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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一个社会的灵魂，就要看它对待孩子的方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纳尔逊·曼德拉 1 （Nelson Mandela）
当我们走到术前等候区和手术室之间的红色警示线时，这对夫妇把孩子交给了我。他们眼含热泪，目光里掺杂着希望和恐惧。这个男婴只有8个月大，天生耳聋，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工耳蜗这个小型电子装置才能获得听力。在他父亲十几岁时，也是由我亲自操刀做的同样的手术。当婴儿融入我的怀抱时，我向一旁紧张无助的父母保证说：“我一定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你的孩子。”
直到我把小男孩带到手术室，这对夫妇悬着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每周二早上我都会在第四手术室和我的团队并肩工作，每台手术都离不开这个专业医疗团队的默契配合。手术室里监视器发出的嘟嘟声让我踏实放松。两名护士做着术前准备：加里·罗杰斯（Gary Rogers）正确认人工耳蜗和我最常用的那把钻头是否就位，面神经监测仪是否工作正常，纳尔逊·弗洛雷斯克（Nelson Floresco）正检查显微镜是否工作正常。这款大小如智能汽车的显微镜装置，能够帮我非常清晰地观察到失聪患儿狭小且脆弱的耳道。技术员罗宾·米尔斯（Robin Mills）正在手术台前擦洗和整理一大摞无菌耳科显微手术器械。万事俱备后，小儿麻醉师轻轻地将一个冒着无色气体的面罩罩在婴儿的脸上，婴儿的小脸下意识地左右摆动了两下，很快就睡着了。
正式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前，我们会再次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否为我们的病人？是。植入物和手术器械是否就位？是。病人的药物过敏史我们是否知晓？是。术前抗生素是否注射？是。这套确保手术安全的检查流程可以说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人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了救一个孩子。
对于一名要在距离大脑只有几毫米的地方操作精细外科手术的大夫来说，我并没有犯错的余地。拥有必要的手术器械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手术中有一个优秀的团队在一旁协助我。如果这个精心设计的手术系统出现差错，无论我有多么高超的技术或美好的愿景，我的手术工作都肯定会变得一团糟。当然，某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比如有些手术器械不见了之类的。但是如果碰上医院停电，我此刻又必须在没有灯光或者氧气的情况下做手术怎么办？或者，如果罗宾、加里和纳尔逊突然离开手术室，只留我一个人在怎么办？这些都会对我不利，手术很有可能中断。
成功实施手术与成功养育子女，这两项挑战其实并无太大区别。把子女培养成人，让他们健康快乐、实现自我，除了要有一套精心设计的计划外，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安全的环境，一个能够随时向你提供帮助的环境。然而有太多的父母没能在一个最适宜的环境中养育子女。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似乎总有一些缺乏资源的父母，他们正遭受着在无止境的漆黑环境下，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养育子女的痛苦。
20年前，我做了母亲，当时我以为我拥有了一切。然而直到有一天，悲痛的一天，一切都变了。我的丈夫唐在救两个落水男孩时不幸溺亡。一夜间，年纪轻轻的我成了寡妇，三个孩子没了父亲。尽管我们仍有处可住、有饭可吃，似乎比很多家庭都过得好，但是唐的离世狠狠地将我们的生活撕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他过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被同一个可怕的噩梦惊醒：梦里，我站在雾茫茫的河岸边，朦胧的月光透过云层，斑驳地洒在不远处停靠在河边的一艘小木船上。三张惊恐的小脸庞——我年幼的孩子们，吉纳维芙、阿舍尔和艾米丽——从木船中往外张望，凝视着不祥的河水。汹涌的水流像极了密歇根湖，正是密歇根湖的暗潮夺走了唐的生命。我能感受到水流强劲的拉力，唐从防护河堤跳入河里，游向那两个在水里挣扎哭喊的男孩时，面对的肯定也是这样强劲的水流。像唐一样，我迫切地需要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在梦中，我知道我必须救孩子们上岸。我坚信如果我能做到这点，他们就会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激流过于汹涌，木船太过脆弱，河对岸又太遥远。我啜泣着从梦里醒来，孤独和无助涌上心头……
我的梦境不难理解。我渴望所有父母都渴望的：育子成人，愿子女拥有健康、稳定、充实的人生——这就是在遥远的彼岸所等候的东西。我想给他们一切机会，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看到我梦境中的“激流”“摇摇欲坠的小木船”“站在河岸上孤苦伶仃的我”——它们代表着父母在养育子女的道路上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障碍。
无依无靠的我要如何独行于洪流之中而不迷失？到底要怎么办？尽管我做外科医生已经多年，对患儿们的家庭处境也十分了解，但作为一个悲痛的单身母亲，我的挣扎让我对这类家庭所面临的挑战有了全新的理解。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是因为我希望改变失聪孩子的命运。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们听到了声音、获得了听力、学会了说话。我要帮助他们扫清通往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相信他们重获新“声”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流利的手语者可以通过手语给失聪儿童提供一个丰富的早期语言环境，我前面提到的8个月大的男婴现在已经可以流利使用美国手语和英国手语了。但现实是，超过90%的失聪儿童的父母不会使用手语。在入行初期，我就留意到了患儿术后康复效果的巨大差异：有的孩子康复得特别好，有的则完全不然；有的孩子学会了说话，有的却没有。原来，听觉并不能完全帮助孩子释放全能和开发智力。患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发现让我无法接受，更不能置之不理，但我并不明白这些差距从何而来。为了早日找到造成差异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我决定在工作之余开启一段社会科学的探索之旅。
最初，我受到了一项开创性研究的启发，该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接触到的词汇数量存在显著的差异。 2 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种差异与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会接触到更多的词汇量，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接触到的词汇量则较少，因为这些低收入家庭常常几代人都没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据研究人员统计，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4周岁前就已经产生了高达约3000万的词汇学习差异。虽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健听儿童，但同样也诠释了我在患儿们身上观察到的情况。为了能让患儿充分受益于新植入的人工耳蜗，我们要求他们每天必须接触一定数量的词语来锻炼听力，因为儿童所听词语的数量和质量会对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长期刺激处理语法和语义的脑区对儿童语言能力和后期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如果刺激负责处理情感和理智的脑区，未来儿童在情绪和行为的调节方面则会表现得更好。总之，孩子早年听到的词汇量越多，脑回路的构建就越稳固。 3
我的病人中有的有类似的语言经历，有的则没有。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失聪患儿的语言康复效果千差万别，其实大体也映射了整个人群，这样的现象是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成绩有差距的基础。儿童早期接触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他们长大后取得成就的大小，而这种差距常常导致了贫富儿童之间的差距。 4
这项研究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为它基于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大脑塑造者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力量，每个父母都有能力构建孩子的脑回路。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父母能为孩子提供有效的资源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项研究也强调了在3岁前为孩子积极塑造大脑的紧迫性。尽管早期研究尚不完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会逐渐显现，但如今我把它视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 这项研究帮助我和我的同事找到了失聪患儿之间存在潜在差异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头，也是我说服自己在工作之余投入转化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好理由。
2010年，我发起了“3000万词汇倡议”，即现在的TMW早教中心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我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儿童的健康发展，让每个儿童有能力发挥他们的智力和情感潜能。 6 脑科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的研究设计和所做的一切都基于一个事实：看护人和婴幼儿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会为孩子大脑的发育打下根基。为此，我和我的团队制定了循证的亲子策略，向父母展示与婴幼儿交流的重要性。这些策略后来发展成为TMW的主题：共情关注（Tune in）、充分交流（Talk more）、轮流谈话（Take turns），也就是我们熟知的“3T”原则。父母和儿童间充分的对话有助于孩子释放潜能，可见父母或其他慈爱的看护者在孩子成长的早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论受教育程度、财富水平或者工作水准如何，所有成年人都能够掌握最佳构建孩子大脑的重要技能。
这个理念广受好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好似我们一直苦苦寻觅的“灵丹妙药”，用简单直接的方法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一切使我后来的华盛顿特区之行成为可能，2013年我在那里举办了第一届“缩小词汇差距”研讨会。不久之后的2015年，我撰写了《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Thirty Million Words ： Building a Child's Brain ），该书向读者揭示了早期语言接触对孩子大脑发育的积极作用。在对话和互动中接触较多词汇量的孩子与词汇量较小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大脑会塑造得更优秀。这本书风靡全球，家喻户晓。尽管读者的文化水平、词汇水平或社会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对“语言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大脑”这一说法有着本能的理解。
然而，随着科研工作的推进，困难接踵而至。或者这么说吧，我越发意识到之前的想法太过天真，这可能要归因于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太舒适了。我原本认为，只要家长相信我们的理念并且诉诸行动（当然，我现在对这关键的一点仍深信不疑），最终就一定能实现目标。我们要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正如我在《父母的语言》中所写：“全世界的父母都明白，我们对幼儿所说的每一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而是塑造他们大脑的基石，它关系着孩子未来能否成为一个心态平和、善解人意、聪明智慧的人。” 7 为此，我们按照科学黄金标准，进行了多组随机对照试验来判断早期语言项目的有效性。测试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行之有效，且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我们在TMW推广的项目能持续改善儿童的生活质量。 8
不止于此，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我们陆续从芝加哥和其他城市招募到数个家庭，其中大多数为低收入家庭。从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开始，项目团队便开始对他们的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进行追踪研究。逐渐，我对这些家庭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父母们对项目的热情很让我激动不已，他们兴致盎然地接受并践行着3T原则：共情关注孩子在做什么、和孩子聊日常话题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语充分交流、与孩子轮流谈话并鼓励孩子参与到谈话中来。我和他们的期待一样：帮助孩子实现一个最美好的人生开局。但问题是，3T原则只能帮父母这么多，现实的残酷一而再，再而三地阻碍着父母们的计划。
先是兰迪，他发现和儿子谈论他挚爱的棒球（只谈芝加哥小熊队，从来不谈芝加哥白袜队）居然能帮儿子学习数学，这一发现令他激动不已。但兰迪需要打两份工，通常情况下，每天只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陪伴孩子们。然后是萨布丽娜，为照顾生病的丈夫，她放弃了高薪工作，最终她的家庭在流浪汉收容所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在压力大且嘈杂的环境下，她抚养着两个孩子，最小的还是个婴儿。最让人痛心的是迈克尔和科约纳，他们的儿子迈克恩在生命的头五年错过了一切父亲所能教他的东西，因为父亲迈克尔当时在坐牢。尽管迈克尔并没犯罪，却要在狱中等待审判，他并没有上诉或服刑，只是静静等着他的案子宣判。
养育子女不能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皆是如此。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在真空的环境下开展。虽然上述父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我目光所及之处，无不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实实在在的困难。TMW的项目能够实现与父母分享有助于塑造孩子大脑的知识和策略，却无法实质性地改变他们的境遇。一个家庭的处境才是更大的现实——工作限制、经济压力、心理健康以及遭遇的不公与厄运，这些与促进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3T原则同样重要。这样的现实要么支持父母们利用3T原则与孩子们充分对话，帮助他们塑造大脑，要么限制他们使用3T原则，就与花园里那些遏制花朵生长的杂草无异。对这样处境下的父母而言，养育子女更为艰辛，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未曾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每每看到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要学的还很多，我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好。
基于上述种种思考，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目光不能只停留在医院的患儿和TMW的家庭上，全美有6000多万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父母也应该成为重点关注的群体。 9 由于美国政府缺乏对家庭友好政策的扶持，父母这个群体正在被边缘化。这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无关，我的意思是，不管是贫困家庭还是富裕家庭，都面临着同样艰难的处境，可以说他们被社会无情地抛弃掉了。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除了1%的上层家庭）都难以在如此不堪的社会氛围中养育好子女，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养育子女是不可能的。人人的困难都相似，只是程度有不同。这其中有外显的矛盾，也有内隐的矛盾。我们在幼教和保育上投入的资金为什么比其他发达国家少呢？既然经合组织（OECD）成立的初衷是致力于评估和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那么美国为什么是38个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尚未执行带薪产假的国家？ 10 事实上，大部分美国父母都是有工作要做的。然而，我们的保育制度已摇摇欲坠且质量堪忧，约五成的美国人生活在所谓的“保育沙漠区”。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美现有保育项目中，优质保育项目不到10%。 11 美国6岁以下儿童的父母中，在职的达2000万，七成以上的母亲需要外出工作（2020年的数据），这意味着数百万的父母在幼儿成长早期无法给予其充分的照顾。 12 究其原因，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经济。美国中下阶层老百姓的工资数十年不涨，“科技创新”已经对整个美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冲击，影响了诸如图书行业和出租车行业的就业模式，这直接与父母和孩子的诉求背道而驰。到头来家庭的利益受到剥削，老板和股东坐收渔利，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还会与日俱增。 13
为了维持生计，一些父母不得不打着几份工，却拿着最低工资，这样一来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而其他父母得不停地埋头于用手机和电脑工作，日日夜夜甚至周末都是如此。最后，每个父母都过度劳累、焦虑不安、与家庭生活脱节。
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美国的情况的确有些历史和传统原因，但是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在挣扎度日，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争取时间和资源而奋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挑战，这种挑战基于其社会保障网络的构建和在育儿、女性角色及大家庭上的文化观念的树立。陪产假在全世界都很少见。在德国，母亲能领生育津贴，这样她们就可以待在家里照顾小孩，但是她们也声称，在德国，人们对职业女性存在文化偏见（这些女性被贬称为“乌鸦妈妈”）。英国的高额保育费用令人望而却步，保育所工作者的工资却少得可怜。肯尼亚亟需改善数十万家庭都须使用的廉价却不足的保育设施。在世界其他最贫穷的地区，许多家庭都亟需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和营养。 14
访谈的父母越多，我越是认识到这一切彻底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你也将听到他们的故事，了解到这一点。不论他们的政治取向、宗教信仰、就业状况或者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似乎都在挣扎。其中一位母亲是社区卫生中心的儿科医生金伯利，她的女儿在27周时早产了。生产后2周，她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女儿留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便自己返回工作岗位。试想其中的痛楚！但是如果没有她的收入，她的家庭就无法生存下去。金伯利所在的州既没有执行带薪产假，也没有带薪病假制度，她的雇主也没有提供这些福利。另一位母亲是杰德，她非常虔诚，她认为母亲就应该待在家里。她向我含泪解释道，虽然她希望可以待在家里，但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家庭收入也不高，生完孩子后她就得回星巴克工作。还有一位叫塔利亚的母亲，她在读心理学博士期间生了两个孩子，但因无暇在应对工作的同时照顾两个未满4岁的孩子并支付其高昂的保育费用，她放弃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博士后职位。
尽管大多数社会倡导“家庭价值观”，但只有其中少数有真正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在这些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并没有可以保护或推崇这些价值观的项目和政策。恰恰相反，在世界各地，我们在太多父母养育子女的道路上设置了让人望而却步的障碍，从普通问题，例如给保育带来困难的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阻碍了相当多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这些障碍使得父母只能在孩子的大脑发育上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问题不仅对父母不利，也阻碍了我们下一代的发展。
我们深知儿童大脑的发育需要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做的却与之脱节。在父母和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社会给予的支持可以增强孩子的大脑神经连接，让孩子发挥学习潜能。然而，许多社会提供的支持少之又少，甚至更糟糕的是雪上加霜。说到小孩，美国公众的注意力和资金一直以来集中在K-12
教育上。但是，只支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跳过了早期教育这个能为K-12教育打下基础的阶段。很多孩子在这个早期关键时期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等到他们上幼儿园时，就很可能永远都赶不上学习进度。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们能做的都来得太晚了。全民幼儿园教育固然重要，但也还不够早。
孩子出生的前3年是大脑发育最快、最关键的阶段。成功的教育建立在学习能力的基础上，而这个能力取决于远在小孩上学前班甚至是幼儿园之前发生的事。在这早期的关键时段，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美国并未能在教育成果或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任何的进展。在经合组织2018年国际教育排名榜上，美国在79个国家中数学排名第38，科学排名第19。 15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排名几乎垫底。按人均计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却忽视了将孩子培养为有为青年的道路上开好头的必要条件。
2020年3月，因为新冠疫情，世界大部分地区闭门封国，而这时我已经在思考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我就职的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应对疫情。每天我都需要对病人进行筛查，接访许多受惊的病患，和他们交谈并留意他们的症状，建议他们是否需要去医院，一筛就是好几个小时。当作为耳鼻喉外科医生值班时，我工作检查的口鼻区是人体传播病毒风险最高的区域。（第一个死于新冠疫情的医生和我一样是一个耳鼻喉科医生。 16 ）有一天我过得很糟糕，我需治疗一名40岁左右的男患者，他无法自主呼吸，所以需要做气管切开术。通常这个常规手术可以为病人提供外科气道，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常规手术变成了高风险手术，我需要两名住院医师来协助我。因为新冠疫情让我们很焦虑，还要应对额外工作程序，所以从医疗方面来说，这个手术比平时要难得多，但从人性方面讲，却让人无比痛心。当我的目光落在这个男病患消瘦的身体上时，只有丝丝迹象能表明几周前他还是一个强壮的建筑工人。我知道他的母亲已死于新冠疫情，他的妻子也病了，住在另一个病房。我不禁纳闷儿是谁在照顾他们年幼的孩子，而这个家庭已因为这可怕的疾病变得支离破碎，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疫情持续一个多月之后，在4月21日那天，我收到了纳尔逊的短信，他是我手术室精英团队的3个成员之一。
“请为加里·罗杰斯祈祷。他今天插管了。”
我震惊得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疫情，择期手术无法进行，所以我们已经几周没见面了。但是没想到高大强壮的加里也病了。他机智敏捷，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多年来一直是我生活中温暖、稳定、非常能干的一部分。从2005年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科莫儿童医院成立以来，加里和纳尔逊就在这里当手术室护士。加里需要打两份工来帮女儿支付她的大学学费，在打第二份工，即照顾透析患者时，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作为一名58岁的黑人，他隶属的群体似乎更容易患严重疾病。在疫情的这个节骨眼上，医生们都还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如何治疗这种病，一旦有人需要接呼吸机，预后就不容乐观。我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担心加里会死。
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月、靠呼吸机维持两周后，加里患上了全身性肌肉萎缩和心肌病的后遗症，他不得不在康复中心待上几周，等变强壮之后才可以回家，重返工作岗位。6月底，我们终于在第四手术室重聚，准备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当在手术室见到加里、纳尔逊和罗宾（他染上了新冠病毒，但症状轻微）时，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有一段时间，我欣然地认为至少儿童对新冠病毒较有免疫力，没想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小孩病了（尤其是在德尔塔变种病毒袭来之后），许多小孩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而几乎所有小孩都深受无法上学之苦。在我撰写这本书时，疫情对儿童的影响仍在继续。但就在人们遭受疫情带来的创伤和艰难痛楚时，一线希望出现了。报告称人们为应对疫情承受了巨大压力，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正是因为这些压力，许多家庭相处的时间反而更长了。我家就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小孩一个在上高中，一个在上大学，他们现在整天在家，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家庭聚餐比过去几年都要多。即使对失业家庭来说，应对疫情的社会保障网络系统也能帮助他们获得缓冲，让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2020年3月，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一项救济法案，这项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ARES Act）弥补了许多美国工人的收入损失，没有失业保险的工人也得到了补助。随后国会又出台了其他几项救济法案，其中包括直接向家庭支付补助金和增加儿童税收抵免。一份报告称，在第一轮疫情补助金受助者中，与没有获得补助金的人相比，许多获得补助金的人表示他们的亲子互动更为积极乐观。 17 但问题是，正因为全世界按了停止键，父母才能够陪伴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说说话，开发他们幼小的脑细胞。然而这并不是现实生活。有时，家人之间的谈话要以失去收入和财务安全为代价。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大多数远程工作的父母还是得回办公室工作，哪怕只是兼职工作，而失业的父母也会找到新工作，他们必须这么做。那时，家人相处的时间和亲子互动又会变得怎样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私人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是掺杂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孩子没有地方可以安全度日，父母就无法工作。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各个学校关闭，而本已不足的保育系统几乎瓦解。2020年4月就有三分之二的保育所关闭，到了2021年4月，其中三分之一仍然如此。 18 甚至美联储也开始担心保育行业可能如同凳子的断腿，会让美国经济无法回归正轨。 19
大多数国家的父母都得孤军奋战，他们不仅仅要管好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当老师、教练，又要当心理治疗师、野营辅导员，这些让他们焦虑且疲惫不堪。大部分国家的父母大半年里每天都是如此，在一些地方，这个时间甚至更长。有一位意大利妈妈吐槽在家上学的种种困难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我要崩溃了！”她喊道。在没有失业的人中，几百万人选择了辞职（大部分为母亲）或减少工作时间（同样主要为母亲）。 20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疫情好似一场剧烈的地震，余震挥之不去，揭开我们所谓支持父母和孩子的基础设施有多颤颤巍巍。
新冠疫情让我看清一些事情。长达几个月的社交距离和困难处境，疫情的影响也反反复复，我从中意识到极端情况其实可使人清醒。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明白什么是有效的、弱点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正如你不能暂停手上正在进行的工作一样，孩子的大脑发育也没法停止。这场疫情给人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让他们意识到没有人本应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好比第四手术室中最糟糕的情况，仿佛没了电、氧气、灯光，也没了我的优秀团队。（加里就差点儿离我而去！）
这场疫情也让我们看清，美国目前对待儿童和家庭的方式既短视又昂贵。仔细看的话，疫情前就有大量证据能证明这点。据估计，不投资幼教将使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而孩子、父母、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计算出，如果投资支持新生儿到5岁儿童的幼教项目（即便这些项目从短期来看比较昂贵），但其对社会的年回报率达13%，因为受益儿童成人后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也更健康，社会经济状况也会因此更好。 21 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不投资的话，社会最终将赔钱，因为如果没有强健的幼教发展做保护和垫衬，社会终将在医保、矫正教育和刑事司法体系等方面耗资更多。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不从孩子出生的早期就对他们进行投资，我们和他们都不仅不能获得投资的回报，还都会为我们的失败付出惨重代价。想想这个：ReadyNation机构发表了一份被多方引用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在保育方面的总成本为570亿美元，而雇主的直接成本为127亿美元。该报告估计，如果美国女性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与有政府保育补贴的挪威差不多的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增加1.6万亿美元。 22 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就不能工作。
我们是如何沦落到这完全不堪一击的地步的？为什么每个父母都需要独自站在黑暗的岸边？我梦中的危险激流和脆弱木船好似现实生活里的艰难一样无处不在，每个父母都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不知何故，社会抉择的离心力并未把孩子和父母摆在中心，而是把他们甩在头等大事之外。
这是历史和传统的缘故。在美国，蓄意的政治决定、疏忽之罪及其导致的意外后果都是罪魁祸首，但贯穿一个社会所做抉择的，始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这个谬见。这个意识的根源能追溯到美国建国、殖民定居者和独立的西方先驱者的时期，因为当时别无选择，所以他们必须坚强独立，自己走自己的路。尽管时代已不同了，但我们一直在赞扬他们的这种精神。独立作为一种美德是因为个人主义才得以延续下来，人们认为期待社会能帮忙是在示弱、承认失败。而且，我们决定如何养家以及养育子女，其中的尊严和个人主义意识息息相关，所以人们认为社会的支持不利于自由自主权。至少时代是这样演变的。
这种思维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父母“选择”的概念，这一概念神圣不可侵犯，是所有父母权威的来源，而其他任何一切都是非美国式的。其结果就是让父母信服，他们能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幼儿保育、发展和教育的重大责任。事实上，他们应该愿意这么做，而且应该把这看成是他们可以不受干涉、享有家庭生活决定自由权的体现。
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内部消化了这个鼓吹的概念。大多数父母心怀愧疚，小心翼翼地试着、挣扎着在这些重大责任中找到平衡，但永远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无法实现梦想中他们应该实现的理想。我们频繁讨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但事实上这个平衡没几个人能实现，每个父母（通常还是母亲）迫于这句话的压力，被指望要处理好通常无法处理的事情。研究各国女性工作和育儿生活的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为了反驳这一点，发出了“工作家庭正义”的号召，旨在提醒人们，解决方案应来自社会和我们自己。柯林斯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Making Motherhood Work ）一书比较了美国、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女性在不同的国家政策支持下，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问题。她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体系来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在这个体系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充分参与有偿工作和家庭看护。” 23
在许多其他国家，人们日益把支持家庭和养育子女看作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此推出投资一揽子计划，旨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增加父母和儿童福祉。当然，具体规定因国家而异。许多欧洲国家几乎普及了保育服务，但在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外来工仍须将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去离家很远的工厂和农场打工，有的甚至要去国外打工。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有改进的空间，而且人们对需要改变的地方也有了新的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市场宣传负责人本杰明·珀克斯（Benjamin Perks）告诉我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社会都意识到，早教投资对个人的终身身心健康大有益处，也有益于社会的繁荣富裕。”为了将善意付诸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全球运动，呼吁企业和政府规定父母双方合计至少有6个月的带薪休假，来支持母乳喂养和优质的保育服务，同时让父母都有收入，可以享受福利陪伴孩子，在孩子早年成长的关键时期照顾他们，并能支付得起所需的资源和服务。 24
然而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现状。也许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挫败感让我们无脸向社会寻求更多的帮助，我们坚信自己可以独自养育子女，对寻求援助感到内疚。我的医生同事、病人、朋友和通过TMW遇到的家庭是这样，左右翼政党、穷人和富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一样。
事实上，父母的选择权和个人主义就是一个谬论。这个谬论对那些想推卸责任、不提供支援的人来说相当方便，但对于那些相信这个谬论而因此受苦的人来说就大相径庭了。育儿中的“个人主义”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幻想，而“选择”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个词暗指父母还有选择的余地。实际上，大多数父母的选择很少，所以说，能选择的东西本就不多，那我们怎么还能称之为“选择自由”呢？没有支持，就没有真正的选择。你知道吗，除了疫情期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独自养育子女。“养育子女需要一个村庄的共同努力”，这句谚语能引起共鸣就是因为养育子女的确如此。在毫无帮助或任何社区支持的情况下照料孩子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父母养育子女这件事，一直有祖父母、阿姨和叔叔、哥哥姐姐、邻居、朋友还有其他父母在一旁支持，甚至美国的建国先驱都要围着马车打圈以保证彼此的安全。我们一直以来共同奋斗，为彼此提供建议，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帮忙照顾彼此的小孩。尽管这些个人的帮助难能可贵，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支援系统很好，但公共资助和全社会的支持体系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社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们也应该期待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如今处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远超过了疫情，除非我们行动起来，否则这场危机将持续很长时间。与新冠疫情不同，这场危机没有“疫苗”可打。早期大脑发育的终身影响像是一条贯穿社会的无形故障线，这条线放大了世上让人心寒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并威胁着这些现象会永远存在。经济、阶级和种族错综交织的权利结构或忽视或积极地削弱了数百万父母迫切为孩子们提供鼓舞人心、语言丰富的早期学习环境的能力。
换句话说，这些困扰全世界的不平等在儿童生命的早期就开始了，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早得多。这种无形的流行病正在蔓延并折磨着人们，在大脑早期发育机会不平等的前提下，所有儿童都需要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
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有时让人喘不过气来，也正是这场危机让我走出手术室，步入了社会科学的世界。我再一次地感到如在梦中一般，梦中大家和我一样站在漆黑的河岸边。但同时我也想起了马丁·路德·金博士（Dr.Martin Luther King Jr.）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的民权斗争中所说的话：“只有在足够黑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星星。” 25 我确实看到了星星，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两个独立但密不可分的想法，可以让我们往前走的想法。
首先，科学给我们列明了一个路线图。科学指出了我们作为父母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也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方道路何在。科学列出坐标，引航社会去支持所有孩子都能有健康发育的大脑。为最佳脑发育打好基础这一目标应自始至终引导我们的社会，这个目标可以让我们专注前进的道路，让我们将每个社会都转变成一个聚焦未来公民的社会。
脑发育的科学向我们指明学习从生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而不是上学的第一天。即使在子宫里，婴儿也能学会识别父母的声音。 26 时机对脑发育来说就是一切。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在人一生中，通过形成新的神经连接来组织自身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在孩子出生到3周岁之间达到顶峰。脑回路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用它，就会失去它。虽然我们的大脑一生中都有可塑性，但大脑在孩子神奇而重要的幼年是最有可塑性的。 27 为了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给孩子提供丰富的对话。这种对话通常被称为交互谈话，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一来一回的互动方式。说话、微笑、指点、回应这些充满爱的互动都足以帮助孩子发展两项关键技能，这两项技能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首先，这样的互动可以帮孩子发展认知技能，这些在智力和能力测试上就有列出，如阅读、写作、算数和模式识别。其次，通过互动，孩子还可以发展非认知技能，或者说“软”技能，比如说坚毅和毅力。换句话说，充满爱的互动有助于孩子整个大脑的发育。 28
除此之外，神经科学揭示了环境也很重要。稳定平静的环境有益于培养孩子社交情感技能以及管控功能的发展；反之，恶劣的环境会阻碍其发展。 29 许多家庭无法为孩子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疾病、贫困、无家可归等困难都会使生活环境变得不稳定，由此产生的有害压力不利于大脑的健康发育。当孩子的最终发展受阻时，失败的是所有人。我们今天抚养的孩子构成了我们未来的社会，因此，社会应该帮助为所有儿童的最佳发展奠定基础。
如果大脑科学是路线图，那么导航的就是父母，这是第二个关键点。父母作为船长掌舵着家庭这条船，但每个船长都需要船员。我们不能再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借口而不提供社会支持了，这和我没有优秀手术团队就走进第四手术室是一样的道理，拥有一个优秀的手术团队并不代表我就不掌控手术室了。当父母在红色的警戒线边将孩子递给我时，他们确切地知道是我操着手术刀，同时他们也对我有一支后援团队很欣慰。我和团队共同掌舵，一起好好完成工作。有一支后援团队并不代表我就是不称职的外科医生，这就像生活在一个愿意支持家庭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父母就不称职或者他们的责任就会更少一样。父母需要的是真正的选择，他们需要的是权威和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讲基础大脑发育有多重要的书会强调建立父母联盟的重要性。父母守护着我们未来以及现在的幸福。父母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超能力，但是他们却可以做到成功养育孩子这一非凡的成就。父母是孩子大脑的建造师，也是社会未来的建造师。作为一个全球社会，只有当我们开始支持父母养育子女时，我们才能支持幼儿发展的需求。慈爱的父母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昂贵的工具才能出色地支持孩子早期的大脑发育和养育未来公民。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唾手可得的基础知识，让他们知道怎样帮孩子培养关键的神经连接最为有效。要想培养这些连接，他们需要有时间陪伴孩子，需要有高质量的保育服务来相照应，还需要为孩子提供无忧无压力的生活环境。而且在孩子大脑神经的形成期，不管他们住哪里，父母都需要社会（雇主、社区、决策者）的支持来做好这些事。
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只要知道和理解了脑科学，让大家也知道和理解强大的脑科学，我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然而，我错了，只有在大众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时，这些真正、根本的改变才会发生。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通过分担、索取我们的所需并向社会求助是可以减轻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父母和国家团结起来帮助所有儿童的力量能有多强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孩子的大脑发育放在我们思考和规划的中心。
我们需要给孩子利用他们自己的天赋去获得成功的机会，由此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潜能。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会影响到家庭，都需要从给孩子机会开始。从本质上讲，我们必须扭转社会的重心，将关注点放在孩子和看护者身上。我们需要改变社会对所有父母的看法，而不仅仅是低收入父母。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改变父母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提高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期望。
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这点呢？我们需要让社会听到我们协力的心声。在美国，有数千万的父母，全世界则有数亿，每个国家的父母可以齐心为自己和孩子的需求而奋斗，从高质量的保育服务、带薪产假到子女补助津贴，没有什么就奋力争取什么。我们可以努力去解决儿童贫困问题，要求全面的产前和儿科护理，并要求他们提供包括有关脑发育的信息，还可以呼吁雇主出台对家庭友好的公司政策。而父母可以为我们需要的改变一起努力。
要想产生根本性的改变、缓解世上最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必须帮父母、决策者和雇主意识到，健康的脑发育应该是我们前进的北极星，它带领我们走向更富有成效、更公正、更公平的社会。解决儿童问题，就是解决家庭问题，所以能受益的人不仅仅是孩子。解决儿童问题对解决公民权利、性别平等和经济实力这些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但现如今，人们还不这么认为。做不到这点的后果很严重，我们越发不可忽视其严重性，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政府需要在疫情期间出台有史以来金额最高的救援计划。
作为一名医生，我照顾孩子已经20多年了，我可以证明没有比父母更热情去拥护孩子的人了。我一次又一次亲眼看到父母爱护自己的小孩，其场面令人动容。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困难，他们都想给孩子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履行自己对孩子的承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热情、毅力和决心用到一场运动中，去迫使社会兑现对孩子许下的诺言，让孩子们可以享受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机会，以实现其潜力，那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能够说服社会把基础脑发育作为我们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新的北极星，那又会如何呢？
这个方法的妙处就在于它可以造福我们每一个人，其中包括还没做父母的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所有孩子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与同龄人取得匹配的成就。无论孩子多有教养，他们的命运最终与其他孩子的命运密不可分，确保所有孩子能够享有同等的机会是一个国家建国强国的基石。
为人父母让我们屈服于现实，但让我们跪下的东西也必须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因为改变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最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河岸边，父母排队站在我旁边，数百万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出发前进，我们乘坐的船很是坚固，足以让我们在最汹涌的激流中都可以顺利航行。同样，我希望这本书能提醒父母，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事情远比分开我们的多；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父母看到他们在养育子女的经历中遇到的困难和对孩子的期许，别人也感同身受；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父母明白团结在一起能使我们更强大；我还希望这本书可以给父母和他们的盟友们提供成功所需，让我们并肩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一个父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