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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你的一生都在追随那颗错误的星星。”
——盲人卡西迪 1 （Blind Man Cassidy）
或许你听说过这个故事。一天深夜，一名警察偶然发现一位男子手脚并膝地在街灯下爬行。
“先生，你在做什么呢？！”警察问道。
“我在找我的钥匙。”男人回答。
“你把钥匙落在哪儿了？”警官弯下腰来帮忙。
“街对面。”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
“因为这里光线更好。”
科学领域里经常出现这个笑话的各种版本。它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有在错的地方找答案的经历。坦率地说，选择在某个地方找答案比别的方法要来得容易，科学家几乎是不自觉地向有光亮的地方走去。描述这一现象的术语是观察偏差。 2
测量数据时，我们趋于测量最容易测量的；工作时，我们趋于与最易接近的人群共事（通常是大学生）；看病时，我们趋于治疗最明显的症状。我们也趋于看其他人都在看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找到手头问题的答案，就像那个丢了钥匙的男人没法在街灯下找回钥匙，即便那里光线充足，因为他的钥匙不是掉在街灯下，而是掉在了街对面。有时候，我们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只能找到部分答案，甚至还可能找到误导性的答案。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发药物来解决斑块，他们之所以认为斑块是主要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看到这些斑块。令人沮丧的是，他们收效甚微，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寻找其他途径。 3 在商业中，人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交媒体上，想去获得观众的点赞和关注，而这些也是他们可以看到和可以衡量的东西，但是火爆的人气并没有带来实实在在的销量增长。 4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这种“街灯效应”的结果就是我们“倾向于在看上去好的地方，而不是在答案可能隐藏的地方去找答案。” 5
然而，这样的做法对数百万孩子未来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一把钥匙就是：我们如何培养下一代有所作为的公民？我们如何确保所有的孩子都有公平和平等的机会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答案常常是教育，也就是学校。2011年，美国前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表示：“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教育被视为一个新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驱动力。” 6 如何提供教育的具体细节因国家而异，比如在韩国的学校，孩子上更多天学，而芬兰和新加坡的学校会积极招聘教师。但归根结底，这些学校围绕的是同一主题。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始终在同一个地方寻找答案，那就是K-12教育。
在美国，让孩子在生活中有公平机会的这一目标是圆其美国梦的核心。这也说明了美国是精英领导社会，不是贵族统治社会。事实上，即使在其他许多没有这样能巧妙总结父母目标的口号的国家，他们都支持同样的想法。
但美国梦正在褪去。所有的机会都应该促进代际流动，让大多数人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受更好的教育，赚更多的钱，在工作上升职。但根据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的说法，收入高于父母的美国儿童这一比例已从出生于1940年的儿童的大约90%下降到了出生于1980年的儿童的50%。 7 而总体职业流动性也呈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或应该成为外科医生或律师，但在过去，从事一份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也可以轻松养家糊口，而如今，大多数蓝领工人的薪水却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我们给孩子所承诺的世界。
自美国建国以来，我们就认为孩子从5、6岁到18岁（也就是如今的K-12）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途径，走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实现社会流动这个我们本以为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视公立教育为建设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培养知情的公民、同化移民和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一种手段。当然，历史上的“全民教育”很大成分并不包括“所有人”，即把女孩、黑人和土著人排除在外，但人们却赞美这一概念。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政府为所有人提供基础教育时，我们才能避免强权暴政，这样我们才可“照亮……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 8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K-12教育，我们在教育领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像在最近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国际阅读和数学测试中，美国学生依旧徘徊在发达国家名单的中间偏下位置。这样的排名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基本停滞不前，有一些学生进步了（阅读能力强的人表现得更好），但另一些学生表现反而更差（倒数10%的学生的得分变得更低）。在2019年全美教育进步评估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孩子是精通阅读的， 9 这表明三分之二的孩子还达不到这个水平！2019年底，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学教授丹尼尔·科雷茨（Daniel Koretz）受访于《纽约时报》，他在谈到提高我们排名需要集体力量时说“现行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10 即便如此，因为我们非常确定K-12教育是能让我们达到均衡的关键，因为这个阶段的教育是街灯下明眼能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继续在这上面做重金投资，在其他地方的投资则不多。
那么，在街道黑暗阴影中我们遗失了什么呢？是什么“关键”的真理我们视而不见？教育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而不是从上学的第一天。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孩子们之间其实就有了真正的差异，有些孩子上学前就准备好了学习，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上学已经是在做补救工作了。然而，一次又一次，耀眼的光线阻挡了我们前行，让我们未能理解生命最初几年的重要性，亦未能理解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年有多必要。
现代教育的重点放在K-12这个阶段是有历史缘由的。17世纪有一位名叫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的牧师，他为我们今天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11 1592年，夸美纽斯出生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认为教育应该植根于宗教，因为阅读能力对阅读和学习圣经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的其他一些教育相关的想法在今天听起来都是如此现代化，那在17世纪肯定算是非常激进的想法。比如说，他主张学生应该用自己的母语学习，且教育应该迎合孩子的当下学习需求。他还推出了第一本带图解说的教科书，并建议教学应该从简单的概念出发，慢慢延伸到更复杂的概念。除此之外，他还敦促老师们留意每个孩子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方式，协助孩子“自然而然”渐进式地学习。 12 他的另一个在当时同样激进的想法是，他呼吁不论贫富，教育需平等，女性也应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夸美纽斯还提倡三个阶段的正规教育，其模式类似于如今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他著名的教育论文《大教学论》（ The Great Didactic ）于1657年出版之前，他的思想就已经像病毒一样在17世纪传播开来，迅速传遍了欧洲，而且清教徒在移民过程中将这些思想传播到了美洲殖民地。简而言之，夸美纽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教育“网红”。
1642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通过了一项法规，要求父母教孩子阅读。1647年，该殖民地颁布了第二项法规，其他殖民地之后纷纷效仿该法律，为美国的公共教育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第二项法规名为《老骗子撒旦法案》（Old Deluder Satan Act），是的，你没看错这个名字，这个戏剧般的名字源于清教徒的信仰，他们认为魔鬼不想让人们识字。当时，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立法人员认为要创建一个富有成效的社会，每个社区成员都应该能够阅读和理解圣经以及当地的法律条例，并且他们认为普及义务教育可以抵抗撒旦这个老骗子的恶意。当时这项法案要求任何有50个家庭的社区都需要雇用一名教师，而任何有100个家庭的城镇都需要为该镇的孩子建造一所“文法学校”（虽然实际上这些学校只招收7岁以上的男生），父母或者更大的社区应该承担这些费用。 13 这一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夸美纽斯的教育建议。
然而，不论夸美纽斯的所有创新有多美好，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孩子生命头几年的经历的重要性。所以当时的街灯（或者更确切地说，油灯）还是集中照耀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夸美纽斯不仅忽视了幼教，他还反对它，认为幼教有害。“在大脑开展持续性工作之前，应该正确地稳固大脑发展，这样更安全。孩子的整个颅骨在婴儿时期几乎没有闭合，在孩子五六岁前，他们的大脑还未巩固。”他写道。 14 他这个想法在当时根深蒂固，也流传了下来。
夸美纽斯还有他的追随者认为学校教育应该从孩子六七岁开始，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从发育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发育成熟会在六七岁的时候产生重要变化。发展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都广泛认可这个变化， 15 并称其为“5到7岁的转变”，这个年龄段也标志着，从认知角度来说，孩子可以做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更具包容性、更抽象，并且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有所提高。这种变化明显到身为父母的人都能观察得出来，并非只有科学家才可以看出这些转变。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孩子在5到7岁之间的某个节点会担当更重的责任。当然，如果我们只关注5到7岁期间发生的转变，就会忽略，为了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在孩子5岁前就必须帮助他们去建设他们的大脑。
但这并不是说夸美纽斯认为孩子在6岁之前就不能或不需要学任何东西，相反，他认为母亲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强调母亲，而不是父亲）。但他认为，孩子是否在幼儿时期学习是私事。因此，当夸美纽斯在撰写《大教学论》时，他概述了现代公共教育体系，认为6岁以下孩子的教育是母亲的责任，而6岁以上孩子的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从那以后，历史上，父母就必须自己弄清楚如何在早期成型阶段教导孩子。
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清教徒时代马萨诸塞州的休厄尔家族，他们的故事让我牢记，父母的挣扎和担忧并不是一瞬即逝的。长久以来，父母总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人生起跑点，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也不例外。他是英国人，9岁时移民到美国殖民地，1657年，他开始就读于哈佛大学。他肯定在这里通读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因为这本书是当时的课程必修读本。休厄尔娶了一个富家小姐，成了富裕家庭的一员，后来成了一名回忆录作家和法官。他主张废除奴隶制，并主持了塞勒姆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后来他对此深表后悔）。他和妻子汉娜养育了14个孩子。塞缪尔·休厄尔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着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听到儿子赫尔在18个月大时说了第一个词“苹果”，这让他对孩子的成长深表爱慕和钦佩。可惜的是，赫尔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并在塞缪尔在日记里记录儿子成长的6个月后就去世了。和赫尔一样，塞缪尔·休厄尔还有6个孩子在成年之前就去世了，还有一个胎死腹中，这在当时并不罕见。 16
可以想象，这么多孩子的去世给休厄尔家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样的经历可能也让他们更加尽力地去为幸存下来的孩子们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机会，其一就是把孩子们送到依照《老骗子撒旦法案》建立的当地文法学校上学。塞缪尔对自己同名在世的大儿子小塞缪尔寄予厚望，他希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到哈佛大学求学，之后或许可以当一个牧师。但年轻的小塞缪尔并不适合去哈佛大学读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塞缪尔从8岁开始上文法学校，16岁就逃学了，换成他父亲，16岁的时候早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
我可以想象汉娜和塞缪尔在晚上辗转反侧不成眠的样子。他们中或许一个人靠在床头柜边，点亮的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他们轻声叹气，苦恼不知该拿小塞缪尔怎么办。经过一番商量后，他们决定不再把小塞缪尔送去上学了，而是送他去当书商的学徒。也许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是这样的，但我确实知道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爱和担忧，即使是清教徒也是如此，虽然最近有学者声称我们认为清教徒特别苛刻，这对他们其实是不公平的。 17 （根据我的经验，这只是对父母的误解的其中之一！）我们所知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休厄尔安排小塞缪尔去书商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那儿做学徒，但贩卖书籍这条路也没走通，小塞缪尔几个月后就辞职不做学徒了，任性地得过且过地10年后终于安顿下来做了农民。
当小塞缪尔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时，汉娜和塞缪尔就松了口气吗？但愿有吧。他们是否反省过自己本可以做不同的决定，让儿子有个更好的起点呢？很可能有。我知道塞缪尔·休厄尔改变了他对幸存的二儿子约瑟夫的态度，尤其是他很早就开始了对约瑟夫的教育，比小塞缪尔要早得多。在这方面，休厄尔效仿了他的好朋友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做法，科顿是一位著名的牧师和作家。休厄尔知道，当时马瑟是持坚决反对夸美纽斯批评早期教育的。“不，教育没有开始得太早这一说法，”马瑟说，“Quo semel est imbuta recens servabit odorem，testa diu。” 18 这是拉丁语，意思是“你倒在罐子里的第一种气味会在罐子里留存多年”。
约瑟夫比哥哥小塞缪尔小10岁，他2岁大的时候，休厄尔就把这个精力充沛的二儿子送到了一所“夫人学校”，这些学校官方打着专注学习“4R”——礼节、阅读、算术和宗教的旗号。但实际上，这些夫人很少教书，她们工作劳苦，工资却甚微。例如，沃本镇向当地的沃克夫人（Mrs.Walker）支付10先令作为1年的教学费，但随后扣了7先令的税收，又扣了农产花费和其他费用， 19 这样一来可怜的沃克夫人只剩下了1先令3便士的教学费，尽管她可能还要与一些父母进行物物交换（2块柴火换2周的教学）。
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约瑟夫也算是得到了早教。他在一系列的夫人学校（显然是其中更好的夫人学校）都待过，还在当时备受尊敬的牧师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休厄尔不想约瑟夫“养成散漫的习惯”，因为小塞缪尔就是因为散漫才荒废了学业。 20 10岁的时候，约瑟夫就开始在波士顿的一所著名的拉丁学校学习，特定阶层的男孩会在这里为去哈佛大学做准备。后来18岁时他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他还是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的最优秀毕业生），3年后，他获得了硕士学位。约瑟夫成了他父母梦寐以求的牧师。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以至于后来他拒绝了哈佛大学校长一职，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
乍一看，休厄尔这个自然实验的寓意似乎在于孩子的教育需要从小抓起（这是真的），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去哈佛大学求学，从事父母梦想中的职业（这就不能保证了）。但从中我看到了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那就是在杂乱无章的夫人学校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开始，我们就将最年幼孩子的教育和大脑发育（平心而论，当时也没有人对此有正确的理解）交给了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夫人。时至今日，还是那些低薪、基本未受过培训、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同胞们照顾、教育社会上的众多幼童，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产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她们的劳动是多么重要，但她们既没有得到尊重，也没有得到与幼教重要性相称的薪酬， 21 她们基本上拿的是做保姆的钱。而对于那些连保姆都请不起的家庭来说，他们需要帮助就只能东拿西凑，靠祖父母、哥哥姐姐、其他家庭成员和邻居的帮助来照顾小孩子，而身为父母的他们需要打多份工来付各种账单。
在为人父母和幼年经历这件事上，事情变化越多，它们就越是不变。我第一次见到玛丽亚时，她带着当时才1岁大的利亚姆来TMW，当时她就已经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了，还能在与孩子相处中很快用上我们在培训课上分享的点子。在她和利亚姆的玩耍和对话中，我可以看到她的活力和创造力。当她拿起一本关于小狮子崇普的书时，利亚姆就爬到妈妈的腿上和她一起读书。“狮子大声咆哮起来。”玛丽亚洪亮的声音可以溢满整个礼堂。利亚姆把书从她手中拿走自己看，敏感的玛丽亚意识到她年幼的儿子想要领头读书，就让利亚姆带头读书。于是他一页一页地翻着书，这对小小的手指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玛丽亚拿起另一本叫《10个小手指和10个小脚趾》（ Ten Little Fingers and Ten Little Toes ）的书给他念了一遍。
“一个小宝宝出生在山上，另一个宝宝发着抖打着喷嚏，”她用清唱的声音读着书，“众所周知，这两个宝宝都有10个小手指和10个小脚趾。”
玛丽亚轻轻抓住利亚姆的手指和脚趾，挠他痒痒，帮他将自己的身体和文字联系起来。利亚姆高兴地尖叫起来。玛丽亚和利亚姆一起把注意力转回到崇普上。小利亚姆还想主导读书，自己翻着书，直到故事的结尾。
当利亚姆翻到书的末尾时，玛丽亚说：“你做得真棒！”
利亚姆咕哝着一连串语无伦次的回答，但其中一个词发音很清楚。“棒！”他说，语调中满是自豪。
从记事起，玛丽亚就想从事和小孩子相关的工作。她生长于芝加哥南部及其郊区，她有个大家庭——祖父母结婚60年，养育了13个孩子，儿孙满堂，每个人都非常亲密。玛丽亚称她的表兄弟姐妹为亲兄弟姐妹，她很爱这个大家庭，有个大家庭意味着她小的时候有很多玩伴。后来，当表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她就开始照看这些孩子，因此她也积攒了很多照顾孩子的经验。“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孩，”玛丽亚说，“我一生都在抚养孩子。”她迫不及待地想有自己的孩子，自以为深知如何为人父母。
但事实证明并不然，她的两个孩子利亚姆和莱恩（Lain）就不容易带。“当我有了自己孩子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我以为我已经把如何养育孩子这件事摸得很透了，”她说，“因为我一直在养孩子、一直在照顾孩子。我以为知道怎么做，但没这么简单，养自己的孩子是不同的。”这种醒悟，还有她作为母亲想要学习和成长的欲望就是她加入TMW家访课程的原因。“我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如何和我的儿子相处。”她说。
就像许多父母一样，刚当妈妈的玛丽亚不堪重负，筋疲力尽，但是，她情绪和体力的耗竭主要源于她的工作。当两个儿子都还不到2岁时，玛丽亚就开始在一个保育中心工作，她把两个孩子都送到这里上学。当时，她和孩子父亲的关系走到头了，所以不得不独自养家糊口。幸好，她非常喜欢这份新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她在学前班当老师，当时她注意到一个名叫乔（我这么称呼这个男孩）的小男孩独自坐在角落里玩，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互动。乔患有自闭症，不会说话，但玛丽亚却到他身边坐下，不停地自言自语，好像乔可以和她交谈似的。“我对他视如己出。”她说，她的付出立刻就见效了，“他会发出很细微的声音，会拥抱我，还会试图亲我。”玛丽亚发现自己在和乔这样的孩子打交道的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我注意到那些孩子会自然地跟我亲近。”作为保育中心的助教，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这份工作就像给了她一种使命感一样。“你只需要用一颗特殊的心去对待这类孩子。”她说。
但热情却无法帮她支付账单。玛丽亚只拿着最低工资，还没有任何保险或福利。住在芝加哥这个城市，还是两个男孩的单亲妈妈，她的薪水相当于几个世纪前用柴火换教育的那种水平。“实际上，我是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小孩，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我的收入都花在了支付各种账单上。”比如，公共交通费（因为她没有车）、付房租和买日用品。“除此之外，我没有钱做其他事情。”她说。即使生活很节俭，也无法补足家用，每一天过得都像是打仗一样。玛丽亚经常在思想上挣扎，考虑是否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她脑子里的辩论是这样的：
这些钱不够。
但我热爱这份工作，非常爱这些孩子们。
有时她会想象自己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会怎么样。之前她上了几年大学，学习刑事司法，但她觉得这条路不适合她。然后，受到表妹的启发，她想成为一名殡葬师。她的表妹每防腐处理一具尸体就可以赚900美元。然而照顾婴儿呢，玛丽亚必须工作将近3周才能赚到殡仪员一个下午的收入。（这件事看上去大错特错，为什么社会会花这么多钱来为死者做防腐处理，却花这么少钱来支持生者。）但是，当玛丽亚去表妹工作的地方，近距离观察她的工作时，表妹正对一个头部中弹的十几岁男孩进行防腐处理，看到这个场景，玛丽亚就感到了逝者丧失他们生命潜力的悲剧。她当时就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照料的这些孩子创建一个未来，因为这就是她所热爱的。
但是，当你所爱的工作不足以让你养家糊口时，“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你这辈子就没有一天像是在工作”这句老谚语就站不住脚了。“我的生活只是得过且过，”玛丽亚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说，“好似我就是一个机器人。早上起床，我就做这个做那个。我每天大概睡4个小时，醒来后又重复去做这些事情。”不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回到家，玛丽亚的生活里满是哭闹的婴儿。而且她一直在生病，但是因为她一天假都请不起，所以只能带病上班。她觉得放弃这份工作的话就会让孩子们失望。“我从不花时间照顾自己，”玛丽亚说，“当时我体重下降，压力也很大。感觉自己像是行尸走肉。”她与许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也总是回绝他们出去玩的邀请。她工作上交的朋友也一样，他们的薪水跟她一样低，但还没有孩子，所以不能理解她的肩膀双重负重是什么样的感受。玛丽亚大多数时间会因难过而难过。“我应该高兴，应该享受和我的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也应该享受生活。”但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无休止的需求让她无法享受。一方面，她觉得如果她出门与朋友相聚或离开孩子，自己就不是个好母亲；另一方面，如果她考虑辞去这份工作，那她就不是个好老师。
在塞缪尔·休厄尔和玛丽亚之间间隔的这几个世纪里，我们被街灯的光亮蒙蔽了双眼，一直以狭隘的视野专注于K-12教育，以为这样就可以为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然而与此同时，在最小的这群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处于最盛的形成时期，我们却忽略了他们的成长需求。有时，我们还会惊讶这套系统是行不通的。1957年，当苏联将其人造卫星发射进入地球轨道、开创太空时代时，当时的美国人震惊地意识到我们并不是自认为无可置疑的国际领袖。“突然间，他们就比我们早探索到了外太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教育学家切斯特·芬恩（Chester Finn）在《学校：美国公共教育之说》（ School:The 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中提问道。 22 对每个人来说，最明显的答案就是苏联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此后，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大力推动和提高学校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当时苏联就有广泛的从孩子3岁就开始的幼教，尽管那些担心我们已经落后的人似乎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23
时光飞转至25年后的1983年，一份报告再次震惊了我们，引人注目的是，这份报告再次谴责了美国的教育系统。出于对国家劳动力竞争力的担忧，当时的教育部长安排了一个委员会去评估公共教育的情况，该委员会出的报告《危险中的国家》（ A Nation at Risk ）描述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落后且衰弱的教育系统的惨淡故事。该报告写道：“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曾经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正在被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如果一个不友善的外国势力试图把现有平庸的教育水平强加给美国，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侵略行为。”回顾过去，一些人认为该报告并不是完全公平的，但其的确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明显的结果，那就是我们需要再一次努力改进K-12教育。 2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花费了数几十亿美元，发起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战略，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共同核心国家标准法案》（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力争上游法案》（Race to the Top）、《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等法案。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联邦资金投入，引入了新型测试和问责制指标来筛选、评测老师，扩展了课外活动，缩小了教室规模，推动提高师资质量，建立特许学校，推出教育凭证，改变上课日程安排，推动提高教育教学标准。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所有这些努力依然没有用时，我们甚至通过推广全民学前班扩大了街灯的光亮能照射的范围，希望以此能最终让每个孩子都在4岁前开始上学。学前班本质上是公共教育系统的一个额外年级。截至2021年，在美国的9个州和几大城市（其中包括圣安东尼奥市、纽约市、波特兰市和俄勒冈州）都推行了全民学前班或者近似全民学前班的教育机制。然而，这就是我们都在期盼的灵丹妙药吗？我同意学前班至关重要。由于推广学前班这个活动在两党之间都广受欢迎，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专注推广学前班当然是获胜的权宜之计。
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正如我们在金·诺布尔的研究工作中所见，针对4岁孩子的学前班并不能解决小孩子及其家庭的需求，也不能解决孩子3岁之前就出现的可悲的、如此大的大脑发育差异。
为了缩小这些早期形成差异的差距，加强所有孩子的早期大脑发育，我们现在必须关注的是生命头三年必须做的事，而且我们必须视这个阶段为教育连续性的一部分。
通常只有在减轻贫困影响和解决重大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这个如此关键的时期才会得到一些关注。美国最早的有组织的保育服务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的慈善机构建立了“日托中心”，以照顾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去寻职或工作。 25 后来到了大萧条时期，政府首次介入并资助保育中心，以让父母重返工作岗位（由于深远的经济灾难的影响，大部分家庭都有资格使用保育服务）。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取代去参战的男性，作为《兰哈姆法案》（Lanham Act）的一部分，政府再次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保育中心网络，而且其中大多数的保育中心质量都非常高。当时的妈妈们很中意这些保育中心，希望它们能够继续提供保育服务，但每次危机结束后，政府就不再为保育服务投入资金。 26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这其实是错的。作为一位职业母亲和现代家庭的早期倡导者，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谈到二战后关闭保育中心这一做法时写道：“我们中有些人隐约感觉，对保育中心的需求或许一直存在，但过去我们却忽视了这个需求。” 27 然而，当时大多数的政客都明确表示不赞成政府涉足保育服务这个领域：“最糟糕的母亲都好过最优质的保育服务。”纽约市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在1943年就这么说过。 28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的增长速度与受研究的婴儿的成长速度几乎一样快。其中就有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对依恋理论的研究，还有跟踪调查家庭多年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了高质量育儿的重要性。之后，有少数几位教育心理学家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证明智力可以而且确实会随着孩子的经历而改变。突然之间，人们不可否认的是，从生命的最初几天开始，环境和经历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9
1965年，源于上述这一新认知，再加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前总统发起的反贫困战争，旨在帮助最贫困的孩子为上学做好准备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开创性地在美国启动。[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 Sesame Street ）也是以同样的目的和动机在1969年启动的。]尽管启蒙计划多年来一直都是激烈的政治辩论的主题，对其有效性的报道也褒贬不一，但它具有持久力，也是一个社会不愿抛弃最弱势孩子的充满希望的迹象。 30 [即便如此，2018年，根据儿童保护基金会的数据，只有一半符合条件的3岁和4岁的孩子参加了启蒙计划，而令人震惊的是，后来为婴幼儿（2岁以下儿童）增加的早启计划只普及了8%符合条件的孩子。] 31
虽然启蒙计划的目标人群是贫困孩子，但由于受到广泛的新闻报道，加上当时关于儿童发展知识的新发现，这一切激发了人们对针对所有孩子的幼教课程的兴趣。中产阶级父母认为，如果认知刺激对贫困孩子发展有好处，那对他们的孩子不也有好处吗？ 32 然而，那时并没有资金支持建设任何类型的幼教公共系统。取而代之的是，那时涌现了各类的私人保育服务，其中有些质量很高，有些只是美化了的保姆服务。当然，这些私人保育服务是针对负担得起的父母来说的。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从34%飙升至60%。到2020年，这一比例超过70%。 33 （在全球范围内，尽管有70%的女性都表示希望从事有偿工作，但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较低，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比率徘徊在47%左右。在例如印度和大多数中东国家，这一比例远低于此。） 34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更多的女性从事有偿劳动力工作的话，这种转变就让人们不得不进一步讨论谁来照顾孩子这一问题。然而，许多国家对保育的不作为，与在职母亲（和父亲）所面临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他们在确保有工作的情况下，无法同时做到养育年幼子女需做的所有事情。他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保育服务和幼教，去填补他们自己对孩子的爱和养育。
随着我们对早期大脑发育知识的不断加深，满足父母需求的必要性只会扩大。在之后的每十年中，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在生命前几年刺激大脑发育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神经科学知识激增，国会和总统宣布了“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倡议（从1990至1999年），幼教的重要性这一认知在这时已经渗透到社会底层。现在人们的理解是，准备好上学的孩子也准备好了生活。再加上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21世纪初发表的文献，他的工作成果展示了优质幼教课程能为社会赢来的投资回报。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优质幼教不仅有益于孩子，对整个社会也大有裨益。
相较美国，其他国家在处理孩子入学准备这一关键工作方面做得要好很多。2020年，为15岁孩子展开阅读和数学国际测试项目的经合组织发布了一项针对年幼孩子的初步研究，这项研究在美国、英国和爱沙尼亚测试了5岁孩子的入学准备情况。然而，美国孩子在初步阅读能力和初步计算能力方面都排在最后。 35
在读了这项早教研究后，我很好奇那些经常在国际测试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国家是如何处理幼儿发展的。芬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尽管近年来其测试分数略有下降，但其教育体系令许多其他国家都很羡慕，它也是许多学术分析的对象，新闻也热烈报道其教育体系的成功故事。芬兰的大多数学生都成绩优秀，其教育系统也非常公平。
然而，芬兰的教育系统并非一直如此。1950年，当时芬兰的学校教育还很平庸，只有住在大城镇的孩子才上得起初中或高中，大多数年轻人在只接受了六七年的正规教育后就辍学了。当时芬兰的识字率很低，人们接受的职业和技术教育甚至也是有限的。那么发生了什么转变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个政治派别的芬兰人都围绕着“为每个孩子建立一所优秀的公立学校”这一想法团结起来，并且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过，他们称之为“芬兰梦”。除此之外，他们断定实现这一梦想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学队伍，去培养一支训练有素、报酬丰厚、受人尊敬的师资队伍。在芬兰教育系统转型的这20年间，教师们不仅得到了尊重，还获得了权威。 36
芬兰人不仅改变了对学校的态度，还改变了对幼教的态度。事实上，得知芬兰的孩子们要到7岁才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我十分惊讶。一些人认为，这一事实表明早于7岁的教育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芬兰，到孩子上学时，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参加了数年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课程（ECEC）。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是一个质量很高，价格非常亲民的保育系统。而且，为确保所有孩子都能做好上学的准备，国家规定所有孩子至少需要参加一年的早期教育。 37
甚至在这之前，芬兰政府就帮父母为孩子的大脑发育奠定基础。芬兰父母有优厚的带薪产假，这就覆盖了孩子生命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然后，当孩子长大到大约9或10个月大时，父母就可以选择公共或私人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课程，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在家带孩子，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将获得津贴来支持他们所做的选择，津贴会持续发放到他们孩子中最小的孩子满3岁为止。
如果让我猜的话，我会说芬兰成功的秘诀其中至少一个就藏在大家眼皮底下。他们的幼教课程的名字就表达了其中的意思：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观念，那就是保育是保姆的工作，而教育是学校的工作，两者永远不相干。换句话说，正式的教育和非正式的保育存在着严格的区别。然而，芬兰人没有把“保育”和“教育”区分开来。事实上，他们对这个一体计划的昵称是“教保”，这一模式也被美国的早启计划等幼教组织所采用，并且这个词在描述幼儿发展的问题上一针见血。
想想看，当我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推着婴儿车带他们出去散步，我常常指给他们看我观察到的鸟儿、开过的公共汽车，还有邻居遛的大黄狗。我相信大多数父母都会做类似的事情，至少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都会这么做。那么，这是保育还是教育？其实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休厄尔一家可以时间旅行，他们会如何看待“教保”这一做法呢？我想，他们会相信任何享受这个课程的孩子，都会为上文法学校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也会很高兴将自己孩子送去参加这样的课程。
而当我向玛丽亚描述芬兰的教育体系时，她就断然地说：“我们应该搬到芬兰去。”幸运的是，她不必这样做，因为她已找到一份更好的幼教工作。有一年的时间，玛丽亚挣扎着在养育孩子和在保育中心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过得如此辛苦，工作这么努力，就为了养家糊口，于是，她在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并让玛丽亚和孩子们一起搬进来。住在新房子里，玛丽亚有了呼吸的空间，在这里她可以重新调整自己，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专注在她喜欢的这个领域里，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
她在新的社区里发现了一个新开设的保育中心。费利西亚是一名退休警察，她觉得退休生活很是无聊，就开设了这家保育中心。费利西亚聘请玛丽亚做其助手，玛丽亚也很爱这份新工作。费利西亚井井有条，对她的员工要求很高，同时也给他们丰厚的报酬和福利，其中就包括给他们上保险。她的要求苛刻但是务实，她培养员工们，并帮助他们弄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进一步。据玛丽亚的描述，费利西亚会说：“如果你不想当助手，那‘好吧，那你想做什么？想当老师吗？那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才可以做老师。你想涨工资？那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才可以涨工资’。”对玛丽亚来说，这份新工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她也很珍视这份经历。“我的老板欣赏我，能看到我的潜力。”她说。
费利西亚管理业务的方式也突显了什么是可能的。但鉴于像费利西亚这样的人不多，我们无法指望他们，所以社会必须介入去帮助这群最年轻公民的教育。社会应该为其所重视的东西买单。如果我们重视孩子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像对待其他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和公务员一样对待幼教工作人员，而不是像对待玛丽亚那样，强迫他们靠残羹冷炙过生活。
如果我们真的想找到这把能改变孩子教育、经济和职业命运的钥匙，我们就必须凝视K-12教育的街灯下照射不到的阴影。我们在这个阴影里可以看到的答案是，学习始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经历和之后的经历同样重要，如果我们不把精力集中在孩子生命的头几年上，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许多人很难看到这个事实，因为孩子出生最初几年，成人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看起来不像“学校教育”。它本来也不应该像学校教育。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不适合坐在课桌前做练习题，不论是身体上还是认知上，他们都还未为此做好准备。但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成人给他们的爱护和饶有趣味的对话，他们已经准备好与周遭的世界互动，而且他们必须有源源不断的与外界互动的机会。
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让所有的孩子过上让他们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将早期的大脑发育作为前进的新北极星。而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的真正钥匙。
当我们把健康的大脑发育当作目标时，我们的观点就会随之改变，突然间，从出生到3岁之间的经历自然而然看起来就像是教育连续性的一部分。当我们把健康的大脑发育当作目标时，我们便消除了保育和教育之间存在的错误界定，我们能明白，在构建大脑结构的关键时期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把健康的大脑发育当作目标时，我们认为所有的成年人，包括父母、家人、朋友、保姆和保育员，在孩子生命的前三年都是大脑的建筑师。而作为社会这个整体，我们将致力于支持那些早教大脑建筑师。
北极星并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最亮的是天狼星。北极星排在第48。但是，数千年来，它一直是指引旅行者的那颗星。有时，你必须透过最亮的那条光线，才能看到正确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