑的大小和形状。大脑结构就像计算机硬件，它包含处理芯片和必要的电路布局，以便软件可以运行。在一项研究中，金和同事们对1000多名3～20岁的孩子进行了调查，仔细研究了他们大脑结构的详细测量值。大脑皮层是大脑外表面的薄层细胞，金认为大脑皮层“在认知上承担了大部分繁重的工作量”。大脑皮层是立体的，其体积、厚度和表面积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金集中注意力研究大脑皮层表面积，这包括大脑凹凸不平褶皱中的各个角落和缝隙，这些区域会在孩子的童年时期逐渐扩展。皮层面积越大，往往表明孩子的认知能力越强，而且金和同事们发现皮层表面积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有一致性的联系。 ¹⁸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这些大脑功能的差异的存在。我们若是把大脑结构看成计算机硬件，那么大脑功能就是启动计算机并要求它搜索文档或播放视频。测量大脑功能就是评估大脑如何准确完成任何特定的任务，并了解这些任务会涉及大脑的哪些部分、是否有效、大脑是否可以完成任务。贫穷会让许多任务变得更难，研究表明，物质上的困难显然会影响大脑功能的几个部分：语言、执行功能和记忆力，而这些部分对于决定孩子在学校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 ¹⁹

正如我自己的工作所证明的那样，孩子出生后前几年的经历很容易影响到孩子的语言能力。我们知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单词和对话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显著，而较差的语言环境会反过来影响到大脑语言区域中正在建立的回路。这些基于语言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能力。 ²⁰

幼儿时期的经历似乎也会深刻影响到孩子的执行功能和记忆发展，这两个功能都是由大脑对压力非常敏感的同一个区域支持的。太多的贫困儿童都经历过恶性压力，这种压力会影响大脑三个关键部分的形成：对记忆非常重要的海马，情绪的开关杏仁核，对推理、判断和自我调节至关重要的前额叶皮层。 ²¹ 与有限的语言接触一样，对这些重要的大脑区域发育的负面影响（如压力）会导致孩子学习成绩变差。

但是，出生时的贫困是如何导致这些变化的呢？像金这样的科学家就试图找到其中缘由。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方式能代表很多东西，两者其一水平较低，通常意味着这个家庭生活在资源较少、污染较多、综合医保较少以及犯罪率较高的地区，而且父母通常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因此，营养不良、恶性压力、产前健康水平低下、有限的认知刺激等因素都可能是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贫困会不利于年幼大脑的罪魁祸首。 ²²

可悲的是，早在9个月大时，出身贫困的婴儿的认知发展测试分数就低于出身富裕的同龄婴儿。到孩子上幼儿园时，来自贫困家庭孩子的认知分数可能比来自非贫困家庭的同龄人平均要低60%。 ²³ 简单地说，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流行病。孩子的大脑发育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影响是终身的，对从学业成绩到身心健康，再到就业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平均而言，以上这些情况都针对出身贫困的孩子，但也有很多孩子不完全处在所述的框架内。但是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比如许多出身贫困的孩子的大脑皮层表面积较大，许多出身条件较好的孩子大脑皮层表面积却较小。无论在哪个种族内，这些差异都存在。另外，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对出身贫困的孩子的影响尤为严重。孩子越穷，贫困对他们大脑造成的影响就越严重。金的工作中尤其令人瞩目的一点是，所有不利因素中，家庭收入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影响最糟。 ²⁴ 但“婴儿生命第一年”（Baby's First Years Study）这个项目近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研究结果。该项目是金和她的同事们进行的一项雄心勃勃却也十分严谨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参与人员中一些低收入母亲每月能获得津贴来补贴家用，在婴儿满1周岁后，得到补助母亲的孩子表现出了不同的、更快的大脑活动，这种活动与更强的认知技能相关。 ²⁵

令人担忧的是，孩子是美国人口中最贫困的人群。 ²⁶ 在世界各地，孩子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试想一下，有一半的孩子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他们靠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物资勉强度日。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多婴儿和幼童生活在对大脑发展不利的条件下，他们中的每个人一出生获得命运垂青的概率小得可怜。

遗失的爱因斯坦

“才华可以平均分配，但是机会不能。”这句流行语的变体完美地概括了我们所面临的是机会不平等这一问题。 ²⁷ 长久以来，“学业差距”一词一直用来描述出生于富裕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学生之间的学习成绩的差距。但最近，教师和社会科学家已转而使用“机会差距”这个词，因为该词更加准确地描绘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现实。不幸的是，实际上机会差距在绝大多数国家中一直在扩大。 ²⁸ “机会差距”一词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出生的环境决定了他们以后生活中将拥有的机会。很多时候，出生环境是社会设定的条条框框的结果。或者正如一些教育专家所言，机会差距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孩子的问题”。 ²⁹ 在能得到资源和支持的情况下，所有孩子都可以茁壮成长，并发挥他们拥有的任何潜力。

让人担心的还有另外一种差距，这个差距有时被称作“优秀差距”。前文我提到过世上的每个孩子都有遗传差异，这些差异设立了他们的潜力范围。人们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天生能力的差异性与收入无关。“优秀差距”一词描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能力强的孩子在生活中并没能得到平等的机会， ³⁰ 这样的孩子还挺多。杰克·肯特·库克基金会（Jack Kent Cooke Foundation）估计，在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这个阶段，平均每年就有将近350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绩优异。对于这类孩子来说，问题不在于确保他们是否能有达到标准底线的能力，而是确保他们能茁壮成长，并走进才华给他们打开的每扇大门。然而，这350万聪明却贫困的孩子不太可能参加有挑战性的课程、去申请联邦经济援助，甚至也不太可能去申请大学。 ³¹ 许多本应成为我们最有前途和成就的孩子却会因他们的出生环境受阻。我们知道这些孩子的存在，就应该尽我们所能，帮他们在生命的开端一直到求学这一路上取得成功。然而，虽然机会差距一直保持稳定或略有缩小，优秀差距却在一直扩大。 ³² 路上的障碍太多了，当我们失去这些孩子能做出的成就和贡献时，我们可能会失去能改变世界的人力资本。当他们中最聪明的人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其能力时，他就成了所谓的“遗失的爱因斯坦”。

当哈奇姆·哈德曼（Hazim Hardeman）在北费城读高中时，他的成绩是C和D。这其实并不奇怪，毕竟他花在走廊和厕所里赌博的时间比在课堂上还多。校外，他常常待在当地娱乐中心的篮球场打球，他认为打篮球可以给他带来荣耀，或者至少是一个自己可以摆脱困境的出路。童年在政府廉租房中度过的他四处游荡，在大多数二等学校的成绩都不及格（有一个例外值得注意，我稍后会提到）。因此，当我请你大胆猜测哈奇姆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还有医生和畅销书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有什么共同点时，你可能会很惊讶。

在我告诉你答案之前，我想先说说哈奇姆的故事，你可以留意一下他的生活中有些许时刻可能有不同的无法回头的转折。在他成长道路上的很多时刻，哈奇姆差一点成了遗失的爱因斯坦。他的故事，与其用“自力更生”来描述，更多的是一个警示。

哈奇姆的妈妈格温多林（Gwendolyn）对他寄予了美好的希望。1994年哈奇姆出生时，她搬到了费城，决心为他和她的其他3个孩子创造一个稳定、充满爱的家。她小时候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寄养家庭长大，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温暖。但这绝非易事。作为黑人单身母亲，格温多林没有一个大家庭作为后盾。哈奇姆回忆道，尽管他们很穷，但格温多林很骄傲自己“能住在政府廉租房里其中最好的一间”。“虽然我们物资匮乏，但妈妈总是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能得到什么，即便她不能马上做到。”教育尤其如此。格温多林自己艰难辛酸的经历让她知道，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生活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她向孩子们明确表明学校很重要，并一直鼓励他们“保持好奇心，要有批判精神，不要安于现状”。哈奇姆说，在某些方面，他的妈妈将孩子的教育视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

在他年幼时，医生就告诉格温多林，哈奇姆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哈奇姆说：“我总是静不下来。”医生给哈奇姆开了药，此外他还被分配给了一位社工。多动症的诊断可能就是哈奇姆最终会被送进补习班，甚至被学校开除的原因，而这也是所谓的黑人捣乱男孩早在学龄前就开始走的一条老路。 ³³ 据哈奇姆的话，格温多林决定让他转学。（有一次妈妈到哈奇姆的教室，看到有些学生站在课桌上，老师们却无法维持课堂秩序。）一天，格温多林坐公交车去了一个比较远但也比较富裕的社区，她在那里找到了附近最好的学校（提供幼儿园到八年级的教育），冒着很大的入狱风险，用一个假地址在这所学校给哈奇姆和他的弟弟报了名。哈奇姆说，她“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就为了确保我们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最终，哈奇姆和弟弟在这所学校上了三年学。

两兄弟立刻注意到了新旧学校之间明显的差距。他们的旧学校在他们社区附近，学生以黑人为主，而新学校的学生主要是白人和亚洲人。学校的资源也是天差地别，“新学校的资源很丰富，有很多书，老师负担也不过重，还有许多课外活动。”哈奇姆说。他还指出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还丰富了“隐性课程”。在以前的学校，他们感觉自己总是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很聪明，值得拥有这些教育资源，但在这所新学校里，老师们认为孩子们都是聪明的，鼓励孩子们去探索并保持好奇心。哈奇姆看到新同学们的行为表现也与众不同，他们知道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他记得自己也想在这个学校有归属感，想被视为聪明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班上的小丑。

听了他的故事后，我坚信哈奇姆的天赋在他小的时候就显现了出来，这也是我们想要去相信的——当光线恰好照射在粗糙的钻石表面时会使其闪烁，这告诉我们必须培养这个小孩的天赋。但当我这么问他时，哈奇姆却坚信其不然。在这段时间里，他连普通学生都算不上。换句话说，即便在这种更富有前景的环境中，他的潜力仍然没被发掘。他在新学校度过的这段时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向世界展示了什么，而在于这个世界向他展示了什么，在于他见识到了什么是可能的。

后来哈奇姆回到家附近的那所更差的学校上高中，逃课打牌变成了家常便饭，他的很多朋友不是进了监狱就是死了。哈奇姆猜测自己没有闯更大的祸的原因之一是，当他的妈妈回亚特兰大照顾一个亲戚时，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和姐姐住在一起。而他姐姐的房子离他总去的这些地方很远，这样一来他不会经常接触这些朋友。他说，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很侥幸的情况，“我向左转了，而我的朋友们向右转了”。有一次，当他在旧社区闲逛时，警察来找抢劫嫌疑人。当时哈奇姆和朋友在一起，虽然他们与抢劫案无关，但还是逃跑了。哈奇姆没被抓，但朋友被抓了。说到这个朋友，哈奇姆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因触犯刑法被抓，但我知道他比我还小，我当时大概只有15岁。作为一个年轻的孩子，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进进出出牢房。”

也不是说哈奇姆就过得很好。在高三结束之前，他的成绩差到想毕业的话就不得不留级。就在那时，他妈妈从亚特兰大回来了。她感到相当失望，哈奇姆也很羞愧。她冒着坐牢的风险把他送到一所经费充足的小学，他就这样报答她吗？“我觉得我没有达到妈妈的期望，辜负了她的牺牲，”如今他说，“从那一刻起，我就算是开始腾飞了。”他说当时他需要补足72个学分，这基本上算是一整学年的学分。就这样，格温多林花了5000美元（这对她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让他参加了一个学分信用修复课程，这个课程从他上高四 前的暑假就开始，一直到入秋才结束。

当时有位老师给了他一本科·布斯（Coe Booth）撰写的《泰瑞尔》（ Tyrell）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收容所里长大的黑人男孩试着帮妈妈维持生计的故事。读了这本书之后，哈奇姆就爱上了读书。从来没有一本书可以这般打动他的心，而他在这本书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就此，他开始用文字丰富自己的世界。他偶然读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一句特别有意义的名言：“你觉得自己的痛苦和心碎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阅读各种书后你会发现其实不然。” ³⁴ 到高四时，哈奇姆在一所专校就读了一年，在这里他成绩优秀、表现出色。“那时我对知识如饥似渴，”他说，他爱上了学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的内容，还因为一种能够通过学习来实现自我转变的感觉。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转变的发生。”此后，他不再在篮球场闲逛，而是专注于学业。

尽管哈奇姆在高四的表现明显好些，但整体学业成绩被早年拖累，所以平均成绩仍然很低，无法直接上大学。他后来得到录取，进了社区大学。最初他被安排在补习班，但很快就转入了荣誉课程班。他开始坐在课堂的前排，和老师见面。就像他上的那所好小学一样，在费城社区学院，学生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他们有自己的空间，能在自己的学习项目和分析中发挥创意。就这样，哈奇姆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在图书馆里，如果他找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他就会去通读同一书架上放的所有书，很快，他卧室的窗台上就堆满了哲学、教育学、小说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各种书。阅读对于他这个新学习机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费城社区学院的老师们注意到了他的兴趣，他的其中一位顾问老师告诉《费城问询报》（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边吃饭边收拾，想知道这些东西都被收到哪儿了吗？哈 奇 姆就是这么处理信息的。” ³⁵ 哈奇姆也开始在其他方面脱颖而出，他不仅成了学生会副主席，还是费城的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广播时代》（ Radio Times ）中三位杰出的第一代大学生之一。

两年后，他准备好去费城东北部的坦普尔大学上学。坦普尔大学离他小时候的家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但对哈奇姆来说，坦普尔大学虽然是社区的一部分，却遥不可及。这所大学创建于19世纪80年代，创建人是一位名叫罗素·康威尔（Russell Conwell）的牧师。康威尔在晚上辅导在职人员的学习，他认为需要建立一所专门为学生提供教育的学校，无论学生的背景和收入水平如何。 ³⁶ 多年来康威尔定期做演讲，他一次次给听众讲述一个“钻石就在你家后院”（Acres of Diamonds）的寓言故事，他也因此而出名。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放弃自己原本富足的生活去寻找闪闪发光的钻石，结果却发现自家的地里一直埋着钻石。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我们常常会忽视在自家后院的人的潜力。就像这个寓言故事，哈奇姆很快变成了坦普尔大学的耀眼明星，校园里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在荣誉课程班上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才华机智吸引了同龄人，他代表了坦普尔大学的使命。他这颗被忽视的钻石终于开始闪耀了。

现在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看看哈奇姆与之前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罗德奖学金。哈奇姆和那些名人都获得了这个广为人知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术奖学金，而他就是2018年32名美国罗德学者之一。 ³⁷

罗德奖学金为获奖者提供在牛津大学2～3年全额学费的资助。大多数获奖者都有精英背景，毕业于像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哈奇姆是第一个毕业于社区大学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也是坦普尔大学第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毕业生。当听到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获奖时，他欣喜若狂，但也惊讶于自己会感到悲伤，因为他意识到“太多与我有相似背景的人仍然被排除在这样的机会之外”。这些人根本不具备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我认为我的黑人同胞们除了有些备受欺凌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他曾经告诉记者（他引用了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一句话，这后来也联系到了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我认为我的黑人同胞并不需要救世主，他们需要的是资源。” ³⁸ 后来，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哈奇姆强调了人们常常忽视他的社区有多丰富多彩，还说激发语言发展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呈现形式。说唱歌手肖恩·卡特（Jay-Z）在布鲁克林长大的社区和他的就非常相似。“正是布鲁克林贫民区的声音环境催生了这个歌手的‘语言想象力’。”哈奇姆说。

在牛津大学完成两年学业后，哈奇姆去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注于美国研究，他是该系仅有的39名博士生之一。他意在黑人研究方面创造改革性的学术成果，并且在他的文学英雄的作品上锦上添花，其中包括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杜波依斯（W.E.B.Du Bois）和詹姆斯·鲍德温。在北费城，他的老邻居们当然认为他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最近，当他走在街上时，有一位儿时的老友喊道：“支持哈奇姆竞选总统！”

现在，你可能会认为哈奇姆·哈德曼的故事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是不是跑题了。毕竟此处没有讲到一份遗失的爱因斯坦的名单，即便用谷歌搜索也没法找到这份名单，这是因为按照其定义，这些人是已遗失了的，而哈奇姆是被众人发现的一个例外。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很珍惜像哈奇姆这样的故事，尽管它鼓舞人心，却缺乏可框可指的数据。因此，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实际的数据，下页图（见图2-1）记录了在1970年，一周内在英国出生的婴儿的故事。这个图表凸显了“遗失的爱因斯坦”遗失的可能性。

这张图只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中的一小部分数据，它显示了在8年内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测试分数排名变化的关系。从1946年开始，并在1958年、1970年、1989年、2000年和2020年，英国对数千名同时出生的孩子进行了纵向队列研究。 ³⁹ 这些研究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教育、肥胖和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了解。而上图显示的是研究人员追踪调查的于1970年出生的17 000名孩子中的一部分数据。 ⁴⁰ 这个数据证明了我们当下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智力的影响。第一项测量数据来自对从孩子满2岁前到孩子满10岁的这段时间的认知测试分数，研究人员调查了处于智力四分位数分布在高点和低点位置的孩子的数据（这也是将孩子与其他群体相比较的衡量标准）。早期，无论是在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的数据分布都还比较健康。然而，当孩子到十岁时，数据分布就发生了重大转变。来自高收入家庭但智力水平处于底部的孩子，这时的智力等级开始上升，而且很容易就超过了有天赋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并逐渐赶上了那些从小就是高智力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龄孩子。与此同时，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命运却相反，那些从小就处于智力低点的孩子就一直处于低点，而小时候认知测试高分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测试结果急降，最终得分并不比天赋较低的同龄人要好多少。这些就是潜在的遗失的爱因斯坦们。这恰恰体现了《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一位记者总结的一个真理：“出身富贵比天资聪慧来得好。” ⁴¹

这样的学术发现让哈奇姆·哈德曼的故事更加引人注目。通过爱和决心，他的母亲无意中为他非凡的大脑奠定了基础。但如果她没有让他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结果会是如何？如果他在朋友右转的时候没有向左转，而是锒铛入狱，结果又会是如何？如果格温多林没有能力支付信用恢复课程的费用，结果又会是如何？哈奇姆很可能就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在其他孩子的生活中，那些“假设”变成了数以千计的数据点，构成了上图中描绘的让人心痛的事实。

哈奇姆认识到，许多听了他故事的人都会把关注点放在他克服万难在智力上取得的胜利，毕竟，他代表了典型的好莱坞乐观派故事。然而，当我想到哈奇姆时，即便他的故事的确很乐观，但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乐观的故事！相反，正如哈奇姆在得知自己获得罗德奖学金时感到矛盾一样，我为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感到悲痛，这些遗失了的爱因斯坦们，还有成绩普通和中等偏上的乔和简，无论他们的最根本的目标和愿望是多么伟大或渺小，他们被剥夺了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我见识到了这个罗德学者没有出现的无数时刻，哈奇姆差点儿也被剥夺这样的机会。对于那些没有领会到他的故事所要传达的重要含义的人，哈奇姆想向他们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不要为我克服了这些障碍而高兴，”他说，“而要愤于为什么这些障碍从一开始就存在。”

北极星

父母想要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世上每一个机会。当我在梦境中站在河岸上时，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为我的孩子们清出一条大道，让他们在自己的潜能范围内能辛勤工作，实现一番成就。我在哈奇姆的母亲和夏洛特的父母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本能的愿望，我可以想象他们因担心未来，在想到孩子会面临的挑战时的恐惧。正是这种本能的愿望将父母团结起来，无论我们是谁、无论贫富、无论肤色是黑白还是棕色、无论是否患有残疾，我们都因此团结起来。

大脑已经准备好了去做每个父母都想要的，那就是让孩子准备好利用其神经可塑性能提供的所有机会。给孩子提供机会这件事与生命头三年的神经可塑性息息相关，因为这时孩子的神经可塑性处于最高水平。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大脑具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为什么金·诺布尔教授的研究工作和英国队列研究结果中的那么多孩子还会面临如此多的问题？这个答案在于，做错了的不是大脑，而是我们的社会。那3磅重、极其珍贵的神经组织附带着很有限的指令，而大脑的大部分工作都需要外界的指导去进行。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无形流行病的问题和根源：大脑会适应周遭的世界，如果大脑所诞生的世界缺乏资源，那么大脑就缺乏资源，并会因此而受苦。

然而，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或是婴儿身上。“人们常说，贫穷不是借口，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自力更生，”金·诺布尔教授说，“嗯，但是婴儿没法自力更生。”

但婴儿所拥有的是成年人，是他们的父母、社区和整个社会。携手，这些成年人可以助力婴儿成长、更生。携手，他们可以把大脑健康发育打造为社会新的北极星。携手，他们可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实现其潜力所需的资源。 QwtCfqgDe8Fct/4wAUVm0nJsIUAoYDtZyMk2WD8g9GV4IylGCyegSdbx3Lspbc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