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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企业的活力要素——独特的领导群体——管理层的兴起——西方世界与管理层的利害关系
管理者（manager）在各个企业都是那个富有活力并为企业赋予生命的要素。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资源”就始终是资源，永远不会变成生产成果。最重要的是，在竞争性的经济体当中，管理者的素质和绩效决定企业的成功，甚至决定企业的生存。这是因为，在竞争性的经济体当中，管理者的素质和绩效是企业唯一可能拥有并发挥作用的优势。
管理者还是工业社会里一个独特的领导群体。我们不再讲“资方”和“劳方”，而是讲“管理方”和“劳方”。“资方责任”连同“资方权利”等字眼已从我们的词汇里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我们听到的是“管理层责任”和“管理层特权”（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语）。我们正在建立完整而独特的“管理教育”体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2年组阁时，就有意组建一个“管理型政府”。
管理层（management）
成为一个必不可少而又独特的领导团体是社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就算有过先例，也很少有哪个起基础作用的团体或新的领导群体，其勃兴的速度像管理层从世纪之交以来的发展这么快。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新的团体，其变得不可或缺的速度这么快；更少有哪个新的团体，在诞生时遭遇的阻力这么小，遭遇的干扰和争议这么少。
可能只要文明继续存在，管理层就会是一个起基础作用和占主导地位的团体。这是因为，管理层不仅根植于现代工业体系的性质，也根植于现代企业的种种需要——现代工业体系必须把包括人和物在内的生产性资源托付给现代企业。管理层还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信念。它体现了通过系统地组织经济资源，人类有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信念，也体现了经济变化可以被改造为提升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正义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的信念，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250年前夸张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某人能使之前只长一片草叶的地方长出两片草叶，他对人类的贡献就大过任何使用脑力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
认为物质既可以也应该用来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信念，不是被大家长久以来称为“物质主义”的那个异端邪说的翻版。实际上，这个信念不符合大家历来所理解的物质主义。它是一种崭新的、完全现代和完全西方的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之前以及在它以外的地方，资源被认为是人类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是人类控制环境所面临的约束，而不是人类控制大自然的机会和工具。资源一直被认为是上天的恩赐，是不可改变的。实际上，除了现代西方社会以外，几乎其他所有的社会都认为经济变化既危害个人，又危害社会，因此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持经济不可改变。
因此，管理层作为专门让资源富有产出的社会器官，也就是作为承担有组织地促进经济发展这项责任的社会器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事实上，管理层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产生以后，就发展得这般迅速，遭遇的阻力这么小。
管理层的能力、正直和绩效，在未来数十年里对美国和西方世界都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管理层面对的要求，也会持续而快速地提高。
看不到头的“冷战”不但给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有可能担负得起），它还要求美国有能力在满足国家军事需要的同时不断发展和平经济。实际上，它要求整个美国经济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在和平生产和军工生产之间几乎即时切换。这个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生存，而这首先是对企业管理层的能力要求，特别是对大企业管理层的能力要求。
美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这让管理层绩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让管理层更难取得足够好的绩效。位居领先地位以后，只有一条路是容易走的，那就是下坡。保持领先地位，相比追赶总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需要使用更多的技能。换句话说，将来回首时会发现，1950年的美国很有可能就好比1880年的英国，存在由于缺乏远见和不够努力而注定走向衰退的危险。有证据表明，现时的美国已经出现守成而不是继续向前的倾向；很多行业的资本设备都已老旧；生产率只在少数几个新兴行业快速提升，而在很多其他行业就算没有下降，也已是停滞不前。只有管理层拥有出色的能力，绩效也持续改善，才能让我们不断进步，才能防止我们变得自得、自满和懒散。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管理层承担的功能更加具有决定性，面临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欧洲的经济能否恢复繁荣，首先取决于各个企业管理层的绩效。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以西方国家模式发展经济，还是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迅速培养出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管理层。毋庸置疑，整个西方世界都与管理层的能力、技能和责任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