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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宗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现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定期更新。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围绕股东价值和社会责任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自80年代以来，可持续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并影响了学术讨论，特别是在管理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21世纪初，可持续问题通过开明股东价值理论等观点进入金融领域，企业宗旨呈现出股东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整合趋势。与此同时，企业可持续实践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宗旨的新发展，包括对企业宗旨内涵、功能作用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新审视，企业可持续与企业宗旨正在深刻融合。本部分将对企业宗旨的争论及其演化过程展开详细讨论。
在20世纪初的商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企业宗旨关于股东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1917年道奇兄弟诉亨利·福特一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尽管该案最终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终，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宗旨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学术界针对企业宗旨的困境也展开了激烈论战，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兴起并迅速占据上风。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展开了一场“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的论战。Berle（1931）认为，企业管理者是受股东委托、唯股东利益是从的股东权益受托人，因此只需要关注股东的经济权益而无须他顾。Dodd（1932）则认为，企业既受托于股东，也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含义就包括雇员、消费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所以企业理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这场论战持续20多年后，Berle从最初的反对履行社会责任到转而支持Dodd的观点，并转而成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助推者。20世纪60年代，Berle与Manne关于现代公司功能是否应该包括承担社会责任这项职能展开了争论。这场论战的结果是，Manne也从最初的全盘否定变成后来的有条件支持。经过多次论战，企业宗旨开始从最大化股东财富，转向通过平衡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员工、供应商和当地社区以及股东的要求来确保企业的稳定和增长（Holmstrom & Kaplan，2003）。
随后，这一局势被股东价值理论的提出和短暂繁荣打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股东理论（Shareholder Theory）的概念，认为企业的唯一责任是对股东负责，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有责任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Friedman，1962）。1970年，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极少情况比公司主管人员除了为股东尽量赚钱之外应承担社会责任，更能彻底破坏自由社会本身的基础”“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Friedman，1970）。尽管如此，弗里德曼认识到，公司的长期利益可能导致一家在小社区中担任大雇主的公司投入资源为该社区提供便利。在他看来，这可能更容易吸引理想的雇员，可以减少工资账单或减少盗窃或破坏造成的损失，或产生其他有价值的影响。然而，他不认为这是社会责任的一个例子，因为有关行为是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弗里德曼看来，社会责任意味着追求利益与企业利益相冲突。他承认，在公司管理中可以考虑利益相关者，但仅限于这将促进公司利益的程度。
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攻击和批判，并在随后几年中得到了成功发展。研究者们将股价与公司利润、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提出股价就是公司未来利润折现值的观点，也认为解雇生产率低的员工，或者在公司利润率下降时裁员，对于一个重视股东利益的企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其在公司实践中的传播主要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通用电气的传奇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发展到了极致，他在任职期间通过裁员和重组使得公司股价上涨了30倍，创造了企业经营的神话。
然而，关于企业宗旨的争论朝着与弗里德曼所倡导的不同的方向发展。20世纪末开始，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增，股东价值理论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在弗里德曼的《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论文发表三十年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议程上空前突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以对抗以股东为中心的公司主导理论。1984年，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Freeman，1984）。弗里曼认为，目前人们理解商业环境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可能影响或受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广泛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家认为，与经济理论中的传统假设相反，价值观和伦理问题必须与经济现实一起讨论和处理。他们批评将商业决策与伦理决策分开，建议将这两种类型的决策结合起来，并承认管理者对它们的伦理责任。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学者也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更好地明确和实施他们的概念。事实上，利益相关者的战略管理方法要求放弃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公司的唯一目的的想法，并在定义企业宗旨时考虑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实践中，随着人类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发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不仅成为各国社会治理和核心企业监管的实践做法，也是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并在全球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力量，积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等亟待解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和效果的优越性，开始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为企业宗旨争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股东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提供了管理方法，形成了开明股东价值观、共享价值观和股东福利观等一系列代表性观点。
21世纪初，可持续问题通过开明股东价值理论等观点进入金融领域。Jensen（2010）指出，从逻辑上讲，企业不可能同时在多个维度上最大化。例如，告诉经理最大化当前的利润、市场份额、未来的利润增长以及其他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将使经理无法做出合理的决定。实际上，它使经理没有目标。因此，公司应该具体说明各个维度之间的权衡，然后确定一个“目标函数”，明确决策对公司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最大化公司的总市场价值，即股权、债务和任何其他市场价值的总和，将解决多个目标之间的权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应该关注其所有重要支持者，这与价值最大化完全一致，但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没有关于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的概念规范，使董事会和高管没有解决问题的原则标准。鉴于此，Jensen（2010）提出，开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导公司经理和董事更普遍和创造性地思考组织如何对待公司的所有支持者。价值标准可用于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如果公司要生存和蓬勃发展，任何受众都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开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包括衡量和评估公司管理其与所有重要支持者的关系的过程和审计，同时规定公司的目标功能是使公司长期市场总价值最大化。
几乎与此同时，Porter and Kramer（2011）将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两个概念合并为“共享价值”。这一新概念是指通过解决社会需求和挑战来创造经济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的旧观点中，商业通过产生盈余来为社会做出贡献，盈余支持就业、工资、购买、投资和税收。公司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社会问题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然而，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社会利益（外部性）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内部成本，通过“重新认识社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交集”来创造共享价值。例如，产品过度包装和温室气体问题不仅会对环境造成负担，而且对企业也造成负担。一方面，处理商店使用的塑料的创新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垃圾填埋场处置成本；另一方面，尽量减少污染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增加商业成本，因为环境绩效的重大改善往往可以通过名义增量成本获得更好的技术来实现。因此，公司的宗旨应该根据共享价值而不仅仅是利润来重新定义，包括提高公司竞争力的政策和运营实践，同时改善其经营所在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股东价值与社会价值整合的另一代表性观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提出的股东福利观。Hart and Zingales（2017）认为，公司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福利水平，其中包括他们对道德问题的关注，而不仅仅是股东价值。这一理论的前提观点是，公司的终极股东是普通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不仅仅是钱，还包括有道德和社会问题。因此，可以假设他们希望投资的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即考虑社会因素，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内化外部性。股东福利不能被假定等于市场价值，因为它也包括道德问题，企业也应该处理这些问题。基于股东福利观，对于投资者之间就公司应该追求的目标（金钱除外）达成共识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董事可以就一些基本选择对其成员进行民意调查，然后做出相应决定。
尽管上述理论观点将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宗旨和经营决策的考量范围，但仍然聚焦于企业经营的战略选择，争论和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短期财务报表最优为目标，还是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重，其根本立场仍然以股东利益为终极目标。例如，Jensen（2010）认为，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公司都最大化企业总价值时，社会福利就会最大化，企业价值只是这一系列利益的长期市场价值。类似地，共享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和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价值原则来解决，即通过计算相对于成本的收益。而股东福利观则是将股东利益从经济价值延伸至道德需求层面，并且当股东的社会偏好足够异质时，市场价值最大化将作为次优目标。但是，如果企业过分重视股东的选择，就无法逃脱“指标陷阱”，也就是唯关键绩效指标（KPI）导向，这就使得股东至上原则从微观层面集结为宏观层面，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收入不平等甚至全球环境恶化等后果。
近年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作为社会一员，企业既是人类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受害者，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会将企业纳入其中，并分析企业的作用和影响。实践的新进展影响了关于企业宗旨的学术讨论，推动了企业宗旨的新发展，包括对企业宗旨内涵、功能作用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新审视。
1．关于“企业宗旨与利润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相比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近期关于企业宗旨的观点更为激进。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满足于长期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企业可持续研究者则将其归于实现公司目标（Mayer，2018）。因此，当公司章程中宣布公司宗旨时，股东财富不一定最大化。企业的宗旨应该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不再是最终目标，而是作为创造价值的副产品出现……投资者不需要从利益相关者那里拿走，利益相关者也不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投资者的侵害”（Edmans，2020）。它们平衡和整合了作为商业活动基础资本的六个组成部分：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围绕企业宗旨与利润的关系，研究者基于不同领域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观点。Mayer（2018）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提出，成功的公司必须有明确的宗旨、稳定和支持性的所有权，以及董事会和董事的责任，并将其定义为“开明的公司”。公司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盈利，其目的是为人类和地球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产生利润，但利润本身并不是公司的目的。Edmans使用“蛋糕经济学”一词来解释“一种仅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来创造利润的商业方法”。这与传统的通过慈善捐赠来实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不同，“蛋糕经济学”确保核心业务的主要使命是服务社会。负责任的企业不是要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蛋糕（例如，牺牲利润以减少碳排放），而是要通过创新和在自己的业务中表现出色来做大蛋糕。企业不能为社会服务，通常不是因为给投资者太多，而是因为坚持现状而未能做大蛋糕。以沃尔玛为例，在因性别歧视、雇用非法移民、童工等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之后，沃尔玛不顾一些股东的反对，决定对企业责任采取强硬立场，坚定地推行可持续商业计划。由于实施可持续商业计划，该公司惊讶地发现节约能源使其获得了大量资金：到2017年，沃尔玛已经实现了将运输车队效率提高一倍的目标，每年节省超过10亿美元的运输成本，约占净收入的4%（Henderson，2020）。
2．关于可持续性企业宗旨的功能作用
研究发现，企业宗旨是组织真正的差异化因素，根据从400多家大型组织的大约50万名员工那里收集的数据，宗旨驱动的公司——那些在目标清晰度指标上得分很高的公司——的表现要比竞争对手好得多（风险调整后股票回报率每年约为6%）（Serafeim，2022）。原因包括：一是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可以使用可持续性因素作为业务驱动力，激励更多的创新并为产品和服务的决策提供信息，例如客户看到了同样的信号，并希望与这些公司开展业务或购买它们的产品，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二是关心这些问题的公司激励了关心并愿意投入更多和更努力工作的员工。对于个体来说，全力以赴完成工作的使命和目的往往成本更高：但当员工为自己每天的贡献感到自豪时，他们的回报要高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以反映人们希望公司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愿望。大量商业案例表明，许多企业关注的远不止利润，而是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不平等，拯救气候和消除贫困。调查发现，驱动企业可持续性宗旨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希望每天早上醒来都相信他们正在为世界做好事，为他人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让自己致富。因此，可持续性宗旨采取的企业行为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不相同，它们加紧提供公共产品，并发挥社会作用以产生积极的结果。
3．关于企业宗旨的实现方式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宗旨治理”的治理理念正在兴起。这一理念赋予董事会定义和实施公司宗旨以及监督全体成员对公司宗旨承诺的职责，董事在追求长期利益时，会平衡股东的利益与债权人、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利益。公司的客户应包括其所有消费者、社区和公民等。通过这种方式，公司治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创业、创新和价值创造，还可能导致股东价值增加。这一观点是对股东价值理论中管理层在追求公司利润，特别是短期利润方面过度行为的重要批判。宗旨治理理论中，企业宗旨应该由契约定义，这源于其成员对公司的信任；应改革公司法，以取代监管，重新界定公司宗旨，避免将其等同于追求利润；主要依靠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作为对公司宗旨承诺的基础手段，而非监管。建议在公司章程中具体说明公司宗旨或目的。例如，法国最近采用了这一解决方案，要求在相关章程中定义其存在的理由。
基于组织战略视角，共享价值的战略管理理念为企业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和商业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大量的商业实践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企业可以开拓成功的新业务，降低成本，并确保其供应链的长期可持续性，同时增加对其产品的需求（Henderson，2020）。这与Porter and Kramer（2011）提出的共享价值观一致。对此，研究提出实现共享价值的战略路径：通过重新构思产品和市场、重新定义价值链中的生产力、建立支持性产业集群或组织变革等方式创造社会价值，从而实现经济价值。
基于可持续性视角，“宗旨+利润”的可持续价值理念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从业者的青睐。从根本上说，宗旨+利润模式关乎企业家、年轻一代、专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为其服务，使之在社会影响范围内运作，从为劳动力和当地社区服务到解决环境、不平等和其他全球问题。企业透明度和披露是公司传达其可持续宗旨和努力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公司发布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或综合报告。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不到20家公司发布企业ESG报告。2020年S & P的500家企业中，86%发布ESG报告；2022年KPMG统计，全球最大的250家企业中，96%发布ESG报告；各国最大的100家企业中（5200家），71%报告实质性ESG议题。Serafeim（2022）主张通过以ESG为中心的举措提高资本回报率，并针对组织如何从其ESG工作中创造真正的价值和影响描述了一种五管齐下的方法，让公司更好地管理和治理分配给ESG问题的资源：将ESG视为战略而不是合规性，在整个组织中建立ESG问责制，确定企业目标并围绕它建立文化，将ESG责任赋予核心业务领导者，使用影响力加权会计指标（Impact Weighted Accounting）来做出更好的决策并吸引一致的投资者。
本质上，企业可持续宗旨的实现是一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驱动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完成从顶层设计的制度规范到各项战略性措施落地的完整闭环。具体包括：①法律准则：通过公司法将宗旨置于公司的核心地位，要求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董事陈述其宗旨并表明对这些宗旨的承诺。②监管准则：通过监管约束执行重要公共职能的公司负责人在参与公众利益方面承担特别高的义务。③所有权准则：强化股东对公司宗旨的承诺及其获得财务利益的权利。④治理准则：建立董事会治理机制，确定一套与董事会目的相一致的价值观，并确保这些价值观嵌入他们的公司文化中，以促进公司宗旨的实现。⑤衡量准则：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指标，评估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与人和自然有关的共同最低可持续发展行为标准，从而确定与企业宗旨最相关的指标，并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来对照这些指标对员工进行评估和奖励。⑥绩效准则：以公司宗旨的实现程度来衡量，利润应扣除实现宗旨的成本。⑦融资准则：允许公司为其宗旨提供更多的长期投入。⑧投资准则：企业投资应与有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机构合作。
